秦二世 北大校长胡适为何被斥为“秦二世”

肖东发等著《文体:从史静大学堂到老北大学》

胡适

胡适，原名弘治、四硕，安徽绩溪人，考取美国留学后改名。1891年生于上海。

胡适早年就读于上海的梅溪派、成中派，最初接触西方思想文化，受梁启超、严复思想影响较大。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信奉进化论，参与《竞争旬报》编辑工作。1910年考入清华大学，为第二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办理公务费用。他先是进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转入文理学院学习哲学。1915年，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师从哲学家杜威。他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终生遵循。

胡适于1917年获得博士学位，并以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回到中国，直到1948年12月。在过去的31年里，胡适在北京大学任教18年，期间还担任过上海学院院长和中国驻美国大使。他于1962年在台北因病去世。

胡适对北大有着强烈的感情。1929年1月，他第一次离开北大三年后，写下了白话诗《三年不见》，这是胡适先生与北大感情的真实写照。

毕生从事教育救国是胡适早年的志向。他在1916年写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认为今天建设国家的道路首先在树人是恰当的；培养人的方法在于教育。胡适最近没有奢望，但回到中国后，可以苦着嘴，秃着笔从事社会教育，以为百年育人之计也不过如此。”

接受胡适的是北京大学，胡适决心以培养人的方式为己任。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是陈独秀先生。早在1917年，还在美国读书的胡适先生就多次为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杂志投稿。其中有他的名篇《论文学的改良》，宣扬胡适的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思想，使他成为当时国内外著名的“文学革命”倡导者。后来，陈独秀写信给胡适，邀请他回国后到北京大学工作。信中说:“蔡裕民先生接任北京总经理一职，力劝哥哥当文科学长，哥哥世世代代推荐他的第一步。这时，没有人在那里，他的兄弟暂时缺乏。闵先生希望尽快回国，也就是不想当学长。学校的哲学和文学教授在选举中缺乏，他们也可以在这里任职。”

1917年7月，不满26岁的胡适回国，进入北京大学。胡适在北京大学的18年间，只担任过两年北京大学校长。但是，无论是对蔡元培先生还是对蒋梦麟先生，胡适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辅助作用。所以有人说，从贡献上来说，胡适对北大的不当贡献比他当校长时要大得多。

在北京大学的第一年，胡适担任了中国古代哲学史、西方哲学、英语研究和英语修辞学的讲师。第二年，他选修了中国名学、中国小说等多门课程，并开设了大量讲座。这种学科如此繁多、任务如此繁重的跨学科教学，让北大的同仁们佩服不已，甚至让一些老校的人目瞪口呆。胡适很快成为北大独一无二、不可多得的教学力量。

胡适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他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写反封建文章，宣传个人自由，宣传民主科学。他的诗集《试集》是新文学中第一部白话诗集，他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此外，他还积极协助蔡元培先生改革北京大学的管理体制和教学体制，先后担任哲学研究所所长、英语教授协会、英语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组织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预算委员会聘任委员、出版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评审员等职务。

在此期间，胡适在学术研究上也给北京大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对中国古典小说史的考证与整理，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23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创办的《国学季刊》，提拔胡适先生为编委主任。该刊采用横向版面和英文摘要，是中国杂志史上的创举。

五四时期，胡适与李大钊就“问题与主义”进行了艰难的论争；他还陪同来中国讲学的杜威先生，担任杜威的翻译两年多；与张君劢的“科学与形而上学之争”是当时“科学学派”丁文江的背景。五四运动后，蔡元培先生辞职南下，胡适先生也站在学生一边。陈独秀被捕后，还接手《每周评论》，从舆论上支持学生运动。

正是因为胡适先生在北大极其活跃，才成为校内外保守势力攻击的对象。林琴南斥其为蔡元培身边的“秦二世”，黄侃则讥讽其为蔡元培身边的“黄蝶”。

从1922年12月开始，胡适因病休假一年，之后大多专注于照顾自己的病情和自己的研究。1925年离开北京大学，1926年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1930年5月，胡适因在《新月》中批判国民党而被官方组织包围，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举家迁回北平。他于11月进入北京大学。

胡适进北大时，胡适的朋友蒋梦麟担任代理校长，年底成为校长。因此，胡适一回到学校，就被任命为文理学院院长兼教育系主任。他们面对的是被军阀政府摧残的、失去生机的北大。于是胡适先生辅佐蒋梦麟校长，开始了复兴北大的艰辛历程。蒋梦麟曾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处于多事之秋。我的员工是孟真，什么都适合，两个人都是做生意的。他们代表北京大学邀请了许多中国著名的教授。北伐成功后北大的复兴，他们两个都贡献太大了。”

蒋梦麟上任后，将文理三科改为三院。胡适推荐并邀请了孟森、钱穆、马叙伦、唐永同、魏、俞平伯、梁实秋、闻一多等文科教授，还邀请了丁文江、饶毓泰、等理科教授。当时北大教授队伍在空之前就壮大了，人才很多。同时，在蔡元培先生的帮助下，在胡适先生等人的积极努力下，1930年至1935年间，北京大学与中国教育基金会的“特别合作基金”得到了推广，为北京大学提供了100多万元的资金。有了这笔资金，新的图书馆、地质楼、宿舍楼、实验室相继建成，图书、仪器设备等各种教学科研设施得到极大改善。从此，北京大学走上了振兴之路。陶希圣回忆说:“北京大学在北平的八所国立学校中排名第一。蒋梦麟校长的冷静和胡适校长的智慧相结合，使北大发挥了主导作用。”

繁忙的教务并没有让胡适先生放弃教学。在此期间，他讲授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纲要、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等课程，还举办了一些大型讲座。

然而，就在蒋虎夫妇为振兴北大不懈努力之际，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被迫南移。胡适复职为中国驻美大使，第二次离开北京大学。

抗战胜利后，胡适第三次回到北京大学。1946年8月，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此时的北京大学是一所近4000门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分为文、理、法、农、医六院。胡适一上任，就任命了各医院的院长、总经理、教务长，誓要把北京大学办成一所具有国际地位的大学。他积极谋划在北京大学建设国家原子物理研究中心，也为中国高等教育描绘了宏伟蓝图。

然而，此时中国的现状已经非常动荡，老师们生活得非常艰苦，学校的资金根本没有着落。胡适的许多思想最终都变成了空思想。“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胡适进退两难。1948年12月中旬，胡适带着几份正在校勘的《水镜准》手稿和他珍贵的16年《甲戌红墨石赏石》登上了南京派来的飞机。

临行前，他给唐永同、郑天挺留了张条子，说:“今天上午和下午几封政府的电报，要我南下。我毫无准备地离开了。一切都得由你的几个同事来维护。虽然我在远方，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北京大学。”这一天距离北京大学建校50周年和胡适先生47岁生日只有两天。

1962年2月，胡适先生因病在台北逝世。他生前立下了英文遗嘱，离开北大时移交并遗赠了北大图书馆保存的102箱图书文献。他去世时，灵柩上盖着北大校旗，这一切都表达了胡适先生对北大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