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 揭秘：“四人帮”中陈伯达的命运最令人叹息

然而，在被判刑的人中，最令人唏嘘的是陈伯达，他不是张春桥，也不是姚。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后，他加入了共产党。他为此感到自豪。他经常告诉我们这些，虽然很简单。

对“四人帮”的审判

陈伯达是一个非常聪明和有才华的人。他给我的印象是天赋比学习好，学习比美德好，美德被摧毁。

不知道为什么威望一落千丈

陈伯达带着文章上天，做了几天共产党第四人。可是他是怎么从九霄云外掉到地上，摔得粉碎的呢？

陈伯达不是政治家。他不想当政治家。当一个政治家，他必须四处走动和说话。他不擅长这些事情。他很难在五分钟内发表正式演讲。在延安，我觉得他只想当一个政论家。他只想要他的一篇文章出来，得到全党全国的关注，他很满意。他一生的文章，没有离开最高领导，都是奉命写的。他写了这部时尚作品，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他去人民日报，可以当场写《扫尽鬼魅》。

“扫黑除恶”是“文革”第一个无法无天的紧急总动员令。口号是一颗炸毁整个国家的原子弹。谁不惊讶？历史证明，这篇文章一出来，陈伯达的历史角色其实就完了。这个扫地的对象其实也包括他。他的作用达到了顶峰，因为“扫荡各种鬼神”之后，就没有什么可以再扫荡的了。

所以，不是1971年庐山会议批评他之后，他就无所谓了，而是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他其实无所谓了。不仅如此，这篇文章发表后，他的活动成为他犯罪的材料，说他在为林彪服务，这破坏了毛主席的威望，给他的头上加了很多罪名。“文化大革命”时，江青在那里指挥，陈伯达根本做不到这些事。只有江青敢对右边的陈佐、老夫子说老夫子。事实上，他是讽刺和鄙视的，说他除了写几篇文章之外一无是处。

从此，陈伯达遭到失败和批判，成为林彪集团和反革命的领导人之一。

陈伯达受到延安年轻人的尊敬。但入城不久，就突然成了一些人讥讽的对象。1951年5月初，第一次全国宣传大会召开，随后是、于光远、、王、王惠德。我非常了解这些人。这些人还有一个特点，他们说话都比较随便。陈伯达在台上讲了二三十分钟，但我知道王是第一个进攻的。王的发言相当犀利。他说，哦，哦，看看这个家伙，他来了，他来了。其他几个人也跟着挖苦。当时我觉得他的威信一落千丈。对待他的不是少数人，而是宣传部那么多主任把他当笑话。

除了于光远，他在延安的时候，大家都很尊重他，但是到了1951年，他就挖苦人了。我不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现在于光远还在，没有其他人活着。

我和陈伯达的关系

我和陈伯达关系不大。我有一点直接的私人关系。1941年夏，整风运动开始前，他似乎没有什么固定的立场，即以重量级知识分子的身份生活在延安。据说他曾经是中央党校中国研究室主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是个幌子。他不太关心这些事情。他一辈子在哪个单位负责，就是个甩手掌柜。

1939年或1940年，延安组织了很多研究所，都是由上面发起的，比如首都研究所、哲学研究所、马列研究所，而且很多。我是马列学院派来参加两个研究会的，一个是以陈伯达为首的三民主义研究会，一个是以王明为首的马列主义研究会。我在三民主义研究会听陈伯达讲东西。我们知道什么？听他的。

延安时期，自1941年夏起，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我是下面的研究员，在经济组。陈伯达对我们的影响是“个人讲座”。晚上，晚饭后，我们拿着凳子去他的山洞听他的漫谈。

陈伯达住在一个山洞里，里面有一个小炕。他躺在炕上。我们20多岁，他40多岁。他是个老前辈，又胖又矮又随便。这个洞穴最多能容纳十多人。如果挤不进去，我们就听他在外面玩。他吹遍了天空和地下的一切。有时候，他会讲一些毛泽东和他谈过的事情。在延安，毛泽东山洞里的客人是谁？可能只有一个人可以在业务之外随便聊聊，那就是陈伯达。我不知道还有第二个。和朱德谈了生意，陈伯达没有谈生意，和陈伯达去听毛聊天了。毛也需要消遣，他也需要有人聊天。陈伯达是一个忙碌的读者和活泼的思想家，所以他有时被要求去。陈伯达告诉我们，毛主席说曾国藩的信是好东西，应该读。过去共产党骂曾国藩，读你的曾国藩书？陈伯达还说，曾国藩的信文笔很美，内容很实用，读起来没有坏处。一般的马列主义者，不仅仅是我们的年轻人，还有四十多岁入党十几二十年的人，普遍抹杀中国文化，更骂曾国藩。陈伯达曾说，毛主席提出要“自然革命”。他说毛主席的意见很好。不可能完全强迫革命。有些事情需要等待。自然很容易等它变成革命性的。

总的来说，陈伯达在延安的时候，政治地位不是很高，当时连中央委员都算不上，但是威望比延安所有知识分子都高，远远高于周扬。当时延安党内外大概有几百个知识分子。

陈伯达在延安整风中的特殊重要性

延安整风要从1941年毛主席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开始。1942年前后，陈伯达写了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对树立毛泽东的崇高威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这是在翻党的历史。现在别提了，不符合历史事实。其实这两篇文章我们在延安看过很多遍。一个是《读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一个是《十年内战中的革命与反革命》。

这两篇文章，在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始终是正确的，他是唯一正确的领袖。这两篇文章对这一观点的确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陈伯达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作出了很大努力，支持毛，说毛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的最高领导人。这两篇文章在当时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事实上，他们在我们年轻人对毛的坚定支持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蒋介石在1943年出版了《中国的命运》。当然，这本书是别人替他写的，说将来要统一，要建国，要强国，一切都要国民党领导。中国的命运应该掌握在国民党和蒋介石手中，没有蒋介石什么也做不了。陈伯达奉命写了一篇文章，评论蒋介石的著作《评论中国的命运》。毛主席也换过很多次。这篇文章太好了，在延安发表了，占了两三版。陈伯达告诉我们，写文章要向梁启超学习。他非常喜欢梁启超的文章。他说，梁启超说，写文章要时时带感情，这样的文章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他写文章时非常注意这个问题。他的《中国命运论》就是如此，充满了革命情怀。这篇文章不是单纯地反对蒋介石，支持共产党。这篇文章我只看了一遍，但我还记得一点。陈伯达谈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屠杀共产党，说有很多革命者被蒋介石杀害。他用了三句话几十年，现在还记得。他说:蒋介石杀人流的血“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用了三次，一般两次，他用了三次，让人觉得极其痛苦。现在说出来还是会哭，这叫无尽的悲伤。共产党成立以来，陈伯达的文章触动了人们的力量，这大概是罕见的。好的方面是《评中国命运》；非常不好的一面，是《扫尽鬼魅》。笔尖也有感情，就是打打杀杀。

陈伯达的教训

陈伯达也喜欢写中国书法。他也是写中国书法的天才。他练习不多，但写得很好，豪放别致。他的几本小册子的封面都是他自己写的。那时，我们都很钦佩他。

陈伯达，一个男人，留下了很多教训。他很有才华，但他没有去学习。他为当时的某种政治需要服务。只要是这种需要，是他个人不断上升的需要，他就用文章和书籍来回应，改造史实来发挥他的论点，而不是把他的历史论点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所以，虽然陈伯达一生写了那么多东西，但在今天看来，能站得住脚的学术理由很少。

陈伯达的一生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值得所有研究理论史学的人学习。陈伯达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聪明，却没有真正的才华。如果他想像党内其他学者一样，像范文澜一样，一生都在学习，他的成就可能会比范文澜的前辈高得多。陈伯达的一生，其实就像苏联的米丁、尤金、维辛斯基、李森科等所谓的学者一样。事情一旦结束，一切都是无用的，甚至是废话。没有真正的学术成就。时至今日，无论陈是否被判刑，陈书的参考价值依然存在，但并不大。以陈伯达为镜，有相当的得失。

然而，在被判刑的人中，最令人唏嘘的是陈伯达，他不是张春桥，也不是姚。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后，他加入了共产党。他为此感到自豪。他经常告诉我们这些，虽然很简单。可惜的是，一个人如果不是真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只是为了自己的名字和地方，而不是坚持事实，写很多书也没有用。那个时候，有人能看穿你，将来就会变成废品。作为一名大三学生，我观察这类人70多年了。现在觉得凡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不管你怎么说，有的到时候会被嘲笑，有的最终会破产。我觉得陈伯达留下的教训很深刻。对于一个有文化的人和作家来说，赶时髦是没有用的。最后要考虑自己是否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是否无愧于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