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滥 民国名人风月史：嫖娼是私德还是“公事”

在妓女合法化的民国，上妓院是一种社会形态。从军阀议员到诗人和作家，留下了许多浪漫的故事。然而，自民国以来，卖淫是一种私人美德还是一种“生意”一直争论不休。

小凤仙

民国时期，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在日记中讲述了自己青春的荒谬。当时大概是1909-1910年的冬天。他被送去的中国新公立学校难以为继，他的家人上演了一场财产分割的闹剧。他的生活一团糟，不得不整天呆着。

这个年轻人的日记和回忆录中有很多类似的记载。59天里，他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剧场11次，访窑10次。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1910年2月12日的雨夜。那天晚上，他在妓院喝了华三，然后去了“茶营”。喝醉后和巡警吵了一架，被罚款5元。这一事件极大地触动了他，导致了“一次巨大的精神转向”。

这个年轻人叫胡适。

未来，胡适会装成“中国青年的思想导师”，提到那些可笑的年轻人，难免会气死。不过平心而论，民国时期对待妓女的做法非常普遍，绝不是不懂事的年轻人的专利。

后来，甚至当了北大教授。胡适仍然没有完全脱离浪漫主义的氛围。他有一次在上海喝了华三酒，又被人看见了。鲍也曾在出版。他非常生气，就去报社和鲍算账。老包见势不妙，立即从后门逃走，当晚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之在鲍静取消一篇文章后，大为尴尬，昨天又接近鲍静，急于回避”。

妓女合法化已经成为名人热衷于浪漫的基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文人和妓女之间有很多轶事，但故事中的名妓往往不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妓女。在古代，“妓女”不同于“妓女”。妓女的“唱”和妓女的“技”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文艺工作者”。他们都需要懂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而“客户群”就是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至于卖淫，大部分都是娱乐节目。

清朝得天下后，认为汉官好妓，这是他们败亡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大清律》中规定了文武官员嫖娼的罪名，官员、“官二代”和皮条客都受到了惩罚，但妓女作为弱势群体却没有受到惩罚。乾隆年间，有法律规定，北京内城不能开设妓院，内城妓院迁到前门外的大栅栏地区，是“八大胡同”的前身。

辛亥革命成功后，有人认为国家应该焕然一新，废除卖淫，但没有成功，反而卖淫盛行。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沿袭了清朝的公开卖淫制度，妓院可以拿到营业执照，定期纳税。

从某种程度上说，妓女合法化是民国名人热衷于这种方式的现实基础。打着合法的幌子，与妓女发生性关系纯属个人美德，与法律无关。

根据王树奴1934年撰写的《中国妓女史》统计，1918年北京有妓院406家，妓女3880人。1996年，有391家妓院和3500名妓女。据《北京社会调查》显示，民国六年间，北京有不少于7000名私妓。按此推算，当时北京有男女妓女一万多人。根据1920年上海“卖淫调查”的调查数据，当时上海登记在册的妓女总数为60141人，但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外来妓女和妓女。据估计，该行业的妓女总数超过12万。

为什么这么“繁荣昌盛”？王树奴总结了几个原因，指出民国官员、军阀、议员等领导人物是浪漫领域的常客，从而引领了社会风气。换句话说，就是向上和向下。

妓院为革命活动做出了贡献

不要认为妓院只对浪漫主义者关闭，有时它们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革命时期，许多革命活动都是在妓院的掩护下进行的。

早在清末，陈就是窑中的常客。加入同盟会后，这位青帮大佬在一家妓院设立了秘密办公室。后来，有记者采访了陈，并在报道中写道:“英国民众主持江浙革命运动，并在陆德富里设立了总办事处。此外，沁河坊秦楼别墅、粤华17号楼为附属机构。表面上是狂唱狂喝，花大价钱避开清朝的耳目。那些不知道的人认为让生活从他们身边溜走太过分了。我也知道这里正在酝酿革命事件！”

据记载，革命家邓策划革命活动时，在沙田附近的紫东船上招妓掩护“革命党临时集会”，据说“效果很大”。在蔡锷和小凤仙熟悉的故事中，小凤仙作为妓女，也成为蔡锷将军革命行动的掩护。

但是，考虑到清末立宪年间，革命受挫，革命者大多消沉，恐怕陈的“革命大事正在此酝酿”必然大打折扣。

王树奴在总结中写道:“这群人大多从野外出发，来自田间。贵，美妻妾味，绝不染指。一旦你得到了高级官员，你就可以衣锦还乡了。回想一下，当我还是一个革命者的时候，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恐怖。家里只有一个黄脸婆，这不足以安慰艰苦革命的精神和代价。最简单的事情莫过于嫉妒。”

这句话不仅总结了历史，也预测了未来。有人说，底层的凤凰男，发迹后经常变脸，真相就在他们身上。

说革命党人嫖娼，先得说一个传奇人物——民国四子之一的袁。袁公子是一颗浪漫的种子，与浪漫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的文字温暖、自然、朴实无华。此外，他消息灵通，有很多秘密。他的专栏堪称报纸畅销的保障。

1920年，青帮这个响当当的人物开始在上海出版《秘密花园》一栏，讲的是前上海军事总督、旧革命党人陈的轶事，其中还涉及到了应奎成、沈祥云，当然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蒋介石。

革命成功后，陈当上了上海陆军司令，有人专门写信给他，劝他不要当妓女，不要当“杨梅司令”。他上次在报纸上写了一封公开信，说自己过去虽然偶尔有前科，但革命成功后，公务繁忙，“浪漫情怀被消磨殆尽”，从不出门胡搞。

事实上，武昌起义后，陈经常出入上海五马路的妓院，人们称他为“天天妓院，滥交”，引来了群众的来信。当时，他有一个叫蒋介石的小弟弟陪着。

陈还向老同志陶索要南洋华侨捐赠的公款，陶拒绝了，说这笔钱应用于革命工作，不准嫖娼。据说两人因为这件事反目成仇。后来，陈指示蒋介石和暗杀陶。

之后，蒋介石一度躲进郁芳青楼，后来又把姚业成收为妾。这个瑶姑娘是青楼的阿姨，专门为高级妓女服务。

年轻的蒋介石在上海被曝光，也有很多荒唐的举动。据说他还和王打过仗。王将军曾留学日本，生性风流，酷爱嫖娼，两人在青楼里为一本漂亮有才的“女校书”而战。当时蒋介石穷困潦倒，王将军功成名就。后来，他到处吹嘘自己比老蒋富有，比他更有权力。嫖娼的女人比他漂亮。”他想和我争论，所以我给了他一个大嘴巴。".

就连革命先驱孙中山也为这些人的行为感到痛心，认为这是极其深刻的教训。

有趣的是，在革命氛围中，妓女的生意往往受到革命的影响。鲍静曾经报道过一个名妓，因为不读书，所以不熟悉“爱国”、“同胞”这样的新词。

民国没有明确禁止卖淫，所以官员很难禁止卖淫

在王树奴总结的现行卖淫法律中，第三条、第四条直接指向了当时的“社会大众化”，即“代表学者的游手好闲”和“官员的商旅”。

所谓“代表”，是指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当时，如国务院批准，预算通过，政治团体之间的相互事件，很少有接近八大胡同的地方。”大部分议员都沉迷于这种温情的地方，认为这是讨论政治事务的舒适场所。

他写道:“至于1997年的新国会议员和1992年的行贿议员，他们都是互相学习，互相拆台。县议员、城市和乡镇自治政府官员、选举期间投票的受托人以及选举后的体育联系人，他们都使用酒精和食物来征税，并将旅行作为娱乐。所以民国以后妓女的兴盛确实与议员有关。”

在民国时期，卖淫并没有被明确禁止，所以在整个民国时期，官员光顾妓院是非常流行的。

与王树奴《中国妓女史》相互印证是当时在北京流传的一句话，意思是游览八大胡同最喜欢的地方是“一屋一厅”。蔡元培曾写道:“两宅同堂，闫妍集团，某公寓的赌窝，昆嵛角，浮生剧评花的有趣之处。”

所谓“两院”，就是国民议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厅”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据说当时史静大学堂有一股很大的妓女潮。每天晚饭后，老师带头带领学生乘坐外国长途汽车，浩浩荡荡地向八大胡同进发，师生们玩得不亦乐乎。

后来有一位教育家去北大当校长，决心改变这种趋势，引起了一场风波。他是蔡元培，对方是陈独秀。

陈独秀的浪漫故事引发了“公”与私德的历史论争

1917年，蔡元培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招募了一大批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才，包括胡适、陈独秀、钱、辜鸿铭等。1918年1月19日，他还倡议成立“入德会”，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为标准。大批师生加入，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等老师，也有傅斯年、罗嘉伦等学生。

德国议会成立时以高票当选为评议员的是陈独秀，他能带头破戒。讽刺的是，早在1903年，陈独秀就为安徽爱国会做准备。在协会章程草案中，有“戒外烟、戒嫖赌”的条款。

此刻，裁判犯规了。1919年2月和3月，陈独秀的生活方式成为北京最热门的话题。各种报纸纷纷报道周作人曾在《唐智回忆》中写道:“京华帝国的报纸经常攻击中府，所以他们不愿意小心翼翼地旅行，经常进行狭窄而曲折的旅行。因此，报纸上的记载被夸大了，说有一天他们因为风刮到了一个妓女的下半身，以此来引起舆论，因为当时北大有个会议要提前进德。

大多数学者也认为，对陈独秀的攻击是有预谋的，是当局策划和施压的。蔡元培对此非常生气。当时的翻译家林纾经常批评北大诽谤孔孟，这是违背传统的。1919年3月21日，蔡元培回信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对于教师来说，学习是主要的事情，没有回到最初的想法作为界限。他在校外的言行，听着自由，学校从来不问问题，也不能为此承担责任。”

事实上，如果抛开幕后当局的压力，这只是一个仍在争论不休的话题:公众人物的私德之间是否有界限。周作人说得很清楚，没有德协会的一切规则，连陈独秀的下三个问题都谈不上；蔡元培还将公务与私德区分开来，以保护他所敬仰的陈独秀。

1919年3月26日晚，北京大学教师蔡元培、马叙伦、沈等，聚集在汤尔河家中，商议陈独秀之事。原是陈独秀进北大推荐人的唐改变了主意，认为陈独秀不可姑息。

陈独秀被变相革职。同年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参加，最后被捕。出狱后，他南下上海，又做了一件大事。

之后，陈独秀与昔日好友胡适渐行渐远，胡适也为此痛心疾首，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私德问题上发言。

1936年1月2日，胡适又给唐赫尔写信说:“我不主张大学教授嫖娼，也不主张政治领导人嫖娼。我认为所有在社会上有领导地位的人都是西方所谓的‘公众人物’，他们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人行为可能会有公众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人行为作为攻击他的武器。”

这种以私德攻击他人的做法，比北大还多。在未来的政治变革中，这种做法几乎成了某些人的杀手锏。

新中国成立后，妓女被成功取缔

民国时期的卖淫问题一直忽明忽暗，无法禁止。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解决。1949年11月21日，北京开展了彻底的扫黄行动。政府组织妓女接受身体检查，并允许她们进入教育机构接受改造。经过学习和改造，1000多名学员中，共有1077人退伍。

上海逐渐被禁止。人民解放军入城一年后，《大公报》报道，注册持照妓女人数从1897人减少到662人，妓院从518家减少到158家。1951年11月13日，警方通知市内残存妓院老板立即关闭。直到1968年，这里已经有7000多名妇女接受了改造。

政府为妓女提供职业培训，绝大多数妓女成为自力更生的工人。例如，上海有900多名妓女去了新疆，加入了生产建设兵团。

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几千年的妓女，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被取缔。

在极乐世界

-谈论河流和湖泊的美丽

在民国时期，也有一个关于名妓蔡锷和小凤仙的故事。故事中，英雄和美人两个元素完整，伟大的救国意识与儿孙情并存，成为后来影视剧中非常流行的题材。但如果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会发现这个故事的水分。

与蔡锷结缘的小凤仙，不是名妓，而是一个善于唱歌的普通妓女。袁泉在《蔡锷传》中写道，小凤仙曾回忆当时还年轻，“常听他讲三国、水浒、做人的故事，教我读书识字”。

以这样的年龄和智慧，不可能成为蔡锷的知己，甚至不可能与他合谋出境。把蔡锷当成一个人，不可能把秘密泄露给一个年轻女孩，也不可能让一个年轻女孩和他共担风险。

在蔡锷的逃亡过程中，小凤仙绝不是参与者，更不是策划者。有两种通俗说法:一是蔡锷的朋友哈汉章说，1915年11月10日是哈木八十大寿，蔡锷参加了，当晚在哈尔滨府通宵打牌，一大早从哈尔滨府侧门出去，直奔新华门总统府给小凤仙打电话，说中午请她吃饭，导致特务瘫痪。蔡锷趁机去了火车站，顺利逃离。

第二，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音记载，蔡锷经常和小凤仙一起坐车旅行，当天游到火车站，混进火车逃窜。在这两种说法中，小凤仙只是一个幌子，甚至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然而，想不出蔡锷是如何离开的北洋赣江和警卫军，却带领鲁，放出把蔡锷藏在车内的故事，借此交差，帮助“扬名立万”。

一年后，蔡锷英年早逝，北洋政府举行国葬。小凤仙送了两副挽联。首先，“不幸的是，周郎是短命的；我知道李静是个英雄。第一，“田鹏翼以南千里，直上直下，可忧余生，婚姻偶然成梦；这几年，北胭脂落了愁，得了美人知己，桃花色也千年。而只是文墨流畅，挽联是用王的血写的。代笔人用了李菁和洪福的故事，还用了“偶遇姻缘”、“红颜知己”等暧昧字眼，让这个故事成为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