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 老舍在文革中是怎样被折腾的
安行喜欢历史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里，我不能上天入地，只能随波逐流。因此，这一时期的历史脚步复杂而险峻，表面上丰富多彩，但内涵却各具风味，几页稿纸无法解释清楚。写完《阳光灿烂的日子》，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后来，“三村”被查出来。我不知道细节。我给县城的作家写了一份报告。回答问题的时候涉及到“三村”，被举报为“三村”。6月2日调回北京市文联。华冠对我说:你怎么了，被曝光了！文联领导让我准备考察。没想到，以军宣队为基础的工作组看了我的档案，认为我出身好，在农村写了很久，群众反映好，就把我推到了实权副主任、文联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开始了几个月名声不一的造反。
1966年8月中旬，北京大学中文系应届毕业生侯闯入文联造反。他说，市文联是一潭死水，文联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寺风大，池浅，有八王多。”
这时，在医院受保护的老舍从医院打来电话，要求离开医院参加群众运动。我劝他先照顾好自己，但他坚持要来。
8月23日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一份报告，突然听到院子里很吵。打字员小丁赶紧跑来告诉我，说姓侯的叫了个中学，勾搭了个车红卫兵，来文联造反了！我快步跑出门外，却看到一辆货车停在门前，一车穿着绿色校服的女学生，一个个从车上跳下来。侯文勾结文联的几个造反派，威胁文联全体工作人员到院子里集合。然后，根据已经列出的清单，点一个，拉一个，打一个又一个。几分钟后，我找到了一个。许多人被皮带抽打，所有被捕的人都戴着写有“歹徒”和“反动当局”字样的木牌。我看到老舍站在院子里，马上意识到老舍是统一战线的对象，应该受到军事宣传队的保护。然后，赶紧跑到后院部队宣传队的办公室。在路上，曹明拦住了我。她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她用两只冰冷的手抓住我的手腕叫道，浩然，我吓死了。救救我！我说，你赶紧躲起来！听到这些，她飞快地离开了。
找到军事宣传队，说明情况。我请他们向红卫兵解释，以确保老舍的人身安全。军事代表躺着不动，说，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红卫兵要拉谁我们也帮不上忙！我急得跺脚，只好打电话给文革办公室，让他们说点什么，但我得到了同样的回答。当我怀着紧张的心情回到前院时，老舍已经被发现了，挂了牌子，正在被鞭打上车，说要和其他“混混”一起去夫子庙烧戏服。
我怕造成严重后果，就决定派“文革”办公室的干部周树成和老舍一起上车。并且嘱咐周树曾经说过，万一发生了什么事，赶紧打电话。
两个小时过去了，周树成打电话说老舍受伤了。我马上找到司机班，派车去接老舍和周树成。谁知，老舍的车刚进文联大门，就被一群红卫兵串联发现了。他们看到老舍被红卫兵打伤后，把袖子裹在头上，立即套在老舍身上，再次批评他们。这时，一位著名作家突然跳出来，在满是红卫兵的院子前揭露了老舍。她说老舍是反动权威，崇洋媚外，要美元不要人民币，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美帝国主义...在她的鼓动下，一些愤怒的红卫兵更加猛烈地打骂老舍。老舍不甘受辱，突然摘下挂在脖子上的木牌，朝身旁的红卫兵扔去。老舍的行为立即激怒了红卫兵。瞬间，更多的红卫兵冲上来，加了拳头。此刻，我急中生智，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大喊老舍是打红卫兵的“凶手”，应该押送到派出所讨回公道。随着这一声喊，红卫兵停止了战斗，几个人上去把老舍送到了西单派出所。
当时死人多，派出所没时间管老舍，我们赶紧打电话去接人。让我们劝说串联的红卫兵离开，把萧军、罗、端木蕻良等人集中在后院，然后赶往派出所。我对老舍说，先回家，让家人处理伤口，好好反省，明天向文联汇报。老舍当时没有说话。他点点头，听了我的话。我又打电话给舒的家人，让他们去接他们。我当时没看出他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到老舍家造反，我们组织也去了，贴了大字报。那天，他的家人说老舍一大早就出去工作了。晚上接到电话说太平湖发现一具尸体，是老舍。我派人给老舍家打了电话。胡秋青说，人死了，你处理吧。当时人都麻木了。老舍之死，是文革中市文联最有力、最重要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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