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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越南战争 揭秘美国参与越战的根本原因

导语:参谋长联席会议看到的是朝鲜战争僵局的不祥再现,这是又一场没有早期解决迹象的远程战争,不仅消耗了宝贵的资源,而且分散了应对更大威胁的注意力。因此,他们支持立即采取更加积极和直接的战略,以强大和决定性的力量直接抵抗敌人。美国陆

参谋长联席会议看到的是朝鲜战争僵局的不祥再现,这是又一场没有早期解决迹象的远程战争,不仅消耗了宝贵的资源,而且分散了应对更大威胁的注意力。因此,他们支持立即采取更加积极和直接的战略,以强大和决定性的力量直接抵抗敌人。

美国陆军上将厄尔·g·惠勒、美国陆军上将克雷顿·艾布拉姆斯和美国国防部长梅尔文·r·莱尔德于1969年前后在越南被抓获。

本文摘自世界知识出版社《谁控制了美国战争》,独家稿件,请勿转载。

到1965年,当美国作战部队开始部署到越南时,美国已经在那里与共产主义斗争了15年多。随着朝鲜战争带来的冷战紧张局势的升级,杜鲁门政府为法国在印度志那打击越南共产党的努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1954年,越南在奠边府击败法国后,同意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会议上达成和解,导致越南一分为二,北方为共产主义政权,南方为非共产主义政权。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日内瓦和解协议是美国在东南亚利益的挫折。但鉴于朝鲜冲突后美国民众厌战情绪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资源的重新分配,限制了普通军队的规模和作战能力,他们排除了建议直接军事干预以改变最终结果的做法。由于南方长期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和南越总理吴庭艳的不妥协态度,越南从未举行过导致统一的竞选活动。吴庭艳是坚定的反共分子,美国完全支持他拒绝投票。

1954-1955年法国撤军后,美国承担了南越经济福利、政治稳定和军事安全的主要责任。参谋长联席会议预计会受到北越的持续压力,因此南越可能面临的最严重威胁是北越在中国的协助下发动类似朝鲜战争的入侵。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缺乏必要的人员和资源,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依靠一些特设实况调查委员会或陆军总参谋部进行评估并获得建议。195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南越组织抵抗的能力有限,估计需要8个师、2至3个战术空军事联队、一个航母特遣队和一支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部队才能击败北越的全面入侵。艾森豪威尔政府并不打算如此大规模地参与越南战争,而是通过注入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来支持南越的立场。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越南共产党组织的暗杀、恐怖主义和游击活动日益增多,使美国认为有必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来阻止共产党接管整个越南。1960年4月,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鼓励下,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在冲绳召集了一批美国高级官员,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根据最近马来半岛和菲律宾叛乱的教训,会议提出了一项反叛乱计划,其中包括提高南越军队和准军事部队的军事实力,并对吴庭艳政府进行重大政治和行政改革。

1961年1月肯尼迪政府上台时,这一反叛乱计划的实施仍悬而未决。那时,叛乱和恐怖主义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常见的冲突形式。1961年1月6日,赫鲁晓夫发表欢迎“民族解放战争”的演讲后,美国新总统有更多的理由对此感到担忧。然而,相关对策的制定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和军队内部的其他地方,对战略和军事理论有相当多的辩论。平叛战争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是美国的准将·爱德华将军。兰斯代尔,二战后在击败菲律宾共产党抗日人民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征求兰斯代尔的建议和指导后,肯尼迪总统决定扩大秘密行动的使用,并增加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规模。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处理邻国老挝危机的替代方案似乎是一个代价高昂且具有政治风险的大规模军事集会——这是可能进行干预的前奏。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国陆军上将雷曼·l·莱姆尼泽缺乏总统对特种部队的信心,并怀疑目前在越南实施的计划不足以应对游击队的威胁,也没有成效。但猪湾事件后,肯尼迪不再重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1961年4月至5月,他批准了以“绿色贝雷帽”为首的一系列平叛措施。

除了增加军事活动,肯尼迪还希望对吴庭艳政府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以巩固其信誉和声望。这个试图制定一套“平衡”政策的过程,从肯尼迪政府一直持续到林登·约翰逊政府,结果喜忧参半。但早在1961年秋天,已经很明显的是,如果安全局势没有显著改善,美国为实现政治和经济改革目标所做的努力将会功亏一篑。虽然军事力量本身可能无法决定越南斗争的结果,但不具备军事力量优势的一方不太可能占据上风。

美国在南越军事存在持续快速扩张的催化剂是《泰勒-罗斯托报告》。这份报告是总统的军事代表,美国陆军的麦克斯韦·D将军。泰勒和沃尔特·w,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厅的经济学家,专门从事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研究。罗斯托共同领导的实况调查团的结果。该报告于1961年11月初移交给肯尼迪总统,描述了南越局势的惨淡景象,并提出了一项额外援助的“应急计划”,包括允许美国训练员和顾问“积极参与”越共的行动规划和实施。这份报告最具争议的部分是,它呼吁引入一个由8000名成员组成的“特别工作组”,帮助湄公河三角洲的洪水修复和其他民事行动项目,同时提高安全性。后来,泰勒在1964年至1965年担任美国驻南越大使期间,对美军作战部队的引入表示担忧,认为这可能会削弱南越政府对战争的投入。然而,他在1961年改变了看法,坚持认为“迫切需要采取措施恢复越南人的士气,增强对美国的信心”。

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目前的局势至关重要,但他们认为,如果美国想干预,它应该全心全意,不抱任何幻想。在莱姆尼策将军看来,一旦这“8000人的部队”到位,肯定影响不大,因为人数太少。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合作,制定了一项待命紧急“获胜计划”,其中包括动用多达六个师的部队,并动用空军事和海军力量,直接对北越施加沉重的军事压力。起初,麦克纳马拉似乎更喜欢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获胜计划”,而不是泰勒-罗斯托报告中列出的有限政策。然而,经过进一步考虑,他和国务卿迪安·鲁斯克一致认为,即使未来某一天引进美国作战部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目前并不迫切需要如此深度的参与,肯尼迪欣然接受了这一结论。肯尼迪暂时搁置了作战部队的问题,并于1961年11月15日批准了修订后的越南援助政策,授权增加美国顾问和专业支援部队的数量,并扩大其职责。

肯尼迪的决定彻底改变了美国在越南的权力投入。到1962年底,美国军事顾问的人数从上一年的大约1000人增加到5000多人。为了增加政府军的机动性,美国还向越南派遣了近300架直升机和运输机。为了监督扩大后的工作,1962年2月,肯尼迪总统授权采用新的指挥结构——美国军事援助越南司令部;这是一个二级统一司令部,负责通过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和总统报告。从形式上讲,美国政策拒绝容忍美国顾问直接参与作战行动。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美国顾问过去在后方训练场和总部服务,但现在他们分散到农村地区,与营级或营级以下的部队一起工作。一些顾问实际上与政府军并肩作战,而其他人则避免参与战斗任务。但与柏林、古巴等热点地区相比,越南战争对于政策制定者和美国民众来说,仍然是一场遥远而遥远的战争。

到1963年初,美国顾问数量和援助规模的激增似乎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包括帮助南越军队恢复,迫使越南共产党处于被动防御地位。那时,越南有超过11000名美国军事人员。麦克纳马拉对最终的成功充满信心。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一项计划,在三年后将美国顾问撤离该国。然而,就在战争局势似乎有所改善的时候,由于南越军队遭受了意外的挫折,佛教徒和其他非共产主义团体对越南政府的政治抗议增加,以及北越方面的人力和物资加速渗透,局势变得更加糟糕。到1963年夏天,前一年取得的进展已经逐渐被遗忘。知道总统厌恶使用作战部队,参谋长联席会议、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和中央情报局联合制定了一项计划,通过破坏和秘密行动将战争的大本营转移到北越。然而,此时此刻,在这场战争中取得的任何进展都已经来不及挽救摇摇欲坠的吴庭艳政府。1963年11月初,一些心怀不满的南越将领在美国的煽动下挑起了一场血腥的政变,吴庭艳政权成为这场政变的牺牲品。用来对付越共的武器、战术和装备被用来清算旧账,支持新的军政府。

肯尼迪总统在去世前不久公开表示,他认为大多数美国顾问可以在可预见的未来离开越南,将战争移交给南越军队。但是,如果他觉得从越南撤军是不明智的,除了有限的间接手段外,他仍然反对向北越施加压力,迫使其停止和终止对越共的支持,那么他就没有战略可以依靠。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情愿地服从了总统的意愿,但他们仍然不相信基于克制的政策会成功。他们所看到的是朝鲜战争僵局的不祥再现,这是另一场遥远的战争,没有早日解决的迹象,这不仅消耗了宝贵的资源,而且分散了应对更大威胁的注意力。因此,他们支持立即采取更加积极和直接的战略,以强大和决定性的力量直接抵抗敌人。从军事角度来看,参谋长的解决方案有很多优点。美国仍然拥有压倒性的战略核优势,这可以被用作针对北越的大规模常规行动的保护伞。但是这种策略充满了巨大的政治风险,所以肯尼迪不愿意或者不准备采取这种策略。试图找到一个更持久的解决方案将是他的继任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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