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 从称兄弟道弟谈国军将领的断代及社交伦理

近三十年前，有一部电影《决战之后》，影响很大。影片中有一段是关于杜和傅在北平会面的。傅称杜为“广庭兄”，杜也称傅为“义生兄”。看截图:

这部电影这样处理是荒谬的。今天我想用这个话题来谈谈国军将领的交友和社会伦理。

国民政府时期，和当时的社会习俗一样，同辈在社交中也经常称对方为兄弟，即称呼对方时，在自己的字或数字后面加上“兄弟”二字以示尊敬，同时称自己为兄弟。使用此称谓时，不考虑双方的年龄。也就是说，只要你是同龄人，就算你比我小5、8岁，我还是得叫你哥哥。当然，这是相互的。

但是使用这个称号必须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对方必须是自己的同辈或者资历比自己低一点，不能用于资历比自己高的军官或者直接使用。在半封建的旧中国和讲究资历的国军，根本不能乱。

从本义上理解相亲的场合和适用对象并不难，但在很多文艺作品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比如电影开头，杜称傅为“应生之弟”，电视剧中，戴笠称张治中为“应生之弟”，这就很可笑了。

之所以开以上玩笑，是因为这几年吃了促长剂长大的影视导演，对士兵的年代和具体人物的背景并不熟悉。

那么，国军的士兵应该如何标注日期呢？

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级将领从纵向来看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主要由清末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省陆军速成学校学习的士兵组成，其代表人物有李烈钧、阎锡山、程潜、陈毅、蒋方震等。这一代军人，大多是辛亥革命各省武装起义的骨干，主要活跃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伐战争结束后，很少有人还活跃在军事舞台上。

第二代主要由保定军校的士兵组成，包括顾、张治中、陈诚、白崇禧、唐生智、余汉谋、陈、刘、王天培、傅、杨爱源、、秦德春、、、刘茂恩、刘鹤定、万耀煌等。这一代士兵在国民政府时期广泛分布在各个派系，明星数量最多。从20世纪20年代到大陆解放，他们一直是中国军事舞台上的主角。

第三代中，以被称为“天子”的黄埔学生为主。其代表人物有胡宗南、杜、黄维、王。北伐战争以来，一个庞大的军政集团逐渐形成，但其分布相对狭窄，主要为中央军服务，但基本未能渗透到所谓的“杂牌军”，如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等。

这样约会有什么理由吗？是的。

保定军校八位校长中，有五位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以下的校长，如教育总长、军事部门科长、教官等，大多也是士官。而黄埔军校的教官和队长大多来自保定军校。由于这种关系，留日学员、保定学员和黄埔学员形成了三个截然不同的世代。此外，当时还有认学生的习俗。所以不管是不是军校教的，下一代在上一代面前都自称是学弟学妹，上一代也有这种心理，但大多没有暴露在表面。

在电影《开国大典》中，傅有一句台词:“林彪是我的晚辈……”。不管这句台词是否出自傅，它所讲述的是傅和林分别出生在保定和黄埔。在涿州守城作战时，傅称陆军上将于国翰为师，这也是日本军士于国翰比傅高一代的原因。

除了上面提到的三所军校，还有大量其他军校的毕业生，还有哪些军校从来没有在队伍和绿林中。他们应该如何约会？不，不，别误会。我指的是这种约会，但总的来说，并不能涵盖一切。论资排辈的方法很多，不一定要看部门。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般来说，构成这种代差的将领之间有三种称谓。第一种情况，当与师生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或者有隶属关系，但等级相差不大时，学长叫学弟学妹以示谦虚是很正常很常见的；但另一方面，这是行不通的。比如北伐战争时期，白崇禧夫人去南昌时，恰逢蒋介石一生要上前线，于是蒋介石在招待白夫人的同时给白发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有谦虚的话“不让兄弟姐妹相见是错误的”。根据当时的背景、资历和官职，蒋称白姬夫人为兄妹，符合当时的社会习惯。由于蒋出生于保定协和陆军速成学校，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其学历和任职年限均高于出生于保定军校，曾担任参谋长的白崇禧，所以用这样谦虚的话是合适的。另一方面，如果白也称蒋为熊，那是极大的不尊重，是当时道德伦理所不允许的。

又说傅与杜在北平相遇时，两人的相互称谓与当时的傅、杜相似，都是重要官员，但前者生于保定，后者生于黄埔，两人分属不同的军事部门。资历稍高的傅出于谦虚，称杜为“广亭兄”，这是有道理的。反之，如果资历比傅低的杜，也被称为傅的“一声兄弟”，那就不是了

事实是，杜在北平与傅相遇时，傅对杜用的是“广亭兄”这个谦虚的称呼，而杜对傅则用的是“龚毅”这个恭敬的称呼。没错。

同样是这个傅，在接待因公来华北的白崇禧时，他们称对方为“健康的哥哥”和“合适的哥哥”是合情合理的。为了什么？因为白和傅是保定前后的同学，资历相同，阶级相等，所以应该这样称呼他们。

在李与白崇禧1948年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彼此称呼的不同。在李给白的信中，他称白为“建生兄”，而白给李的回信则称李为“仁公”。没错。如果白给李的回信叫“哥哥”，也是没大没小的。由于李毕业于晚清北洋陆军大学，当时的陆军大学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资历几乎相当，比毕业于保定军校的白崇禧高一个资历。

第二种情况，双方属于同一派系集团，上下级或师生关系深远，不宜深交。比如张治中和戴笠之间，这样称呼不合适。张治中、戴笠虽同为保定、黄埔生，但与傅、杜的关系却不同。如果说张治中被称为“雨农兄弟”，那不是谦让而是掉价；如果戴笠称张为兄，这不是敬与不敬的问题，而是一个大逆不道的问题。

因为戴笠的职业关系，黄埔六小学的弟弟在去世后的几十年里被大肆炒作。其实戴的资历和地位都不高，虽然是一个虐待狂，但在与人交往时却非常谦逊。抗日战争时期，陈诚曾经和戴笠谈过。一个多小时里，戴总是以一种立正的姿势听着、回答着，称陈为"老师"，称自己为"学生"。事实上，戴比他大一岁。戴在黄埔上学的时候，陈晔已经不在学校教书了。戴称陈佐为老师，是因为保定和黄埔的辈分关系。张治中毕业于保定三期，戴在黄埔受训时，张治中作为黄埔军校首席教育官负责学校事务，代理校长，两人的师生关系绝对清晰。有了这个历史渊源，再谦虚的张治中，再傲慢的戴笠，都不可能称得上是兄弟。

第三种情况，双方同属一派，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但后来者居上，黄埔是保定的直接上级。当时形成这种关系的人不在少数，如胡宗南与裴昌辉、王、石钟成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能再按照保定、黄埔两个部门的资历，把对方当成同行了。

对应叫哥哥，也有“哥哥”，远不如叫哥哥常见，但也有。一般来说，只有两种情况，对方被称为兄弟。一种是当对方的资历或资历明显低于自己的时候。比如在忻口之战中，黄埔学生李受伤，蒋介石给李的电报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在的兄弟想安心养伤，就把他的日常伤告诉我，免得担心不安”。在校长的尊重下，江称他的学生为“我的弟弟”，可见他的用心是好的。当然，江主席不只是这样对待李。例如，在淮海战役中，他的弟弟叫杜，黄。实际上，这位家长式作风极其严重的西北军领袖冯玉祥，早期甚至没有对韩复榘等高级将领喊过“到党”，但都直呼其名。后来，他们也变了。刘汝明和张自忠也被弟弟们叫去了。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人的虚伪。这是当时普遍的社交习惯。

另一种是当对方是比自己小的弟弟。在去世后台湾省军方送来的挽联中，贺、白崇禧、陈诚、顾开头都写着“兄弟”，刘汝明、秦德纯、石敬亭开头都称他们为“兄弟”。这并不是因为刘、秦、史三人傲慢，而是因为他们与小冯有兄弟关系。徐州会战时，张自忠给范松甫送来几瓶白兰地，说:“哲珊迪吴酒量不错……希望他少喝点”。通过比较张自忠和范松甫的出身、资历和派系，可以断定他们之间一定有结义关系，无需考证。

在社交中称呼某个“公众”是被高度重视的人使用的尊称。同等资历的人可以用，资历较低的人也可以用。不同于称呼兄弟时用两个加“哥”的字，称呼“公”时，只有一个字是用“公”来称呼的，比如对李宗仁来说，它叫“德国邻居兄弟”或“德国公”，而对李来说，它叫“任潮兄弟”或“任公”。称呼自己的兄弟或丈夫是相对的，要看叫谁，什么时候叫。

对应叫哥哥，那时候如果你和孩子遇到同龄人，你会让他们叫叔叔，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叫叔叔。据土木工程系的宋瑞珂将军说，每当我遇到陈诚，我都会遇到陈诚的家人和孩子。虽然宋在年龄、在部里的资历、在军中的资历都远低于陈，但陈的妻子还是让孩子们喊叔叔。看解放前的电视剧电影，如果一个年轻人去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家，他称呼对方的父母为叔叔阿姨，而不是叔叔阿姨，这是当年的习俗。

因为我们这里主要讨论的是高级将领之间非正式场合的社交称谓，资历差别太大，比如某个将军和某个上尉级别的军官，所以上述不适用。本文不讨论什么叫正式场合。

以上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对于具体的人来说并不是绝对的。即使在同样的情况下，也会因为双方的距离、善恶、个人性格、自身修养以及当时的心态而产生个体差异。为了准确地表达文艺作品，需要具体分析具体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