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复 阎明复回忆中苏关系：半个世纪的恩怨

严明富回忆的案例很典型。结合著名的毛泽东穿着泳裤和浴袍采访赫鲁晓夫的故事，读者可以充分领略毛泽东当时对赫鲁晓夫的心态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微妙的关系。

1957年11月5日下午，毛泽东率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安全局局长少将·扎哈洛夫的陪同下，向列宁陵墓致敬，并在红场敬献花圈。毛泽东的左边是翻译严明富。

作者:沈志华，李丹慧

提交人和妻子住在北京市万寿路15号院与严明富同一栋楼内，相距仅4层。他们经常访问他的家，就中苏关系的历史问题进行磋商和讨论。据我们所知，由于身体不好，严明富写回忆录已经有好几年了，出版和审查了近两年。现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严明甫回忆录》终于可以和读者见面了，这并不容易。

杨洋90万字的回忆录读起来轻松，收获颇丰。作为专门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学家，我们特别关注过去没有披露或模糊不清的史料。通读之后，发现这本回忆录很有价值，有趣的细节比比皆是。

中俄两国档案制度不健全，已公布的档案不系统、不连贯，许多重要文件尚未公布；而且当时的一些重要会议也没有记录。严明富1949年至1957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负责人兼俄语翻译，1957年至1967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因此，他在回忆录中提供的史料，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历史空的空白。

早期中苏关系

回忆录记载，1948年冬，苏联在哈尔滨帮助东北民主政府建立亚麻厂，派出13名专家。同时，为了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空陆军，苏联派出了两个航空兵空师训练和训练中国飞行员。

二战后，斯大林密切关注东北问题。从东北撤军前后，苏联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占领东北。然而，为了避免外交纠纷，他们大多通过贸易或转移到朝鲜向中国共产党提供各种援助。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已普遍达成共识。但是，严明富提到的从来没有听说过。如果这个记忆是准确的，可以说援助工厂和派遣两个航空兵空师的伟大行动有力地证实了我们以前的结论:斯大林在1948年底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他的对华政策。

但没过多久，中苏关系就经历了波折。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取消了1945年8月蒋介石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旅顺港和中昌路归还中国。因为毛泽东的“虎口夺食”，斯大林非常生气，不信任CCP。这种不信任直到朝鲜战争爆发才改变。

回忆录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到达中国后，斯大林亲自挑选的中国总经济顾问阿尔希波夫看到苏联一些工业部门未能按期提供设备，影响了援建进度，于是一再催促。效果不大后，他亲自回到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为此，斯大林撤销了部分工业部门部长、副部长的职务，下令对华援助项目不得拖延。作者没有说明事件的具体时间，但斯大林对援助中国的积极态度应该与中国出兵朝鲜有直接关系。

回忆录还记载，1952年10月，刘少奇率团出席CPSU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召开时，刘少奇被安排在第一排的嘉宾座位上。会后，在等待斯大林接见的同时，CPSU中央联络部安排中共代表团休假，并给每个成员1万卢布的津贴。这样的标准待遇从一个角度说明，中国出兵朝鲜后，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和东方集团中的地位明显提高。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前，中国追随苏联，对南斯拉夫采取批判态度。直到1955年1月，中国和南非才正式建交。回忆录揭露了一个显示两国隔离的故事。

1955年5月下旬，南斯拉夫工会代表团访问北京。当时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展览，还没有正式展出。南斯拉夫代表团经过时，他们进去参观，发现了一张地图，上面显示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的分布，这表明南斯拉夫也有一个美国军事基地。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贝戈维奇指出，南斯拉夫从未有过美军基地，对这次展览感到不满。可见，中国对南斯拉夫的不了解已经到了如此地步。

蜜月

严明富的回忆还透露出一个全新的信息:CPSU中央再次提出建立共产党国际组织的建议。这件事的背景复杂而有意义，值得研究。

CPSU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CPSU决定解散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情报局，并提议在亚洲、美洲、西欧和东欧设立四个联络处，其中亚洲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毛泽东拒绝了这一提议，理由是建立这样一个国际机构不仅会招致西方的反对，还会引起印度等中立国的担忧。至于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他提出“开会解决问题”。CPSU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

“波匈事件”爆发后不久，1957年1月，彭真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在1月29日的另一次会议上，他向铁托转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即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南方共产党联合发起，召开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讨论和协调全国各党派的活动。蒂托婉言谢绝了。

在回家的路上，1月31日，彭真访问了莫斯科。回忆录中说，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单独会见了彭真，并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我们想，我们能不能到兄弟国家去学习，在社会主义国家重新组织一个类似新情报局的东西？你怎么看？”彭真回答说:“我来的时候，中央没有授权就这些重大问题进行会谈。你的想法，我回去会向中央汇报，中共中央研究后会及时给你答复。”

彭真回国没几天，中共中央就收到莫斯科来信，建议中国共产党出面筹备召开世界共产党大会。后来，大会由中国和苏联联合召开。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席莫斯科会议。

根据回忆录，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苏联对中国代表团，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礼遇，在苏联历史上是空以前的事。每次毛泽东从他居住的前沙皇的卧室在乔治大厅见面，赫鲁晓夫都会在卧室门口迎接他，并且总是让毛泽东先行。每次会议，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提前一分钟，几乎同时进入会场。毛泽东出现在会议厅，每个人都站起来鼓掌。会议开始前，毛泽东第一个入座，其他人随后入座；会议结束时，他第一个站起来，其他人紧随其后。所有的领导人都站在原地，等待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先走出大厅。

这些细节进一步反映了到1957年底，中国共产党和CPSU在东方集团中处于平等地位。

双百政策与“引蛇出洞”

1957年4月至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率团访华。这次访问发生在中国从整风走向反右的关键时刻。

4月15日，伏罗希洛夫与毛泽东举行会谈。会谈中，他不同意中国共产党的“双百政策”和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反共言论的做法。他说，这些反对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的言论，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允许的。敌人会抓住一些缺点，制造舆论，激起群众的不满。“匈牙利事件”就是这样出问题的。毛泽东自信地说，请放心，中国不是匈牙利。

然而，当5月24日和25日再次与伏罗希洛夫交谈时，毛泽东的情绪和话语发生了巨大变化。严明富的回忆录透露了这段对话的内容。

毛泽东说，整风之初，右派对党和政府进行了尖锐的攻击。大约80%的大学生来自资产阶级，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敌对情绪。在不久前结束的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大约20%的代表是右倾的。在运动过程中，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也表现出了一些迹象。其中一些人在报纸上发表了对CCP的攻击。毛泽东还说，中国共产党为了广泛争取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不得不开展这样的运动。然而，这些知识分子需要改革。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整风运动之前，我们的印象是，知识分子的情况不用担心，我们认为他们大多掌握了马列主义，站在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但实际情况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安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翼代表及其同情者，假装忠于社会主义，实际上仍然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幻想恢复资本主义。我们还应该考虑以下情况。如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完全破产了，那么资产阶级权利知识分子的代表在群众面前就还没有足够的信誉，还没有暴露他们的思想本质。现在，党中央准备在北京反击。在地方上，要继续让党外人士和民主人士进行广泛的批判，“不了解反对我们的人的真面目，决不能采取镇压和禁止的政策”。当然，如果有任何力量公开反对我们，那么我们会迅速采取坚决行动。毛泽东指出，要用这场运动来充分了解各种力量在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中的分布，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对我们的攻击可能来自哪里。

这些未公开的谈话为我们的相关研究结论提供了新的证据:CPSU对中共双百政策表示担忧和反对；5月中旬，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判断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共中央在5月下旬提出了“引蛇出洞”的策略，以前没有。

中苏关系的微妙转折点

关于“长波电台”的问题，我们过去只知道，在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正式提出在华南地区建立长波电台之前，苏方曾于1月6日有过提议，但其内容和双方的讨论都没有史料。严明甫回忆录揭示新史料。

1958年1月6日，苏联专家向中国海军司令员萧建议，中国沿海的几个长波电台和苏联海参崴的长波电台应由中苏联合使用。肖的观点是，中国出钱，苏联出钱买技术和设备，所有权属于中国。苏联方面的意思是，他们可以支付设备费用，一起使用，一起拥有。经过多次谈判，最终达成协议:中苏共同建设使用，最终归属中国。至于谁出钱，分得多少，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那么，为什么双方在出资份额问题上争论不休，以至于中方认为苏方只是想要所有权？看来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才能说清楚。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干净的脚建设社会主义，力争上游，快速经济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央高度重视这次会议的宣传工作，委托国际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介入此事。王稼祥委派我办、新华社翻译组与郑奎等人一起将会议文件翻译成俄文，由蒋春芳、严明富定稿。

5月23日，王稼祥打来电话，请翻译组和郑奎到他办公室来。他还邀请与会的史哲研究翻译中的难点问题。在研究如何翻译“культличности”一词时，施哲说，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他问刘少奇说，“后来他问毛泽东，他说只能翻译成“个人崇拜”，不能翻译成“个人迷信”。但仍有译者将此词翻译成“个人迷信”，导致“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并存。石哲提醒大家，两个月前，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人格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崇拜斯大林的正确的东西。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永远不崇拜。另一个是不正确的。没有分析和盲从，这是不对的。“因此，当你翻译官方文件时，你必须把它们翻译成“个人崇拜”。

过去，研究者只知道这个词的翻译有两种观点，但他们不知道细节，更不用说这两种翻译方法代表了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一些概念差异。

1958年赫鲁晓夫秘密访华期间，住在西山脚下的玉泉山别墅。回忆录透露，8月2日下午3时，毛泽东秘书叶子龙致电当时在赫鲁晓夫一行身边值班的翻译团队成员朱瑞珍，请他通知赫鲁晓夫，毛泽东准备在3时30分继续与他会谈。朱瑞珍感到很尴尬。他指出，半小时内到中南海是不可能的，因为客人还在午睡和调车。叶子龙想了想，改变了语气说:“那就告诉赫鲁晓夫，毛主席现在要接见他们。”朱瑞珍立即找到赫鲁晓夫的首席保镖，解释了原因，让他叫醒正在午休的赫鲁晓夫，并告诉他:“毛泽东同志现在准备和你见面，继续昨天的会谈。”赫鲁晓夫听完有点不高兴，但还是礼貌地回答:“好，好，我们现在就走。”

这个案例很典型。结合著名的毛泽东穿着泳裤和浴袍采访赫鲁晓夫的故事，读者可以充分领略毛泽东当时对赫鲁晓夫的心态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微妙的关系。

逐渐恶化

1960年6月24日至6月26日，彭真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中苏两党代表团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冲突，发生了激烈的对抗。这种对抗实际上是中苏两党关系逐渐恶化的爆发。

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6月5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以CPSU意见为主的会议总报告对中国的内部政策进行了微妙的抨击。对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坚决斗争的激进政策。这一政策一度使会议失控，实际上成为兄弟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围攻中共代表的导火索。

根据严明甫的回忆录，针对兄弟党代表的围攻，彭真回答说:“在这次会议的报告稿中，没有引用‘自由世界’的表述，而是全部引用了‘人民公社’、‘大跃进’、‘中国人民的奇迹’。有人告诉我们，它被引用是因为它是一个新名词。然而，苏联有许多新事物创造了许多奇迹。其他兄弟国家也有正在实现奇迹的新事物。但是，这些奇迹和新现象并没有被引用，只有涉及到中国的时候，才会全部被引用。我想所有同志都知道，苏联同志参与了世界总工会报告的起草，苏联工会代表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不强迫任何兄弟党同意和同情我们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小规模炼钢。然而，在中国举行的国际会议上提交的报告中，引用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中国人民的奇迹，并要求我们的代表同意这一报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点？我们认为，这无疑是企图煽动中国人民反对我们党的总路线，正是因为这几点——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小规模炼钢——构成了我们总路线的根本基础。”

这个细节在之前的相关文献中没有记载，在2012年出版的《彭真传》和《彭真年谱》中也没有记载。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当时中共领导人的心态。第一，在国际形势等问题上，CCP仍然可以做出一些让步，比如中苏双方对1957年《莫斯科宣言》文本的争议和妥协；但在内政问题上，尤其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毛泽东引以为豪的社会主义高速发展新模式，中国共产党不能让步。特别是，毛泽东不能接受在国际群众组织面前否认自己的政策，这是他的心理防线。第二，中共领导人开始怀疑CPSU企图利用中国经济困难煽动中国人民反对中共路线，并认为这一企图可能危及国家政权的稳定。

三次莫斯科会议

此后，严明甫作为翻译三次赴莫斯科，参加了1960年9月的中苏两党会谈、10月的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11月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9月份的会谈是中苏双方在世界工会联合会北京会议、布加勒斯特会议、苏联撤回在华专家等严重冲突后坦诚、推心置腹的对话。双方就对时局的认识、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战略等问题争论不休，互相指责，毫不留情。比如9月20日中苏两党第三次会晤，就关于发动朝鲜战争的决定发生了争吵。

彭真:“赫鲁晓夫同志当时说，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决定的。”“你很清楚，这个问题是你和金日成同志决定的，我们是在决定之后才得到通知的。怎么能说我们是我们呢？在你作出决定之前，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了意见。他说，如果发动战争，不仅是韩国的问题，也是涉及美国的问题；不是韩国能不能得到，而是朝鲜能不能保住。这说明毛泽东同志明确反对朝鲜战争。”“毛泽东同志是反对的。为什么一定要说是毛泽东同志和斯大林同志共同决定的呢？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意图是什么？”邓小平:“这是为了证明中国人天生‘好战’和‘好斗’。”彭真:“证明我们要‘用武力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是‘斗鸡’。”科兹洛夫:“你为什么要在这里造谣，粗暴地诽谤我们党和党中央？”邓小平:“为什么说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共同决定的？”

这些材料是中苏会谈的第一次完整披露。

然而，这一次，中苏之间的分歧被讨论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结果，两党和两国之间不断恶化的关系得到缓解。

1960年9月30日至1960年10月24日，阎明福随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了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出席会议，并逐日记录会议全过程。因此，在征得相关部门同意后，严明富引用了日记的相关部分。

笔者查阅了2001年出版的《杨日记》，发现回忆录的日记体补充了已出版的日记体。比如10月5日的记述，是根据邓小平的讲话补充的。其中，邓小平的编年史和传记也有所欠缺，“批判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所谓“走向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背的民族主义”和“不依靠互助，一意孤行”的记录”。

事实上，这些细节提供了一幅中国和苏联之间分歧和争端的历史全景图。这向我们表明，中苏两党本来是有希望在坚持他们认为的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寻求共识，保持稳定关系的。

一名翻译火上浇油

1964年2月4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发表的《CPSU领导人是当代最大的分裂分子——对CPSU中央委员会公开信的七点评论》进行了审阅和修改。当月，CPSU中央委员会于2月12日向除中国共产党以外的所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出了一封信，呼吁开展反中国共产党的运动。2月20日，中共中央致信苏共中央进行反击。我办公室的翻译小组承担了将这封信翻译成俄文的任务。

在俄语中，“требоат11000”和“просить”都可以表示“要求”经过慎重考虑，阎明复和他的同事们选择了语气强烈的前者。结果，这封信的内容和措辞让CPSU的领导人“勃然大怒”。CPSU中央在答复中指责中共中央的信语言粗鲁，手法不雅。“贼喊捉贼”，“特别指出”中方不是“прость”，而是“усеее”苏方明白这是“最后通牒”。

严明甫在回忆录中自省，认为这种翻译“不恰当”，“实际上是给当时非常紧张的中苏关系火上浇油”，导致苏方把破坏团结的责任转嫁给中国共产党。

这一情节表明，思想争论如火如荼的中苏两党关系十分脆弱，双方都看到了分崩离析的前景，却没有人愿意承担破坏团结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罪行。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一句话和语气的变化都会起到给人一个把柄的作用。

老友重逢

1984年12月，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这是中苏关系冻结20多年后，苏联政府副总理级代表团首次正式访华。

阿尔希波夫在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苏联驻华总经济顾问，与许多中国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次在中国，他要求见见陈云等人。会前，陈云向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严明富了解了阿尔希波夫的近况。当严明富听说中苏关系恶化后，他没有做任何有损中苏友谊的事情时，他看到陈云“很感动”，“眼里有一滴泪”。他还出席了彭真与阿尔希波夫的会见。当他看到两人拥抱时，彭真“眼里有泪”。

中苏友好后，毛泽东推行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政策。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80年代初，邓小平始终是这一政策的坚定继承者和推动者。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不再宣传以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为主要目的的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也删除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等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