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英雄 张謇：一名伟大的失败英雄

他一生孤独，最大的精神支撑是他内心崇高的社会理想，这是状元离开仕途后念念不忘的兴国梦。他为这个梦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冠军实业家张謇

作者:达摩

“张即之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失败英雄...光他一个人就开辟了无数条新路，开创了30年，扶持了数百万人，惠及一方，影响全国。最后，因为他开辟了太多的道路，承担了太多伟大的事业，他忍不住和许多未完成的志愿者一起死去。”胡适评价张謇。

失败的英雄往往比胜利的英雄有更丰富的人生境遇和悲剧色彩。张謇的独子张小若，不仅不在乎胡适对“一个失败英雄”的评价，反而有同感。“你说我父亲是一个失败的英雄，这是真的，我父亲自己也承认了。因为他的人生抱负还没有实现，80%以上，只留下很多具体的方案进行实地测试。几十年来，他试图管理当地的普及教育和民兵系统，但没有成功。他想在通海地区经营一家大型发电厂和一家大型纺织印染厂，但没有成功；他试图沿着海岸开垦数百万英亩贫瘠的土地，但没有成功；他试图疏通淮、云、江、胡、宋、辽的水道，但没有成功。他想实现棉铁政策，改革盐法，统一度量衡。没有成功，不就是失败吗？”

这是对的一半。有时候不成功，也不是完全的失败。孙中山会见张小若时，向张謇赠送了一张照片。他谦虚地说:“我很忙。你父亲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就。”193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百名中国名人传》以黄帝开始，以张謇结束。

如果城市有血管，南通的血管深处总会住着一个张謇。这个城市有句话叫“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张謇。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南通仿佛是一座黄金城。全国动荡不安，但这个江苏一隅的县城，在张謇的主持下，建立了相当完善的城镇体系。

20年来，张謇参与了工业、农牧、交通、金融和商业、商会和群众团体、文化教育和公益事业等180多家企事业单位。当时的中国制度匮乏，前途无量。然而，张謇在南通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文化、交通水利、医疗、慈善体系，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社会秩序井然，氛围明朗淳朴。南通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吸引了许多社会学家前来参观。

即使是现在，大多数南通人的小学、中学甚至大学生涯都是在张謇创办的学校度过的。大多数南通家庭至少有一个亲戚在张謇创办的工厂工作；大多数南通人最常去的电影院是比较受欢迎的剧院，张謇在那里接待了、梅兰芳、袁……大多数南通人在濠河畔的公园里散步，晒太阳，在游玩。这个公园是当年张謇规划的五个城市公园之一，公园里有一个叫“浩阳小宅”的房子，是张謇晚年的家。

逃离官场的状元

1853年7月1日，张謇出生于江苏通州海门长乐镇。张謇有五个兄弟。他排名第四，后来被称为“四先生”。张氏家族祖祖辈辈都在工作，直到张健的父亲张彭年当了农民。

张謇4岁开悟，5岁入学。他天资聪颖，但张家三代无一人成名，史称“寒书”。当时科举规定“寒书不得入考”。为了有资格参加考试，在张健15岁的时候，他被他的老师宋晨安排去如皋县了解张健的家人。张氏家族同意张健冒充自己的继承人登记学籍。16岁时，张謇被录取为秀才。

但从此如皋县的张甲开始冒名顶替要挟张健，接连索要钱财和东西，最后将张健告上了法庭。这场官司打了好几年，让张健很尴尬，家里也很困难。

从16岁到27岁，张謇每两年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五次落榜。1882年，朝鲜发生“非武兵变”，张謇随吴长庆前往汉城。他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很快被送回北京，主张对外界采取强硬的政策，引起了高层官员的注意，得到了光绪皇帝和时任工部官员翁同龢的赏识。翁同龢在政治上与慈禧不和，支持光绪夺权。他需要有人充实他的阵营，不遗余力地支持张健。北洋大臣李鸿章、两广总督张之洞都被邀入幕，但张謇婉拒，“南方不拜张北，不投李”，回到通州老家继续读书备考。这是一个老学者内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成名，名正言顺地进入仕途。

1885年，张謇终于在乡试中获得第二名。之后，张謇开始参加礼部考试，走向科举的最高阶段。1894年，也就是吴佳年间，慈禧太后专门为她60岁生日设立了科恩会议。因为父亲的命走投无路，张謇第五次进京，获得了一等奖第11名。翁同龢把他改成了第10名。翁同龢在四月宫考时，肯定的心就迫不及待了。他命络官坐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中。匆匆审阅后，又说服其他阅卷大臣将张謇的卷子列为第一，并特意介绍给光绪皇帝:“张謇是江南有名的秀才，孝子也。”41岁那年，张謇终于在一中获得了一等奖，并以6个成绩被授予翰林书院的官职。

从1868年的中秀才开始，张謇在为官的道路上跌跌撞撞了26年，出入考场20多次，直接在考场上花费的时间总计120天，其中只有他最清楚其中的痛苦和荒谬。获得一等奖的那天，他的心情非常复杂，日记里几乎没有什么激动的内容。这个好消息传到家乡后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按照清朝的规矩，他必须在家呆三年，这似乎表明他最终会错过他的仕途。

张謇曾说:“我愿意做一件有用的事，我不愿意做一个八命九命的可耻官员。”1898年，他去北京卖假，恰逢“百日维新”。他的老师翁同龢被撤职。深知官场险恶，变幻莫测，张謇决心远离官场，走上实业之路。“三十年科举的梦想就此终结。”

提高“股份制”并不容易

早在1895年夏，张俭在两江总督张之洞起草的《陈立果自强疏》一文中，就提出了“富民强国之本真在功”的观点。“中国必须振兴工业，责任在士大夫”。在调任湖广总督之前，张之洞特意指示张謇在南通组织一家纱厂。“状元设厂”在当时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当时距离甲午战争失败已经一年了。《马关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设厂，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唐门选厂址后，张謇以“盛达”二字为厂名，源于《易经》:“天地之大，谓之生”。

盛达在建立之初就构想了股份制。最早的《通海盛达纱厂股份征集章程》分析了在南通建厂的优势，公开征集了60万股，分为6000股，每股100两。预计每股每年可盈利22两，在上海、南通、海门认购两个月。因此，首次公开募股并不理想，应该很少有人被提供。

1897年，盛达重写了股票募集章程，向公众发行了5000股中的502000股。然而，进展并不顺利。上海只拿到了2.2万股，而南通只拿到了不到6.2万股，与目标相差甚远。9月26日，“盛达机纺纱厂股票”发行并签约为“通州纱厂经理张即之”。因为盛宣怀答应帮忙筹款，他的姓氏头衔就印在了机票上。当年10月17日，2万多台铸锭机由军舰运往南通。这些英国制造的机器已经在上海码头搁置了5年。他们暴露在阳光和雨水中，甚至包装木箱都坏了，34%的机器零件生锈了。光是搬运和除锈就要花6000两。前来安装的英国工程师说，他从未见过如此损坏的机器。

1897年冬，张謇打开盛达起草的《工厂合同》，说:“在通州设纱厂是通州民生之计，也就是中国的利润来源。”在他心目中，办厂是读书人报国的地方。他激动万分，一口气为盛达画了许多副对联，并巧妙地嵌入了“大”和“生”字:

“有赚钱的方法；什么都别说。”

“做生意好处多，河海大；长期财富是由土地产生的。”

“秋毫太行，因大而大；快乐的劳动者是快乐的，厚重的生活就是生活。”

1899年5月19日，盛达创业仅4天，他就派人横渡长江，到常熟请恩师翁同龢写了一副对联，一直挂在盛达官厅，至今仍由盛达一厂保存:“红衣主教之发，感动天下；衣服到处都是，遍布我的东南。”

1899年5月23日，经过长达44个月的准备，盛达终于正式开动机器，2万锭中只开了9000锭。之后他出国买机器零件，5个月后只开了14400锭。

47岁的张謇在大一开机时自然很兴奋。你知道，这是中国最早的自营纱厂之一。大一新生备考之初，国内商业企业经营的机纱厂还很少，大一新生刚起步时只成立了七八家，集中在上海、杭州、宁波、苏州。没想到，盛达纱厂在运营的第一年就盈利了。在支付了官股和商股4万多的官方利润后，还有7.8万多的剩余利润。

据说，张謇无法忘记盛达最初创作的艰辛，特意请人画了四幅“工厂画”，影射工厂创作过程中遇到的事件，挂在工厂内营业厅的东西两侧。第一张图是《何智伪装》，寓意潘鹤琴和郭茂志在关键时刻很难抽回股份。第二张图是“桂兴空心”，意思是盛宣怀和桂信守承诺，拒绝给钱。第三张图为“水草藏毒”，指的是南通周知县人王书堂不满刘坤一将地方公款拨给盛达纱厂，煽动乡绅书生进行攻击。第四张图为“幼子觊觎”，指的是在盛达纱厂即将投产，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浙江候补道朱友红和盐监闫晓芳试图趁人之危，低价将盛达纱厂的产权设定下来。

从1895年底到1899年4月，投入生产，“从头至尾五年，月底四年”。在这44个月里，盛达纱厂的IPO募资经历了波折，几次濒临死亡。这一经历是中国现代企业发展困难的生动例证。

黄金时代

由于张謇出身状元，盛达纱厂的棉纱产品使用了“魁星”商标，有“鸿魁”、“兰奎”、“吕魁”、“金魁”、“蔡奎”等不同的产品线。商标主体部分是魁星打架带头的形象。投产后第二年，盛达纱厂实现净利润5.2万；第三年净利润10万；到1908年，累计净利润已达190多万。

盛达纱厂经营好转后，筹资、发行股票的问题似乎不复存在。1901年，张謇等人决定招募20.2万股新股，并在一年内成功募集到20.75万股新股。1904年，张謇决定扩建和建设盛达分行。原本躲闪拒绝出资的桂，此时也“自愿入股2万”。就连写信指责张謇的浙江候补委员朱友红，此时也投入了1.2万股。与盛达一厂筹建困难相比，盛达二厂从筹建到开工仅用了29个月，轻松募集到80.2万股。“盛达纺织有限公司”在商务部正式注册，并获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内不准设立其他纺织厂”的专利权。张謇的社会威望也与日俱增，成为各派争抢的人物。

“一个人做一个县的事，必须有一个省的眼光；要省事，就要有国家眼光；要治理一个国家，我们必须有世界眼光。”张謇的思想决定了他事业的规模。当时西方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市场留下了巨大的空空间。这是天赐良机。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盛达一厂、二厂连年盈利，一时兴盛。仅在1919年，两家工厂的利润就达到了380多万，创下了历史新高。从1914年到1921年的八年间，盛达两家工厂的利润总计超过1000万英镑。从1920年到1921年，上海报纸每天都刊登盛达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据《南通县志》记载，1920年，塘闸人口近万，接近5万。杨桐运河沿岸有许多工厂，生意兴隆。有人看过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国内很多大城市都没有标注，但南通赫然印着“唐家门”二字。一个小镇因为一个叫张謇的人而进入了世界的视野。

此时，盛达已拥有13.7万多锭，进入黄金时代。然而，作为掌舵人的张謇，即使在鼎盛时期也并非没有警惕性。他曾经发出过这样一个通知:“做生意的方法是先求稳，要稳，也就是避免失败，也就是失败是有限度的，企业家一定要知道。一般来说，失败一定是轰轰烈烈的；今天，吴彤工业抓住了这个机会。只有吴王工业朱军居安思危，守住了保护泰国的利益；更有必要牢牢抓住要点。我对你的希望也是一种长期的方式。”

与政治共舞

虽然张謇大部分时间都在经商，但很少有人简单地称张謇为“商人”。这可能是因为他的政治和社会威望太耀眼了。他似乎是官员而不是官员，是商人而不是商人。他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财富，但他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他被称为“绅士和商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的职业经理人和公益人士。

作为中国早期商业和经济领域的教父，无论他喜不喜欢，在政治上发言都是必然的。辛亥革命前，张謇是皇党成员，主张君主立宪。但辛亥革命后，他迅速转向共和，剪掉辫子，将日记改为阳历，并受孙中山邀请担任首席工业官。政治立场的迅速转变为他带来了争议:是否有政治投机的嫌疑？

张謇作为前清朝状元、帝党成员，曾在武昌起义刚开始的时候找到当时的江苏巡抚，希望镇压革命。这时，他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的代价太大了。而且他代表了企业家的立场，尤其是棉纺织行业——他们最需要的是市场和社会的稳定。市场是他们的命脉。这时，张謇对国家的关心已经从对君王的忠诚转向了维护市场稳定。

但很快，社会力量发生了变化，革命成为一种时尚。张謇是个头脑清醒的人。一旦他看到趋势无法逆转，他务实的一面就出来了。

他的务实态度是:顺应共和，但不完全接受革命，只希望以和平方式尽快结束动乱，维护市场稳定。他务实的政治选择是:一是会见孙中山，应孙之邀出任民国内阁工业总长；第二，选择支持袁世凯，一个有军事实力的厉害人物。

如今的历史教科书往往以“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来概括孙中山的立场，但在当时的商人眼里，孙中山未必是他们利益的代言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的部分特征是公有制和共产主义。多年后，张謇的孙子、原南通市副市长张翻阅祖父的日记，发现其中记述了辛亥革命后与孙中山的第一次见面。对于孙中山，张謇的评价是四个字:不知悬崖。“崖”是“缘”的意思。言下之意，他认为孙中山认为事情过于简单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难。他认为革命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实际情况是，当时政令出不了南京，军方也发不出去。”

用张的话说，孙中山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空思想的味道。然而，张謇是一个务实的人。他没有隐藏自己的想法。他坦率地认为孙中山很难收拾局面。虽然政府成立了，但很难长期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他更愿意与实力派的真正人物袁世凯合作。”张对说道。

于是张謇离开南京，北上加入袁世凯的阵营。当袁世凯将宣彤皇帝推下皇位时，张謇起草了《清皇后诏书》。孙中山履行诺言，给袁世凯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国内政治似乎在上升，工商业开始复苏。张謇认为自己追求团结有序指日可待，于是回到南通办企业，实行地方自治。

1913年，袁世凯成为正式大总统，张謇被任命为农商总长。然而，袁世凯很快下令解散国民议会，复辟开始显露苗头。张謇曾劝阻袁世凯，说解散议会，戴冠拜天，会诱发新的动乱。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张謇愤然辞职，在复辟为帝前与袁世凯彻底断绝联系。

危机终于到来了

张謇以晚清状元、弃官下海经商的中国实业先驱的身份进入历史视野。这个转折性的身份包含了很多内容。中国士大夫阶层向来以经商为耻，张謇弃官弃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传统的背离；然而，经商之后，张謇始终没有放弃“尧舜之治”、“圣人王之道”的儒家社会理想。张謇生活在商人的艰难时期。此时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没有获得足够的社会权利，没有良好的融资环境和渠道。国家的经济政策仍然没有走出小农时代的框架，商业活动处处受到限制。

盛达上海办事处的前身是盛达上海办事处，后来几乎成了整个盛达系统的神经中枢和金融调节中心。在盛达的高峰期，上海等地的银行和银行争相向盛达上海办事处提供贷款。此外，宁绍岗和镇扬岗竞争激烈。他们不怕盛达借钱，但怕盛达不借。当时，在货币行业眼中，盛达只是一座灯塔和摇钱树。大学生最多有2000-3000万现金，可以透支的金额在5000-6000万之间。当年有熟悉金融市场的人士表示，“中国人不是通过存款的方式向外资银行借钱，而只是通过贷款的方式。”由于借贷便利，盛达进入了快速扩张时期。

但是美好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到1921年，盛达的外债已经达到400万，危机开始出现。张謇原本想在来年召开地方自治25周年汇报会，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果。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摧毁了许多他经常引以为豪、赖以保护南通的水利工程。1922年，在北京和上海的报纸举行的成功人士民意调查中，张謇把票投给了“最受钦佩的人”，并获得了最高票数。他达到了人生的巅峰，今年正好是他的70岁生日。也是在这一年，持续火爆的市场突然一片黑暗，棉花又贵又便宜。一向盈利的盛达一厂亏损39万多，二厂亏损31万多。1922年，成为大学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黄金时代戛然而止，再也没有回来。

无奈之下，张謇寻求外国资金的支持，但到了1924年，日本的资金已经出乎意料，张謇无法向美国资本家借钱。此时，盛达已经负债累累，不可挽回地衰落了。

七十岁的张健也抱怨股东的责难。当盛达号即将搁浅时，他在给股东的声明中表示，盛达一厂和二厂的股本只有369万，而纱锭的市值超过900万。27年来，盛达仅官方利润就支付了1348多万元，股东收入比投资高出数倍。即使盛达彻底失败，他也无愧于股东。如果不是为了地方自治、教育、慈善、公益，你对专制朝廷的高官都无动于衷，哪里能卑微自己？我已经70多岁了，当了30年的男人。他欠盛达的债务可以在几年内从股息和退休金中偿还。股东对此不满，股东大会将以不和收场。

张謇曾说，他“不依附上层的政府，不依附下层的社会，是按照自己的良心去做的”。事实上，当时的政府基本上忽视了企业家的行为。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张謇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1922年的棉纺织危机，导致了他事业的彻底崩溃。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没有给他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帮助。无独有偶，20世纪20年代初，日本出现了经济恐慌，日本政府采取大规模紧急救助措施，为各行业提供经济贷款援助。日本的大企业、商业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很快摆脱了困境，在随后中日纱厂的竞争中迅速拖垮了学生。

张謇常说自己这辈子一直是个男人。他只有“一个人走，直上直下”这几个字。“我想成为一个俱乐部，很难有一个伙伴，要成为一个伙伴，也很难有一个俱乐部。”他一生孤独，最大的精神支撑是他崇高的社会理想，这是状元告别仕途后仍记忆犹新的兴国梦。为了这个梦想，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盛达投资扩张过大。用张謇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此小事大”，“急则进则广”。他修建学校，开放交通，修建公园，推广水利，组织慈善事业...去世前，盛达一厂只为企业和公益事业垫付了70多万，向其他企业借款112多万。过去也是被其他企业名存实亡。张謇经常利用企业家的力量做社会事情，严重拖累了学生。

1926年，张謇去世。在他去世之前，他仍然没有看到大危机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