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 为什么是“晚唐”：评宇文所安的《晚唐》

是不是因为这里的“晚唐”不是一段历史或者诗歌史，甚至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文学观念的转变？宇文所安的志向是超越一首诗、一个人，在解读作品、解读人的时候，说出变化多端却又到达草的尽头的进化状态？

贾锦华译《晚唐》，宇文所安译《颜倩》

三联书店2011年1月第一版，556页，42.00元

我是校对员。翻开《晚唐》的封底，发现一个有趣的错别字:“晚唐诗”是指这本书，而不是“晚唐诗”...我刚才在想为什么晚唐没有从“初唐诗歌”和“唐生诗歌”中走下来。是不是因为这里的“晚唐”不是一段历史或诗史，甚至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转变文学观念的态度？宇文所安的志向是超越一首诗、一个人，在解读作品、解读人的时候，说出变化多端却又到达草的尽头的进化状态？——晚唐历史也充满了这种演变状态。以此为界，中国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西北广阔的中国，一个是延续至今的东方中国，精致但充满度量。诗歌是其时代的缩影，但更有意义的是，诗歌不仅仅是其时代的缩影。宇文所安深知这一点，他也深知“晚唐”一词在中国文人心中的暧昧感觉:一方面汉唐的冲击波还没有卖出去，另一方面又正式成为一种新的美学。

与之相契合的是，宇文所安的阐释野心一如既往地承载着宇文诗史的神秘叙事魅力。在他的精心点拨下，每一首诗都有命运敲门的味道，每一个意象似乎都充满了深刻的含义，指的是更多不存在的情况。强调诗歌的自觉，把自发性解释为诗人性格和时代的命运。尤其是在晚唐的凄凄恐慌中，没有人能无一例外地逃脱，但有些诗人却接受了帝国灭亡的命运，反而在诗歌的道路上自发行动。即使是保守的，比如贾岛、姚合，白居易的所作所为也是另一种挑衅——对正统“诗教”、对载道乃至治政的诗的挑衅。李商隐是唯一一个与时政、历史纠缠最深的人，反而获得了一种奇特的独立态度。

宇文所安指出，当时的诗人开始成为一种职业，甚至是一种职业，而不是官员入世的一种旁门左道。因此，工艺和艺术是无法区分的。苦吟可以代替天才，诗歌也可以学习积累——这个绝招至今还是一个伟大的信徒。在“结语”中，宇文所安指出:“他们很少谈论‘天赋’，那种可以轻易超越规则的天赋。相反，他们的诗是一种需要激情奉献的诗，激情奉献和单纯努力的区别很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宇文在《他山之石》中对“苦诗研究”的进一步阐发，也看到了些许讽刺。所谓诗情奉献，往往是诗人对自己才华不足的掩饰或补偿，与真正的诗情无关。

如果说孟郊象征着诗人诗歌的确立，那么贾岛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以经验为基础的诗歌和以诗为诗的诗歌之间的区分也就应运而生，这确实意义重大。前者的极端是杜甫，宇文所安曾写过一篇定义为“自传诗”的文章；后者从“疏郊岛”打开，似乎更符合“纯诗”的西方含义——宇文指出了管秀对孟郊的肯定:“诗不是生活的附属品，而是生活本身的目的，诗人可以牺牲其他一切为之受苦。”幸运的是，有一个人笨拙地将两者结合在一起，那就是李商隐。

等一下，在李商隐出现之前，有很多花。读诗也是炼金术。宇文所安是炼丹师。他首先在贾岛周围发掘了一批“诗化工匠”。他们都有神奇的技巧，共同促成了自命不凡的诗学的诞生，创造了另一个文字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可能被一个特定的场景所稳定”。比如我们忽略的马岱、陶勇这样的小诗人，恰恰是他们完善了晚唐诗风，还没有被别人重视的方面:这是一种不同于唐生诗歌的艺术。”然后他花了一个短章谈论李贺的遗产。这种真正的天才显然是不可言喻的，但宇文在萧纲之前带走了李贺，后来李商隐指出了关键位置。继承人之所以不是为李贺作序的杜牧，而是李商隐，是因为杜牧并不理解李贺“理”的力量——虽然他“承认自己被这些‘诗’场景所诱惑，而这些‘诗’，

在这里，宇文所安反复“施展才华惹他生气”——其实他在说笑，在指点诗史。他对中国诗歌的熟悉程度令人惊叹。比如谈到七言律诗中的“乡愁”主题，他就谈到刘禹锡的“西炮台山旧时光之思”及其家世。这种以空为重点的诗歌家族史叙事，其实在暗地里传承着中国古代师友的血缘图谱，但却在一个充满现代主义隐喻的西方人口中显露出来，却又像博尔赫斯的小说一样神秘此外，在晚唐时期，宇文所安的语言魅力也更加老练，对自己叙事节奏的把握也非常轻松，让人想起那些在平静中隐藏着秘密的美国说书人，就像塞林格写短篇小说时一样。遗憾的是，我们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中国诗歌的英译和汉语的重译，否则会越来越受益——翻译会直接考验译员是否“穿越古人”，而误译则会启迪很多爱意外的读者。

“晚唐”的核心是杜牧和李商隐。宇文所安将杜牧的矛盾统一准确地描述为“严肃的”“个性诗人”:“诗人可以把自己描述为以同样的方式深度参与政治生活和反抗政治生活”；杜牧作为唐代“最具田园诗性的重要诗人”，是在别出心裁中被发现的。他的田园诗般的场景是梦幻般的空，可以算是对李贺的继承，但杜牧“只能看，不能进”。

然而，当李商隐的戏份和义山的复杂与晦涩达到极致时，宇文所安却颇为无奈。他太复杂，太反复无常，他很难只用结构主义。正如宇文所指出的，李商隐对道家的提及使“他的诗性想象与道家的知识形态极为相似，大致将道家与非道家区分开来”，我们都试图成为道家，但规则掌握在李商隐手中，我们对他的迷恋使我们只能接受他的游戏规则。

宇文所安在介绍中说:“李商隐可以用很多角色和声音，他的诗可以由杜甫、韩愈或李贺在不同场合创作。在他众多的声音中，有一个是他自己的创作，向后来的读者代表了他的风格，但在阅读他的诗集时，没有人会把他局限在这个声音上。”最后，他总结道:“他隐藏的意义继续激励着传统，模糊了公众参与和个人激情之间的界限...李商隐代表了一种新的诗歌，一种可以解释但永远无法完全理解的诗歌。”这种诗，恰恰是能唤起宇文所安阐释欲望的。因此，他花了将近一半的篇幅和五章来讨论李商隐。

其中，杨贺入选深度阅读，宇文所安应该是一位大胆的艺术家。宇文所安说:“李商隐用既定的诗性符号指向矛盾的情境，迫使聪明的播音员建构越来越复杂的叙事场景”——这有点像在说自己的特长，只不过宇文所安是最有创造力的播音员，读宇文所安对诗的解读，有时就像和福尔摩斯一起探案一样快乐。《杨贺》的晦涩和变化远胜于一些“无题”歌曲。看到宇文所安是如何拆弹的，真的很刺激，也很折磨人——时而鼓掌赞叹，时而暗暗惊讶宇文所安。对李商隐的解读简直成了宇文式批评的综合演练，从各个方面进行探索。最终，李商隐只能被赋予美好的人生，但义山的神秘依旧神秘。宇文所安只是向我们展示了神秘如何成为诗歌的神力来证明自己。也许宇文的意图是为了保持它的神秘。正如严羽《沧浪诗话》所说:“夫诗各有才情，非书；诗不同，不相关。”宜山和宇文所安的精彩之处也是如此。

评论一篇评论很难，尤其是这一篇关于最难的诗——评论本身就渴望成为一首诗。晚唐最终还是一滴滴流下来，甚至分裂，这也是帝国的命运。读了宇文所安的《隐喻的观点》后，他认为李商隐的最后一部作品《子洲半音寄同屋》:“尹畅下到烟台很远，只有衣服的味道还没有消失”，我们回想起他那凄婉倔强的小作品《烟台的秋天》:“歌唇看雨时时，可惜手里香。”诗歌放不下时代的悲欢离合，那为什么要放得下呢？《歌唱》也是一首歌。千年后遇到这种解决办法，晚唐衣服的香味就传开了。更有甚者，他用新奇的文字重复了晚唐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