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日记 汪东兴日记忆1947年毛泽东转战陕北

这本日记忠实地记录了1947年蒋介石派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主席、副主席、任同志率中央前委撤离延安后，陕北40多个村庄的工作、生活和行军情况。

1963年，毛泽东和汪东兴。

《汪东兴日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出版。

本文摘自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汪东兴日记》。

作者注:《随毛主席迁居陕北》，这本日记忠实地记录了1947年蒋介石派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368个日日夜夜，以及主席、副主席、任同志率中央前委撤离延安后，在陕北40多个村庄工作、生活、行军，指挥全国各战场解放军在对敌的同时，由战略防御向战略反击转变的过程。

我和毛泽东主席共事近30年，亲眼听他的话，亲眼见证他的柴米油盐。毛泽东主席是我最敬佩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是我最熟悉的伟大导师。

毛泽东主席为中国人民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付出了毕生的辛勤劳动和心血。

毛泽东主席以其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博大精深的远见卓识，雄壮的英雄气概，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这本日记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而出版的，以此来寄托我对他深刻而永恒的记忆。

1947年初，全国内战爆发，我军在几个战场上取得了主动。与此同时，蒋介石地区人民的反蒋运动也有了新的进展。根据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47年2月1日发出《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指示，明确指出中国现在正处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人民革命阶段，我们党的任务是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和胜利。同时，要求我军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灭蒋介石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一切的关键。

从1946年7月到1947年1月，我军平均每月歼灭敌人8个旅，共歼敌71万余人。我解放区虽仍有蒋军占领105个城市，但大量有生力量被歼灭，兵力不足的弱点更加暴露。1947年3月被迫缩短前线，放弃“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把进攻重点放在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继续保持战略进攻。

按照“集中进攻”的方针，敌人集中了34个旅23万人，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甘宁解放区。南线是胡宗南，西线是马鸿逵、马步芳，北线是邓宝珊。其中，胡宗南部第一军军长董钊，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十五个旅，约十四万人，分两路直接进攻延安。

毛主席顾全大局，深知敌人咄咄逼人的外表实际上是强弩之末，战争已经到了一个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毛主席不失时机地作出了撤出延安的战略决策。

很多干部、战士、学生、农民离开延安，一时半会儿情绪上是转不过来的。有的同志不同意离开延安，要“寸土不让”，“誓死保卫延安”。毛主席在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在延安生活了十年，挖窑洞，开荒种谷子，学习马列主义，培养了一大批干部，指挥抗日战争取得胜利，领导了民族革命。现在中外都知道有一个革命圣地——延安。延安不能保，保卫延安不能保。战争不能局限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主要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主席说:“如果人失去土地，每个人和土地都会存在；如果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土地，每个人都会失去他们的土地。蒋介石为了领土而战，想要延安并举行庆祝活动。我们战斗是为了俘获他的士兵，夺取他的武器，摧毁他的有生力量。他打他的，我打我的。路对着天，各走各的路。蒋介石占领延安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他背上这个重担，我们再收拾他，他就倒霉了。蒋介石算这笔账的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

1947年3月18日

毛主席的讲话很快传开了。今天，中央社会事务部李克农同志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在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内容，同志们就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撤出延安的决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都想通了，深感毛主席已经有了克敌制胜、保卫延安的计划，延安迟早还是我们的。因此，他们群情激昂，上下团结，积极准备撤离延安，准备消灭敌人，早日收复延安。

这几天，敌人不断派飞机轰炸延安。中央和延安人民有组织、有计划地撤离了延安。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住在左边的山坡上，中央警卫队总部住在山上。

早上，我们可以在山洞里不时听到从延安南部传来的炮声，听到激烈的枪声。这是我军在三里铺、老山阻击敌人，尽可能延缓敌人占领延安，掩护党中央和延安人民顺利撤出延安的主力。

下午，最后一批政府工作人员和延安人民走在王家屏对面的马路上；逐渐从前线撤出的部队匆匆走过；枪声和枪声越来越近，敌人离延安不远了。人们都向毛主席居住的山洞望去，但毛主席还没有离开延安。

这时，我奉命立即率领中央警卫总队负责人刘会山、中央社会事务部治安司穆凤云和一个骑兵部队从枣园出发，前往王家屏，执行保卫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延安任务。

我们马不停蹄地奔向王家屏时，大约是下午四点钟。我与和龙取得了联系。他们见我们到了，就对我说:“毛主席、周副主席正在和彭、同志开会。”

我说:“怎么去？坐车还是骑马？”

叶子龙同志说:“毛主席要坐车去。前方道路如何安全？”

我说:“如果你坐车去，你应该先派人去机场联系你。那里正在挖战壕，你应该通知他们留出一条汽车通道。”叶子龙同志同意我的意见。我派骑兵排长龚东勋同志去联系，然后我和叶子龙同志进了山洞继续讨论。

我们研究了如何从延安安全地保护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由于情况紧急，大家都讲得很简短。会议一结束，周副校长就把我叫到他们住的山洞里，对我说:“东兴同志，你来得正好。立即带人去检查中央机关的工作。你要仔细检查中央机关和单位的驻地，不要把任何泄露的东西留给敌人。检查结束后，12点撤离延安。”我向周副校长汇报:“我已经派人去机场方向探路了，道路安全没有问题。”周副主席立即转身安排毛主席撤离延安。我接受了任务，带领骑兵部队的同志仔细检查了中央机关居住的所有洞穴，并整理和销毁了所有可能泄露秘密的东西。当我们检查杨嘉玲办公大楼时，我们发现山洞着火了。我带领部队立即灭火，推迟了原定的从延安撤军。

周副主席给我安排了任务，然后按照中央确定的路线和毛主席一起乘车，从出发，经机场、巧儿沟、拐毛和窑店子踏上了去陕北的旅程。出发的时候，两个骑兵在前面带路，其余的骑兵紧随其后。后车在骑兵后面尘土太多，影响了车的行进，改为前车后骑兵，行进速度明显加快。

当晚到达刘家渠。

1947年3月19日

今天敌人占领了延安。

毛主席得知江占领延安的消息后，非常轻松地对我们说:“敌人占领了延安，现在恐怕是举杯庆祝！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延安迟早还是我们的。”

由于汽车伪装得不好，敌机发现目标并对其进行轰炸，对汽车造成轻微损坏。毛主席、周副主席安然无恙，部队迅速加强了汽车伪装，即从刘家渠出发，经永平镇至清涧县徐家沟。

1947年3月20日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今天留在了徐家沟。毛主席要求同志通知到达瓦窑堡的、朱德、任、鲁，三天之内向高家岭靠拢，以便讨论这个问题。

这一天，中央警卫总队骑兵中队到达距离清涧县高甲尼三里外的一个村庄，增援部队保卫毛主席党中央。

1947年3月25日

毛主席、周副主席离开徐家沟，来到清涧县高家坭，在那里住了五天。毛主席、、、朱德、任、彭等同志共同研究了全国战争形势，密切注意敌人占领延安后的动向。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毛主席料定敌人会浩浩荡荡，急于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的决战之地。当他们在延安立足不稳时，就会分散开来。青华边是延安至榆林公路的咽喉，地势险要，对隐蔽我军、消灭敌人十分有利。

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彭部署了部队。3月24日，他先派部队佯攻，将敌军主力引向延安西北，我主力则集中优势兵力，埋伏在清化边。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他们一起向敌人开火，使敌人无法伸展。清华边歼灭敌第三十一旅近三千人，旅长李继云被活捉，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战斗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当敌人的主力意识到他已经匆匆返回时，战斗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清华砭在西北战场取得了第一次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占领延安后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

1947年3月28日

26日，毛主席、、、朱德、任一行从高甲尼出发，前往吴堡县任家山。我在这里呆了两个晚上。

今天回到社会事务部开会。会上，李克农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要求中央再次撤到晋西北。除了部分人员已经到达晋西北临县三交镇外，其余人员也在准备转移到晋西北。中央警卫队留多少人还没有决定，要做好心理准备，要按照中央说的去做。

1947年3月31日

周副主席到晋西北临县镇成立中央委员会。

周副主席在中央后委会成立大会上问:“为什么社会事务部不把人留在前委会？”李克农同志说:“当时报道了施哲同志，他说社会事务部暂时不能留人。”周副校长说:“那不行。我还是得留人，让汪东兴同志跟我回去。”李克农同志说:“汪东兴同志也来开会了，我叫他跟你回去。”当李克农同志找到我，走出会场时，他对我说:“今晚和我们呆在一起，明天一早你和周副校长一起回河西。”

晚上和李克农同志睡了一觉，聊了很多。李克农同志对我说:“你回陕北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同志和中央前委的安全。这是重中之重。适应新形势，和那里的同志一起工作，我还是很放心的。”

1947年4月2日

早饭后，周副主席在窑洞门口和、朱德同志谈了一会儿，然后告别，准备上路。叶剑英同志和杨同志送了两辆小吉普车给周副主席。周副校长、门卫和我坐在最前面的一辆车上，而门卫把李带下了第二辆车。

我们去柳林镇的一所学校吃午饭。当敌人侦察机盘旋扫射地面时，周副主席对我说:“伪装汽车。你借用校长办公室，让我们休息三个小时，下午5点让车带我们去黄河边，然后让车返回三交镇，我们就走到船上。不知道河边有没有船？”

我说:“李克农已经打电话给晋西北公安局的谭同志，让他们处理船舶问题。那我就去找他们。”

周副总裁说:“船应该直接从开到宋家川渡口，因为那里有车等着我们。”

公交车一到黄河，我就去看公安局的同志。突然，周恩来同志的警卫王鹤寿来叫我赶紧回去，说首长、关元泰同志和他的行李已经上船，准备离岸了。我一听到紧急情况，就迅速回到他们上船的地方。我对周副校长说:“这艘船不直接开到宋家川渡口，船上的人是骡马混杂，不能保证安全。”

周副校长笑着说:“好，听你的。”

我们上了另一艘船，安全顺利地渡过了黄河，到达了宋家川渡口。

渡船上没有等车。

1947年4月3日

载我们的公共汽车凌晨2点到达渡口。

周副校长指示:“天亮前一定要经过裘德。”

我们马上上车，马上出发。

汽车经过吴堡县时，遇到了中央政府的骡马队。

周副校长对我们说:“你们去看看哪个单位住这里。”去了之后，才知道中央专题会议室的同志都住在这里。

周副校长又告诉我:“请他们给我们找一些现代化的皮带。”

我下了车，找了好久。一位同志得知，我是奉周副主席的指示来找咸阳的。他帮我找到一个很重的小盒子，对我说:“这个盒子里装的是金子，所以我需要带在身边。”我听了他的话，把小盒子放在车上。

周副校长看到我回来，就对我说:“到了绥德没有马提行李怎么办？”

我去找两个同志上车。

公交车去绥德五公里外的义河镇时，周副校长让我带一个同志到村里找邓杰给我们准备的马。

我们找遍了全村，但没有找到一匹马。我们只找到一个叫韩的老人，他告诉我们村民和骡马已经进山了。我们很快赶上了那辆车，并报告了情况。

周副校长见我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我还以为你会骑马呢。我没想到人们会跑十英里。我真的很抱歉。你累坏了吗？”他听了我们的报告，说他没有找到马，然后说:“我们必须在这里下车步行。”

刚下车没走几步。一匹白马和一头驴来自绥德。他们是绥德最后一个无线电联络站。这些同志看见周副主席来了，就招呼周副主席说:“敌人已经到了清涧县。今天，他们可能会到达九里山攻击绥德。”

周副主席说:“敌情很紧，我们要冲到前线去。我给你们领导写了张条子，告诉他那匹马和驴是给我用的，你把收报机放在我们车上，撤到黄河对岸去。”

我们骑着白马和驴子，沿着绥德街走，来到十里铺的山腰，找了一个老母亲的家稍作休息。

我对老母亲说:“阿姨，你能给我们找点吃的吗？”

老母亲说:“没什么吃的。”

我笑着对她说:“我们是要上前线的解放军。我们给你买点吃的好吗？”

老母亲尴尬地说:“粮食埋在地窖里，媳妇已经进山了。我一个人拿不出来。”

一听说有吃的，我就高兴地说:“我去给你拿。”

我陪老母亲去了埋食物的地方。老母亲很不情愿，跟我商量说:“你心里有几个人？”

我回答说:“六个人。”

老母亲说:“我们家食物不多。”她指着周副主席说:“那个人就像一个大官员。应该给他一些面条。你能喝小米粥吗？”

我笑着对她说:“阿姨，你的视力真好！我们非常感谢你愿意给我们做面条。我们什么都可以吃。”

我和母亲谈话的时候，周副主席和其他同志已经睡着了，在门外站岗。我和我的老母亲去另一所房子做饭。老母亲用白面给周副校长做了四个煎饼，给我们煮了一锅小米粥。饭一做好，我就叫醒大家吃饭。

周副校长吃了两个蛋糕，发现我们只喝粥，不吃蛋糕。他奇怪地问:“你为什么不吃蛋糕？”

我对周副校长说:“老母亲看你是头，专门给你做的糕点我们只给你小米粥。”

周副校长笑着说:“老母亲对我们的招待很实在，只是你们太过分了。来，大家尝尝这个蛋糕。”他坚持要给我们蛋糕吃。

周副校长对我说:“你去把那个装着金子的小盒子拿来，给老母亲一块大洋，好好谢谢她。”

我会带着那个小盒子打开它。没有海洋。里面全是手表。我们必须找到一些边币，给老母亲。

告别老母亲，我们从十里铺出发，再次上路。

一路上，周副校长骑着白马在前面，我骑着驴在后面。这头驴驮着马鞍，很难骑。我骑它的时候，它不容易走，后面还得有人开车，它才会走，把我扔下了山。周副校长见我从驴上摔下来，笑着说:“你在陕北呆了这么多年，怎么就不会骑驴了？你听说过普通话里的一句话吗？叫做:上山下山，不必斗平路驴。”我不好意思地从地上爬起来，牵着驴下山。

沿着无定河北岸，我们行军30多里，来到子洲县一个叫雪村的小村庄扎营。村长在衣帽间给我们找到了一个山洞。我和周副校长住在内窑，小王、小关和另外两位同志住在外窑。其中4人轮流值班，8名民兵在村外站岗。这个村子里的狗不停地叫，因为有陌生人来住，这让我们彻夜难眠。

1947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