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纲 1949年身为代总统的李宗仁为何不能签订和平协议
历史探秘者国民党经历了多次分裂和质变的危机，包括剿共“清党”、南京与韩分裂、唐山事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失利等。可悲的是，每一次大变局后，国民党往往呐喊团结，欢呼雀跃，但仍不能深刻吸取教训，大力整顿秩序，掌握民意，导致一败再败。
1949年2月14日，是南京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派上海“和平使者团”赴北平与共产党举行和谈的日子。当时国民党在战场上战败，但是党内的派系斗争仍然令人不安。相比今天的颓势和绿营的姿态，国民党的混乱和放纵已经是多年来的一贯。
李宗仁派使臣求和的背景是:人民解放军逐步打赢了辽淞、淮海、平金三大战役，即将发动渡江战役。1948年底，蒋介石迫于国民党内部主子和派系的崛起，不得不利用宣布辞职的时机东山再起。虽然蒋介石曾在日记中承认自己“决心留下来奋斗，不再想下台”，但碍于形势，蒋介石最终还是决定让敌对的新李光羲宗仁为自己掌管总统一职，而自己则保留国民党总统的名字，躲在幕后继续遥控大局，同时抛掉政治责任的包袱。
这种行为无疑加深了国民党的分裂和国军的派遣，但具有强烈战斗精神的国民党CC体系仍感到不满足，与蒋介石谈判阻挠李宗仁和谈的企图，唯恐共产党真的答应成立联合政府就被视为“战犯”。因此，蒋介石表面上回到浙江奉化溪口老家休养，但仍每天会见大批军政要员，指示唐将紫禁城的黄金储备和文物运往台湾省，并秘密与陈诚商议如何派兵部署东南沿海。名义上属于代总统的李宗仁，同样处于空的状态，没有足够的威望支持和谈或继续战斗。
而且，在卸任前，蒋介石指示孙克担任执行院长组织新内阁，将CC代表陈立夫、张利生、顾正刚等人列入内阁成员名单，使得李宗仁的首选主子和内阁无法顺利运行。就连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也看到这份名单代表了国民党的不同派别。当他通过电报向中国报告时，他准确地分析说，这是为了阻止孙克实现“光荣的和平”。
尽管国民党军队失败了，蒋介石仍然相信战斗是有希望的。而在1949年1月毛泽东提出国共和谈“八项条件”时，蒋介石还暗中与陈立夫、顾正刚算计，企图利用和谈拖延国民党在华南训练50万新军的时间，如果有拒绝接受蒋介石权威的人，就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特务暗杀他们。
当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寻求和平的决心越来越大时，陈立夫、顾正刚等人立即扬言要退出内阁，然后一边游说美国继续协助民国一边攻击李宗仁政府，以此塑造蒋介石不可或缺的国家领导形象。因此，当李宗仁要派使节到北平和谈时，孙克突然在1949年2月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工作。蒋介石还命令陈立夫出钱鼓励立委到广州来，使独自在南京的李宗仁得不到和谈的法律认可。对此，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批评“在蒋介石的幕后授意下，CC部加入孙克，攻击我”。
李宗仁当时形容，“自我政府组成宁绥分离以来，双方甚至公开互相骂”，忠实地呈现了国民党虽溃败仍在战斗的混乱局面。我必须在2月22日亲自飞往广州，要求孙克将行政院迁回南京。结果，虽然孙克答应返回北方，但国民党中央党部继续留在广州，迫使李宗仁政府成员不时旅行。随后于三月辞职，李宗仁想任命何接任总理，但何未经蒋介石同意，不敢赴任，迫使李宗仁“立即致电吴忠信，向溪口蒋家请示”。结果蒋介石无视自己是“退隐之人”，以至于李宗仁不得不亲自送吴忠信去溪口，何也亲自走了，这让蒋介石点头。由此也可以窥见国民党的分裂和李宗仁的无奈。
贺内阁组建后，陈立夫等人发出中共不渡江、反对联合政府、先谈统一的主张，干扰了北平和谈。和谈破裂时，李宗仁不得不背黑锅，要求蒋介石“提前计划和应付计划”。但是，蒋介石拒绝承担失败的罪责，于是借机指示他战斗到底，在李宗仁身上封存和谈的想法，并在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了“非常委员会”，声称该机构将协助李宗仁统一决策，还安抚李宗仁，“你继续领导，我支持你到底，不要灰心”。
但是，临时委员会的组织理由明确宣称“总统虽已摆脱政治责任，但不能放弃革命的领导权”，这使李宗仁实在无力向蒋介石诉苦:“现在，在这种政治问题多、一国三利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做事。我怎么领导？”并痛斥蒋介石看似诚恳的言论，却“不守信用，口说得好，但做了就不松口”，于是开始加快逼迫蒋介石出国、停止搞政治的步伐，要求运河把他留下的黄金和军队全部送回去。
平心而论，李宗仁领导的桂系虽然长期声讨蒋介石的夺权意图，但作为代总统，提出这些要求以统一命令并无不妥。没想到这些行为反而被蒋介石视为背叛，李宗仁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最后，在解放军凌厉攻势之前，分散的国民党彻底崩溃，蒋介石等人退守台湾、彭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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