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玛依大火 央视前台长杨伟光：我压下了克拉玛依大火报道

杨伟光，1991年中央电视台台长。1994年，他担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CFP/数字

当导演:“人都服气了？”

记者:那年你是怎么进央视的？

杨伟光: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我在中央广播电台做过编辑、记者、部门主任，后来又做了主管新闻的副主任。1985年7月，广电部副部长来找我，说决定由你负责央视的新闻。我说我已经熟悉广播了，但我必须重新学习电视。我说我同学在央视，没当上副台长之前，就担心电台会有人调过来，人家会服气。优越意味着现在电视在发展，非常需要人。你最好去那里。我是党员，从来不谈价格。他说过去就是过去。

记者:你第一次到电视台是做什么的？

杨伟光:我们非常小心。我们过来的时候不能随便说话。两个月后，我写了一篇关于改进电视新闻的报道。一是落实新、快、广。当时消息太慢了。下午3点一些活动结束后，记者们没有回台湾，回家了。我说我应该在事后第二天回来编辑新闻。他们说没关系。广播是声音，也就是文字。第二天我会用图片播出，不然会有人看。我说如果你有声音有形象，不如先播给别人看？为什么要等第二天？1992年，电视新闻实际上依法取得了突破，但并不是深层次的改革，真正的改革始于1993年。

1993年前的新闻突破:“彭真，你是改革派。你对此有何评论？”

记者:1993年之前央视有哪些突破？

杨伟光:1985年到1992年，新闻改革有一些亮点，对当时整个社会影响很大。第一个是关于美国挑战者号的爆炸。按照我们之前的安排，出国之前总是先回家是一个规律，领导的位置是第一位的，现在也还是这样。但是当时得到消息后，我编辑了六分钟。怎么玩？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最后，我们决定登上头条，六分钟后，李鹏表达了他的哀悼。当时我就想试试看，看看反映如何。结果社会上反响强烈，有人说怎么把这个洋事件放在前面。但整个媒体都认为这是一份好工作，领导们也认为还可以。有人说，这是央视新闻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记者:为什么后来很少看到新闻网的安排？

杨伟光:后来也是，但没那么轰动。

记者:还有什么耸人听闻的？

杨伟光:然后是1987年3月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当时是反自由化的。在国际上，中国被认为是倒退的。当时中央领导决定利用这次会议解疑释惑，于是安排了8次座谈会。中共宣传部副部长任汇报小组副组长。他说，杨伟光，你该怎么办？我们提出了直播八场座谈会的录音和剪辑的方案，很大胆。当然，马副部长通过了，艾部长通过了，然后拿到人大，人大激烈争论，说怎么做？直播剪辑播出，不可思议。我当场对领导的回答说，整理一下，修复一下，然后领导看一下，第二天就发出去。那和以前不一样了。在中国人们不需要知道，但外国人最尖锐的问题会登上头条。当时有些问题非常尖锐。比如有记者问彭真，中国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而彭真是改革派。你对此有何评论？

记者:这是当时播出的吗？

杨伟光:开始了。最主要的是他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都是很尖锐的问题。

《焦点访谈》:“中南海开座谈会”

记者:为什么电视新闻改革真的从1993年开始？

杨伟光:1992年底，中共宣传部丁关根同志主持工作。一天，新闻局局长来我办公室。他说，现在中央领导要求群众对一些热点问题、重大热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用这种方式平衡心态。对于热点问题，我们过去有“观察与思考”，揭示问题。《观察与思考》上下翻了好几次。形势好的时候大家都有空，出来反映情况，有点紧张的时候就被批评。1989年，我被批评，不敢谈问题。到1992年底，我觉得这些热点问题很难。如果这是中央政府的决定，你不能就这么说。你应该有官方文件，并发给所有媒体。我会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做。于是，1993年春，中共宣传部发来报告，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

记者:“东部时间空”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吗？

杨伟光:是的。他们首先录制了一个名为“新太阳”的节目。我说你的“新太阳”不好。老太阳是毛泽东。你想否认毛泽东吗？我说没有，孙玉生坚持，说这个好，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当然有道理，但是我说有那么多人不一定跟你的想法，但是大部分都会跟政治观点。最后我说，出了事，人家不会来找你，但肯定会来找我。后来我提出了一个“东方时间空”，我说就是这样。为什么说“东部时间空”不能在黄金时段播出？因为早上看电视的人很少，即使有问题，也影响不大。

记者:一年后，《焦点访谈》出现，观众感受到了那段时期的新气象。

杨伟光:当时“新闻网”后面有一个15分钟的栏目节目，是由社会教育、军事等几个部门做的。我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把热点节目放在新闻网后面了？然后是焦点访谈。

记者:《焦点访谈》发表后，内部反应如何？

杨伟光:出来之后，有一些小问题。后来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总结如何做好焦点访谈。一是要实事求是，不管是真是假；二是善待他人。举报这个事情不是问题，而是解决办法；三是连续报道。既然你暴露了这个问题，别人就不理你，所以社会效果不好，尽量有结果；第四，不要太专注于一个地方。你一周受不了两三个；第五，中央开会的时候，节目里不点名很重要。如果那天你点了他，会很难过，特别怕领导同志第二天发言的时候会在昨天的焦点访谈里说一些话，这样不好。

《新闻调查》:“说明50%的话题和分析角度肯定是错的。”

记者:看来分众采访的路径一开始是对的，一直走到今天。

杨伟光:《焦点访谈》出版后轰动一时，领导群众都很关注。1996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一个深度批判的节目，在美国还得有一个像《新闻60分钟》这样的节目，改革才差不多完成。后来《新闻调查》节目定下来了，然后开始运营。

记者:《新闻调查》曾经很受欢迎，但现在也面临尴尬。有些人最关心的是社会问题，但现在舆论监督节目的存活率只有50%，这对《新闻调查》来说成本特别高，风险特别大。

杨伟光:这取决于你的分析。我的经验，我觉得很多问题不在于你会不会说话，而在于你怎么说话。答不上来的问题很少，说明你把握不好。你现在可以有50%，毕竟还是50%，说明你50%的选题和分析角度有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可能是80%和90%。

记者: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焦点访谈》舆论监督报道比例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现在，新闻调查也急剧隐退。随着时代的发展，舆论监督越来越弱。

杨伟光:当时我们关注的是社会问题，因为“新闻调查”一周只有一次，矛头不一定指向哪个单位牵头，但确实是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专注”有时候也是一样，做一些社会问题。现在一些省委书记、省长都怕查出什么问题会影响自己的升迁和官位。

记者:你觉得目前有哪些话题比较好？

杨伟光:我们应该发现更多的社会问题，例如，现在孩子的教育有很多问题。一是小皇帝不能动任何人。和贾宝玉一样，贾加是无所不包的。一个是王耔成龙，家教一塌糊涂。分析一下对你有好处。现在我们的浪费太大了。寻找浪费，做一些研究。我相信这个可以播出。

记者:《新闻调查》曾经做过很多伟大的工作，比如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命题。不知道这个话题是来自你的兴趣还是专栏本身的话题。

杨伟光:我不会选择你刚才谈论的话题。让杂志运行。

“实话实说”:“我有点生气，你是不是我说的没关系？!"

记者:1992年到1996年的新闻改革主要来自你个人的想法吗？

杨伟光:我客观地认为是这样。如果我不是导演，就不会有这个创新。因为很难。我自己也很注意。我说“度”，我不激进，太激进了才不会出事。还有一个，我的很多想法和观点都得到了丁关根的支持。我向他们汇报了，他们觉得很好。

记者:当你意识到这些想法时，有哪些困惑或压力？

杨伟光:这很难。总的来说，我对做节目这么有把握，因为我们每年做的事情不多，所有改革的事情都是我亲自操作，尤其是新闻，我的职业，我的优势。某件事我追求了很久，但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我是一步一步来的。在这些改革中，我唯一没有提出的就是“说实话”。我在1996年提到过《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如果我完成整个新闻改革，一步一步深化，那么《新闻调查》就达到了一个高峰。后来有人拍了一部《说实话》，几期之后就出问题了。不是大问题，也不是小问题，但是很伤感情。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孩子，崔永元问他，他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他说我长大后去了美国哈佛大学，还行。结果崔永元问他北大还行。这句话，观众不干了。当然，哈佛是世界著名的大学。观众觉得自己看不起自己，突然就生气了。我说你要注意不要伤害民族感情，虽然这不是政治问题。第二次是同样的问题，第三次我有点生气。你是不是我说的那个没关系。！我是这么说的，《实话实说》节目不播了，先总结经验，一个月不播了，有人传出消息，说《实话实说》因为乱说，一个中央领导有问题，停了下来，其实跟他没有关系。

新闻观点:“太激动会把事情搞砸，太担心会把事情搞砸。”

记者:你当导演的时候，有没有因为公关的压力拍一个节目？

杨伟光:不是我没有拍这个节目。我说了。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出现了“度”的问题，否则为什么要检讨呢？最典型的一次，一些孩子死于克拉玛依大火。看完这个节目，很好，很感人，但我说克拉玛依群众很烦躁。我说这个节目播出后，是安抚当地群众情绪还是火上浇油？火上浇油，不能播。如果你能平息他们的情绪，不制造麻烦，那么你就能。问题是那边变热了。如果你现在播出这个，失去孩子的父母和亲戚会生气，给领导施加压力。结果记者哭得抬不起头来。三天后，中共宣传部发布正式通知，克拉玛依的相关报道不要再报道了，情况很不稳定。大家都说杨泰打压节目是对的。

记者:你一直在说的新闻，有没有“度”的标准？

杨伟光:这个“度”用尺子很难。应该根据当时的政治气候，观众的思想状况，这个问题讨论的程度来决定。“度”是一门很高的领导艺术，也是一个人成功的关键。这就是政治确定性。很多人一次做不出这样的小事，是因为不注重“度”。他们太兴奋了不会把事情做坏，太担心了不会把事情做坏，心态很正常的时候已经把事情做好了。

记者:你们这一代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你能提供一些经验吗？

杨伟光：我那代人一个是机遇比较好，大家心很齐。一天到晚全干活，就是把活干好。我们做事情都很认真。事实上是前一个改革为下一个改革已经铺垫了，让人有了思想准备，而下一个改革是前一个改革的必然的延伸。你想想，如果在1993年播《新闻调查》行不行？那肯定是不行的。1993年把《焦点访谈》放在《新闻联播》后面行不行？那也是不行的。所以，这些东西要判断当时领导接受的程度，你要培养他适应这样，不断往下走。一句话，欲速则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