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灭亡真的是因为王安石变法吗 真相却是这样的

北宋是否因为王安石变法而灭亡，是很多读者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和读者一起了解一下，给大家一个参考。

整个北宋已经存在了160多年，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北宋灭亡有几个原因。北宋早逝的原因是什么？今天给大家讲讲王安石变法。其实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是好的，有很多可以富民强国的政策，但最后都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导致变法失败。当然，即使王安石变法成功，也不能保证王朝的延续。我们只是后知后觉的说说政改的利与弊，看看是怎么回事。

1.靖康之耻，超乎当时人的想象

郑和五年四月，颜在宣和殿。一是皇家崇政殿被500多名读童者占据，拥强精英，工作完成后给他们让座。宫人列于殿下，击鼓，跃马，射柳枝，射绣球，射药丸。根据马鞍，他们打开了神的臂弓，这是美妙的。警卫很惭愧。他说:“虽然这不是女人的事，但如果女人能做到，世界上就不能有教学吗？”陈静等入见曰:“士可持强，妇可骑射。别忘了危险，天下幸！”

多么“和平与安全，天下幸”！这是《清波杂志》第八卷《宣和骑射》记载的一个场景，发生在政和五年:

宋徽宗在蔡京等人的陪同下，下到崇正殿检阅部队。复习结束后有一场宫女表演，其中有骑射、开神臂弓等难度较大的项目。他们的表现让个人武功百里挑一的班卫队“颜面扫地”。

然后君臣之间，互相呼应，在他们看来，灭辽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整个国家都是一片“盛世气象”。

与我们早已知道“靖康之耻”即将发生的事实不同，在当时大多数人眼里，这个国家，至少是政府，正处于经济和军事的双重繁荣时期，经济发展不用说，军事也相当繁荣。

这一年，随着七年前灭亡于清、唐的吐蕃势力，大宋和西夏再次开战。两年后，宋军先后攻克仁多泉城和臧迪河城，并与西夏主力在西卫平作战。种师道率军取得五千级砍头胜利。

此时西夏最好的兵力来源地已经被大宋占领，宋军轻骑随时可以进入西夏腹地，但西夏无力发动反击。

不出徽宗君臣所料，四年后，宋军彻底攻占了西夏的核心地区——恒山，西夏被迫割地称臣，灭亡指日可待。于是，很多人沉浸在“武术空前繁荣”的喜悦之中。

只是没想到，十二年后，靖康之耻发生了。不仅秦晖皇帝被俘，而且还失去了秦岭淮河以北的大片土地。这个国家的一半失去了它的对手，广大人民被士兵杀害、摧毁和流离失所。强大的北宋变成了半死不活的南宋。

也许后知后觉，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对当时的人来说，这就像天要塌下来一样，太突然了。

如果你已经暴露了自己的失败，那也不过如此，但就连看起来声势浩大，“纵横二十五州县”的方腊之乱，也不过是由平庸的刘彦卿、刘光世将军率领出来的，更别说传说中的梁山好汉了，而且还栽在了当时默默无闻的中层军官手中，比如张叔夜、库库。

内忧还不够，外敌也不是无敌的。之后，人们总以为金兵无敌，却不知道第一次南下的金兵极有可能全军覆没。如果投降派继续在内部搞破坏，为敌人制造资源，靖康的称号可能还要维持三十年。

所以很多人试图总结南越后靖康蒙羞的原因。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导为此撰写了《续子同治鉴长编》，但遗憾的是，清代中前期，惠宗、钦宗、高宗等朝代的部分地方莫名其妙地失传，我们无从得知他作出了怎样的总结。

幸运的是，仍然有大量客观真实的史料逃过了历次战争和文字狱，流传至今，可以让我们对靖康的变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后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总结一直延续到今天，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2.王安石变法的问题在哪里

数百年来，王安石一直处于“人卧坟墓，壶自天而降”的状态。在已知的史料中，靖康之耻最先归罪于王安石，见于南宋初年的《神宗实录》，是南宋的官方基调。

这只是开始。明代著名的“三言二拍”系列小说，把王安石黑得体无完肤。直到49年后，因为改革的迫切需要，王安石才转型为“11世纪的伟大改革家”。可惜好景不长。目前王安石正在回归历史常规立场，这是造成靖康之耻的罪魁祸首。

但不得不说，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还是客观存在的。自大宋100年建国以来，各种弊端日益严重，不得不进行改革。

比如财税制度，或者说二级分配制度，一直难以维持。志平年间、大宋朝中央财政收入赤字空达1000多万马、石头、明察秋毫、捆绑两匹，使宋英宗的葬礼不太体面。

此外，30年前的第一次宋夏战争给统治阶级留下了“荣镇三败”等惨痛回忆。

三川口之战，阵亡六千余人，俘虏、石两个教头；濠水川之战，六千七百余人阵亡，教头任夫战死；丁川寨之战，阵亡9400余人，主帅葛怀民战死。结果，后来的总理文彦博发出了“一战不如一战，但可以吓人”的惊叹之词。

所以，有志于“富国强兵”的宋神宗，在与提出“用国不加赋”思想的王安石相遇时，有一种与秦孝公商鞅、刘备、诸葛亮处境相同的感觉。

至于改革本身，虽然有争议，但很多还是可取的。比如从兵法上去除了“多守法条”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宋军的战斗力，这体现在后面对西夏的战争中。如本文开头所述，西夏的成功证明了改革的部分成功。

免征法符合时代潮流；平均损失法、农田水利法、田方平均税法，都是利国利民，无话可说；护马法虽然没什么效果，但是及时废止了，没造成多大问题。

不好主要在于这种青苗法。其实，王安石并没有发明青苗法，早在中晚唐就发明了。目的是为皇帝创收。毕竟藩镇拿走了大部分钱，皇帝也没钱花。如果没办法，他必须想办法，或者说人是最简单的。你敢不借高利贷吗？

王安石也曾试图认识鄞县，并在常平定位法的基础上加以改革，效果良好。要知道当时的高利贷是极其疯狂的。现在的P2P简直相形见绌:“春天打一架，秋天付钱，付不起就加倍。”客观来说，王安石定的20%的利率，可以说是良心的良心。

陕西转运使沈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谁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谁就有问题。毕竟上面提出目标，下面加权重的典型官僚作风从来都没有缺席过。最后，“国用”就够了，吃亏的是老百姓。虽然他们没有被赋予，但他们不能忍受加息。

此外，改革是否应该如此激进还有待商榷。

咸平时期，大宋的财政收入还不如此时的三分之一，还略有盈余。由此可见，“三冗余”的说法并没有那么夸张，司马光的“节流”思想可能更为恰当。

另外，所谓“镇上三败”，不过是公务员互相攻击的夸张说法。事实上，在三川口之战中，西夏在数倍优势兵力的情况下，损失超过宋军。攻兖州后毫无进展，被迫撤军，得不偿失；水川之战最好不过是“杀挺”；在长达数年的战争中，西夏整体上并未占据任何优势，反而屡败屡战，如兔毛川之战，平民张康率军击溃西夏主力，取得了斩二千而不控战场的战果。

如果我们以防御为基础，至少不会导致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司马光的“20年不招兵”的观点还是有很多支持者的。

然后问题来了，大家都不支持。王安石和宋神宗如何回应？

3.王安石只是宋神宗的一枚棋子

每个朝代都有规避不了的东西——祖宗成了法。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历代非开国皇帝都在试图与先人对抗；在受电视剧影响的人心目中，祖传的做法阻碍了先进生产力，顽固而强大。

但是古代生产力发展缓慢，大部分时间还是起作用的，但是对非开国皇帝就没那么友好了。毕竟出发点是限制他们的接班人莽撞行事。所以，皇权似乎把自己锁在了一个“笼子”里，但钥匙在自己手里。

作为第一代国王，宋真宗实施了宋太祖和宋太宗创建的框架。他有自己的权力制衡理论:“不同的理论必须被激起，就是每个人都不敢错。”宋仁宗接近“悬拱执政”的状态，也进行了一次变法——庆新政，被认为是历代较为成功的变法。

但这一切都被宋神宗和王安石破坏了。面对重重阻力，王安石希望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来推动变法，宋神宗则希望通过变法来加强中央集权，从而有了合作的基础。但是，最后两个人肯定会分道扬镳。宗申通过改革加强君权后，将王安石踢出局，最终通过“元丰改革”固定了中央集权制。

集权可以“专心做大事”，比如元丰西征。经过几年的准备，元丰四年，大宋组织了一支共计36万人的五道军，对西夏发动总攻。这种规模的军事动员，几百年后西方才出现。

但是集权的副作用更大。一旦遇到昏君或者奸臣，对国家的损害是极其严重的。甚至，权力过度集中，皇帝更容易成为昏君。

宋徽宗继位后，他开始做一个有前途的君主，但仅仅一年后，他就堕落成了一个坏君主。面对当权的昏君，只有阿谀奉承的幸运儿才能分一杯羹。结果整个国家从根烂到南宋。

很快，军方也受到了影响。幸运的是，那些通过讨好皇帝而获得权力的人往往没有政治和军事才能，所以做一个“投降派”，拖拖拉拉成为他们展示存在感和证明自己“价值”的唯一途径。

宣和七年。d)、晋人第一次南侵，种师道成功牵制了晋军。然而，投降派等人不仅迫使李纲、种师道等交战派系与金人媾和，而且完全同意金人提出的条件，甚至暗中向金人透露作战计划，导致姚进攻的失败。

4.王安石党争加剧与北宋灭亡

北宋初期以来的政治平衡上面已经提到了。虽然看起来有现代民主政治的感觉，差距还是很大的，但也不全是好的。毕竟可以把政治斗争控制在一定限度内。

第一次宋夏战争，以韩琦为代表的“激进派”和以范仲淹为代表的“稳健派”激战，但并不影响军事行动；庆历新政也是政治斗争的经典模式，最终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改革派下台，但新法内部大部分继续执行。此外，改革派中的富弼和欧阳修后来再次掌权。

但王安石变法改变了这一切。因为改革没有形成自下而上的共识，王安石没有自己的基本方案。只有一些利用改革的幸运儿愿意加入“新党”。他们使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闷烧，竭力打击以司马光为代表的“老党”。

新党一时得势，却忘了政治的本质是妥协。宋神宗去世时，新皇帝宋哲宗还年轻，由保守派的太后和皇太后掌权，老党掌权。他们不仅废除了大部分新法，甚至将宋神宗统治时期夺取的土地归还给西夏，以否定新党的改革成果。结果，路线之战演变成了激情之战。

宋哲宗亲政府后，新党重新掌权，大多数旧党被流放到远离边境的县。即使在宋徽宗，新党也炮制了臭名昭著的“元佑党纪念碑”。此时宋初四皇苦心营造的政治平衡被彻底破坏，政治斗争演变成残酷的清洗，对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内耗。

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下，君子往往不如小人，这也造成了严重的逆向淘汰。最后，劣币完全驱逐良币，掌握权力。注定北宋灭亡，晋人南侵正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以北宋强大的国力优势，只要发挥正常，肯定不会被其他国家打败，只能自毁长城。孟子说

妻子会侮辱自己，然后别人会侮辱她；家会自我毁灭，后来的人也会毁灭；国家自己割，以后人割。《太甲》说:‘天道有罪，但仍可违；作孽不可活。“此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