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本有可能翻盘，可因选错了皇帝而导致满盘皆输
秘史研究员崇祯十七年，3月19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紫禁城北面的景山公园上吊自杀，死于明朝。因为明朝实行的是两京制，即除北京外，南京还有一个都城，其行政机构设置为北京，下设都察院、总政署、五军都督府、翰林院、国子监等六个部门。当都城沦陷，皇帝殉国的消息传到南方时，已经做了200多年“备胎”的南京，立即开始运作，成立了新的朝廷。历史上，明朝残余形成的这个政权叫南明。
南明建立之初，形势有利。南明除了有一支完整的行政队伍外，还有大批军队，其中仅守武昌的左良玉就有80万军队。“江北四镇”中，每个镇都有几十万军队。此外，福建和湖广的明军数量也相当可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新政权，看似形势大好，实则不堪一击。仅仅过了一年，清军就轻松攻占了南京。最后发生了什么？
其实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南明建立之初的一件大事密切相关。正是因为这关键的一步，才导致了后续的一步一步的错误。这个事件就是南明关于有没有新君主问题的争论。
中国有句古话，“一个国家离不开君主”。所以明朝朝廷建立后，选择明朝宗室中的一个诸侯王做皇帝势在必行。从血缘关系来看，斧王朱友松显然是第一候选人。然而，斧王的父亲老斧王朱常勋在“为国家而斗争”的问题上与林东党的部长们有着私人恩怨。林东党担心斧王登基后会和他们翻脸，所以他们主张国家应该在非常时期拥有更多的英明国王朱常芳为皇帝。然而，这一主张遭到了大多数朝臣的反对，甚至有少数林东党部长认为持有斧王是有道理的。
在立新君问题上，明朝军部尚书史可法最有发言权。然而，来自林东的史可法想拥有一个坚定的国王，但他担心这样做会导致内部分裂。经过反复权衡，史可法和当时的凤阳太守马士英达成协议，既不立斧王，也不立王陆，立朱常颖为皇帝。虽然这个妥协并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但还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史可法万万没有想到，在他与马士英达成协议后，事情发生了180度的转折。前京营总督、太监陆九德是斧王朱友松的支持者。当他得知朝廷大臣想立王贵为皇帝时，他立即决定先下手为强。斧王、陆九德主动联系江北总兵高杰、黄德功、刘亮佐，让他们用武力支持斧王登基。三个总兵都想得到“决策的功德”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就应该马上去做。回到凤阳巡抚行辕后，马士英得知他手下的三个总兵都去了斧王。为了成为一个“制定政策的父亲”，他也忘记了自己当初的承诺，抓住机会表达了对斧王的忠诚。在南京方面，被蒙在鼓里的史可法也写信给马士英，痛斥斧王“贪、淫、酗酒、不孝、虐、不读书、干预”的七大无情理由。结果，这封信后来成了史可法在马士英手里握着的最大的把柄。
此外，山东连长刘泽清原来支持王陆的建立。但当他看到形势的变化时，他立即改变了立场，以便分一杯羹。这样，江北四镇作为南京的门户，都支持斧王登基，决策也就没有悬念了。面对既成事实，朝廷中的林东党员别无选择，只能违心地同意。5月15日，皇帝朱由松位于南京故宫武英殿，以弘光为题，故后称弘光皇帝。
朱友松虽然继承了大一统，但是朝廷有了新王的影响才刚刚开始。马士英因为“决策的功绩”而进入中央，成为内阁的记录。史可法被调离南京监管江北，失去了在法庭上的话语权。次年，弘光王朝陷入了马士英、阮大铖和林东党的内斗，但军事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弘光皇帝朱由松极为昏庸，终日躲在后宫享乐，不闻政事，加速了弘光王朝的糜烂。
但比朝廷内斗更严重的是，江北四镇总兵有了“决策工作”后，权力大幅度提升。曾几何时，江北四镇一直受到文官的约束，但自弘光皇帝登基后，四镇总兵开始嚣张跋扈，以自重支撑军队，从而迫使朝廷不得不如此。史可法虽然名义上是督学，却无法调动四镇兵马。他只能在江北四镇互相争夺地盘的时候充当调停人。因此，尽管弘光朝廷表面上有数百万士兵，实际上却完全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
1645年，清军南下，南明百万大军相继投降，弘光政权在没有任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被击败。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决策这个关键问题上的失误。如果当时的大臣们能够放弃纷争，团结一致，无论建立哪个藩王，军队都不会失去控制。再差的皇帝自己，南明拥有的资源反正也不会是结果。这是一个错误，一步一步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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