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总督一年能拿到多少薪水？清朝为什么少清官？

清代共有直隶总督、四川总督、闽浙总督、云贵总督、陕甘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等八位地方常任总督。其中直隶总督主要控制河南和河北，闽浙总督控制福建、浙江和台湾，云贵总督控制陕西、甘肃和新疆，两江总督控制江苏、江西和安徽，两广和南海总督。这些州长中的每一个都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强大的政府官员。

州长工资

虽然省长是当地最大的官员，但是他们的工资并不高。从康熙到光绪，巡抚年薪一直是120两银子。清代一两是37克，120两是4440克。按照现在的白银牌价，相当于几万元，还不如现在的普通白领中产阶级多。

不过别忙，120两只是省长的底薪。除了这个收入，他们每年还有各种固定补贴。仅餐饮补贴就有180两，此外，还有办公补贴288两，服装补贴60两。三笔补贴加起来就是528两，是基本工资的四五倍。

此外，作为地方官员的最高级别，大部分诸侯都是封爵，有爵位就有爵位和俸禄。清朝时，公爵中的一等公每年可领爵位工资700两，粮食补贴350石；第一等伯爵每年可领取510两的工资和255石的伙食补贴。比如雍正年间陕甘总督年羹尧就是一等公，乾隆年间两广总督孙士毅也是一等公。两人年薪700两，粮食补贴每年350石。在清朝中后期的正常年份，一石粮食相当于一银，所以350石的粮食补贴可以算350银。

这样好了，基本工资120两，加上固定补贴528两，再加上职称工资700两，再加上350两银子，现在一个具有一等骑士身份的省长每年可以领到1698两。

年收入1698两银子，对普通人来说绝对是高工资，绝对绰绰有余。因为乾隆时期，小商贩、私塾教师、熟练工匠、富农平均年收入只有450两银子。

州长补贴

如果年收入低于2200，聘请师爷就要几千块钱。总督其实是一个亏本的生意吗？当然不是。我们还有两大收入没有被诸侯们考虑到，那就是火耗和贱银保养。

“火耗”类似于以前没有取消农业税时的村、乡、县统筹，即地方官员私自对正税征收附加税。以广东省新会县为例。早在康熙时期，该县每年的农业税指标为4.8万两，但县太爷心狠手辣，在这个指标的基础上加了“火耗二分四分”，即允许农民多交24%的税。多付导致灰色收入11，520两。

县长爷爷不敢把灰色收入据为己有。按照官方惯例，他要给下属三分之一，给老板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归自己口袋。交给老板的第三部分，一般是层层分配，一份道路和平台，一份知府，一份省长和政府司令，一份省长私人账户。光是一个县的消防消耗，并不能给州长带来多少收入。问题是，总督掌管几个省，每个省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县，每个县都对总督作出一些贡献。所谓集沙为塔，集土为山，涓涓入海，加起来相当可观。

“养廉银”是雍正年间引进的一项制度。雍正所做的是将消防消费还给民众，把村庄规划、乡镇规划等附加税全部变成正税，把违法的变成合法的，把官员的私人账户变成公共账户，把地方各级官员的消防消费变成他们应得的补贴。这种补贴叫做养廉银。

各级官员私分用火，很有可能分赃不均。比如A中官员心狠手辣，火耗提高到30%，那么从知府到巡抚可以分的更多；而且b级官员心不够狠，火力消耗只有10%，那么从知县到省长只能少分。每个官员应该拿多少钱有明确的规定。比如乾隆七年，两广总督策冷留银指标为1.5万两，与湖广总督持平，但远低于闽浙总督2.1万两和四川总督3万两。作为同一个省长，杨连银之所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好处，是因为各地的工作任务和接待任务不同。为了弥补地方长官的额外开支，应该多给一些杨连银，否则就少给一些杨连银。

两广总督的法定年收入为16，698两

现在我们来算一下两广总督一年能有多少合法收入:底薪120两，固定补助528两，职称工资700两，伙食补助350两，筹集预算的钱15000两，一共16698两。鉴于火耗是灰色收入，雍正后被养廉银取代，不在此列。

有句老话大家都知道:“清朝三年，十万雪花银。”清朝做一年知府能赚34.2万，比知府高很多的总督一年能赚不到2.2万。肯定有问题。有什么问题？我们只算了州长的合法收入，没有算他们贪污的钱。

乾隆年间，有一个两广总督叫李侍尧，主管广东的盐专卖和海关税收。他每年收到盐商的礼物2.2万，生日收到2.2万。你看，过了一个春节，过了一个生日，四万两银子就有了。甘龙曾想查封13家广东银行。李侍尧建议甘龙不要把它们封起来。十三家银行的商人表示感谢，集资送礼，送了他10.2万元的大红包。早在南北朝时，广州刺史去城门，就有三千万文的收入。我觉得清代两广总督的收入不低于这个。

坦率地说，与其他州长相比，李侍尧不是一个贪官。至少他不会主动要钱，更不会挪用公款和捐款。后来，李侍尧被调任云贵总督。乾隆判他贪污。他被捕了，想杀人，但他不愿意。他请官员们发表评论，一名官员说:“李侍尧贪图一点钱，这是干净的。”于是乾隆将李侍尧减刑为死缓，几年后让他做闽浙总督。

有的诸侯很无耻，离李侍尧很远。比如光绪年间，山东发生灾情时，朝廷号召外省民众捐钱给山东灾民。四川人陆续解决了这个问题。捐款汇往山东之前，四川巡抚隗俊带走600两！几年后，四川又遭劫难，朝廷发赈款，其中5000两由奎军放入口袋。

目前还没有关于州长年收入的确切数据。美国汉学家张崇礼教授估计的数字是18.2万左右，太低了。清末湖南湘潭县有句话:“不贪不奢，一年三万。”意味着一个县长一年最低收入32000。州长呢？同治年间，广东海关的监管人崇礼贪污了数百万元，家里一个叫王的仆人一年就赚了几十万元。海关监管员的级别低于总督，总督的腐败程度可想而知。

清朝的官员好像挺会用钱赚钱的。他们贪财，一般不会傻到把钱存银行。他们要么以亲戚的名义放高利贷，要么以亲戚的名义经营房地产，要么投资政商合资的盐业，每年获得大笔红利。即使是最不经济的官员也知道如何购买土地和收取租金，以及投资一条长长的水流。不管你怎么投资，你都能让钱生钱和他们偷来的钱越来越神奇。

当然清廉的官员很少，比如接替李侍尧做了几年两广总督的孙士毅，他家“一文不名”。可惜这样的清官少之又少，比华南虎还稀缺。

清官之所以稀缺，不是因为干部缺乏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也不是因为缺乏政治学习，而是因为制度存在大问题，迫使官员贪得无厌。

最明显的制度问题是坐在地上分赃:县令收了火交给上级，巡抚贪了巨款，要花在皇帝身上。刚才我说了李侍尧的贪污问题，但我想补充一点，乾隆要为他母亲的生日造一座金塔，但他缺少1200两黄金，不想从国库中支付。最后两广总督李侍尧埋单。按照当时金银的对比，一两黄金等于20两白银，1200两白银等于24000两白银，李侍尧一年的合法收入不到22000。如果你让他付账，他一定很贪婪。

总督的开支

但是，对总督来说，每年的钱根本不够，因为他们的开支太高。

先说一个费用:请师傅。从晋朝到清朝，招师爷一直是官方的统治。能力强的官员要请一个或多个师爷帮忙记账、破案、起草奏折、写诗写文、提建议、接风洗尘、处理日常交流。比如东晋时江州刺史桓玄请陶渊明当自己的包打听，明朝时闽浙刺史胡宗宪请徐文长当自己的包打听，清朝时两江刺史尹继善。福建巡抚张士诚最喜欢林则徐，湖南巡抚罗最喜欢左，淮军大将和晚清著名学者、实业家张謇最喜欢。

师爷不是国家干部，也不是普通公务员。他们没有编制，不吃经济饭，工资都是从雇佣他们的官员口袋里出，工资也不低。比如林则徐不当官的时候，是福建巡抚张士诚的宠臣，张每年送他几百两银子。当时，林则徐并不是福建巡抚政府里唯一的一个包打听。他负责记账、收税、写信和裁决案件，总共14人。即使估计每人每年300阿良，他每年也要花4200阿良。前面已经说了，总督高于总督，聘请的师爷数量和质量至少不比总督差。所以一年花几千两银子光雇师爷是不可能的。

与康熙南巡相比，乾隆为李侍尧埋下的名单还是很少的。当年康熙多次南巡，多次住曹雪芹家。还有大量的皇太后太监和大内侍卫以及文武百官。吃喝都在曹家。房子的扩建装修不算，光是招待费就要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两。谁付的钱？曹的家人出去了。

曹雪芹的曾祖父曹在江宁织造工作，年基本工资只有130两，另一份工作津贴108两，守廉钱数为零。当时国库空空空如也，实际上工作津贴一分钱都没发，基本工资还要减半。曹一年的合法收入只有65两。更别说招待皇帝了，全家入不敷出还不够，腐败势在必行。

其实康熙对曹的腐败是有默认态度的。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撰写巡盐史时，曾在奏折中明确指出“每年巡盐所得余银约为55万至6.2万不等。”也就是说，一年的贪欲可以在55.2万到56.2万之间。康熙看了这个奏章，并不生气，因为他知道曹家贪财的钱最后都花在了皇帝家。

皇帝一家的开销很厉害。康熙修避暑山庄，乾隆修圆明园，慈禧生日，只是朝廷预算绝对不够花，动用国库的钱违反了祖传的法律。直接从老百姓身上搜，会有损他们“爱民如子”的形象，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省部级官员买单。省政府不会赚什么钱，只能让下级官员买单，下级官员只能让老百姓买单。每一级官员都有雁过拔毛的规矩，每一级买单程序都是超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