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视角下西方NGO的民主输出与“颜色革命” 社会运动视角下西方NGO的民主输出与“颜色革命”

西方非政府组织的民主输出与社会运动视角下的“颜色革命”。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继续在世界范围内推动“颜色革命”:20世纪90年代末，巴尔干半岛发生“推土机革命”，南联盟被肢解，米洛舍维奇政权被推翻；21世纪初，中亚三国发生政权更迭。21世纪第二个十年，“阿拉伯之春”再次在西亚北非发生。近年来，台湾出现了反服务贸易的“太阳花革命”，香港出现了“雨伞革命”。我们应该对这种新情况保持高度警惕。

一般来说，西方发达国家输出的“颜色革命”主要是由非政府组织进行的，这些“颜色革命”表现为旨在颠覆政权的社会运动。它们相互模仿，相互扩散，产生“雪球效应”。每一波“颜色革命”都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起到了示范作用，产生了模仿效应，对中国的政治稳定和思想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只有研究输出西方民主和操纵“颜色革命”的方法，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第一，“颜色革命”的实质:西方民主输出导致的政权更迭

“颜色革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词汇，主要是以“革命”为表象的政权更迭。革命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旨在推翻旧制度，建设新世界。通常，革命需要使用暴力。但从冷战后的实际“颜色革命”来看，“革命”后的国家制度并没有改变，国家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大的改变。唯一的结果就是政权发生了有利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益的变化。而且在“颜色革命”中，政权更迭并不是靠暴力革命实现的。所谓“颜色革命”的本质无非是“和平政变”，旨在推翻以美国为首的与西方国家利益不同的政权，培养向西方低头的政治领袖。

从全球来看，“颜色革命”是西方国家在幕后干预、推动和输出的结果，与所谓的“民主促进”密切相关。西方学者苏珊·斯图尔特认为，它指的是这样一种活动:目的是民主发展；外国政府、政府间组织或者非政府组织提出的；通过民间社会组织渠道提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颜色革命”是西方国家通过非政府组织促进“民主化”的结果。

西方民主输出代表了垄断资本集团的战略需要和根本利益，是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霸权主义的具体表现，有利于巩固现有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强化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在资本全球扩张的过程中，西方国家逐渐建立了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并不断强化维持这种结构的秩序:资本强国集团位于世界体系的中心，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的边缘。中心国家为世界的运行制定规则，剥削和压榨边缘国家，向它们释放风险，使它们能够承担世界发展的成本。而边缘国家则陷入经济贫困和政治边缘化的境地。维持中心与边缘结构的是不公正不合理的秩序。

历史上，对于不服从中央国家制度安排的边缘国家，中央国家总是实行炮舰政策。他们依靠工业化进程中建造的先进武器，袭击城市，用暴力将城市殖民化。在这个过程中，军事扩张总是伴随着文化扩张，即“一手持枪，一手拿圣经”。文化永远是西方国家用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张的另一个重要工具。他们的目的是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模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强加于边缘国家。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总结1974年以来“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主要原因时，列举了前两次浪潮中没有发现的新因素:外部行动者政策的变化，即美国在其他国家推行人权和民主政策。“第三波并不缺乏暴力，但总的来说是极其有限的。”冷战结束后，资本扩张的步伐没有停止，西方国家继续输出民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继续输出民主，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他们向外界输出民主的目的是以“和平”的方式影响和改变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生态。所以西方国家不惜制造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直接或间接压制不服从垄断资本意志的对手。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活动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推动所谓的“威权国家”实现“民主转型”，即实现从非民主国家向民主国家的过渡，这意味着国家权力性质的改变；第二是促进“混合政权”的“民主巩固”，其性质已经改变，通常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以培养反对派领导人掌权。无论是“民主转型”还是“民主巩固”，西方国家都通过非政府组织的跨国行动推进民主，一次又一次掀起“颜色革命”的地缘政治风暴。在西方非政府组织实现民主理想和价值观的背后，是超级大国在世界重要战略地区压制战略对手和扶植亲西方政权的行动。

西方非政府组织输出西方民主作为普世价值。比如自由之家评价民主的标准是:“有竞争性的多党政治制度；所有成年公民都享有普遍投票权；秘密投票在竞争性选举中进行；主要政党有权通过媒体和竞选活动公开接触选民。”在西方国家，“民主”的内涵被狭义地理解为“选举”，这是非常狭隘的。中国学者杨光斌认为，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民主的发展必须经历一定的连续阶段，即宪政民主或法治民主、分权民主和选举民主。前两个是“基本民主”，最后一个是“上层民主”。而西方国家“总是推行一套没有“基础”的“上层民主”，即“逆向民主”，结果很多国家深陷泥沼，难以自拔。”在西方国家看来，民主相当于选举民主。他们无视其他国家的现实，利用选举的机会培养对自己有利的力量来掌权，以促进资本的自由流动，从来不关心民主是否有效。

第二，非政府组织:西方输出民主的载体

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输出“颜色革命”的努力不是从冷战结束时开始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革命就在西方国家兴起，并在世界各地推行完全私有化、市场化和不受监管的新自由主义。因此，发达国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民主援助”，帮助非民主国家成为民主国家，或者帮助已经开始民主转型的国家巩固民主制度。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从间接到直接，从边缘到核心。

1982年，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促进民主”法案，旨在使苏联和东欧更加开放和民主。美国政府拨出巨资，责成美国民主基金会、亚洲基金会、欧亚基金会开发项目，让国际非政府组织发挥更大作用。该法案提出了促进民主的五个方面，“培养领导人；开展教育；加强民主机构和组织；通过各种渠道传播思想和信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个人和机构之间进行联络。”。此外，欧洲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也增加了对外国民主的援助。其实所谓的“民主援助”就是“民主输出”，有时候甚至是枪口下的强力输出。

冷战结束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利用民主输出和操纵“颜色革命”来实现其战略目标。这一方面是因为当今世界的信息高度透明，西方以暗杀政治领导人等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干预别国的政权更迭是不可行的。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发达，占据着信息传播的高地，在出口价值方面比其他国家具有优势。实施“颜色革命”比军事打击便宜，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因此，非政府组织在民主输出中发挥着更加突出的作用。

冷战的结束加速了经济全球化，以自由为本质的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新中产阶级规模壮大，NGO组织数量激增，逐渐形成跨国网络。作为民间社会的核心，“通过向政府施加压力和向决策者提供技术专家来制定国家政策；他们培养公民参与和公民教育；他们为希望参与公民生活的年轻人提供领导素质培训机会。”非政府组织之所以适合成为西方国家民主输出的主要工具，是因为以下原因:

第一，隐蔽。冷战的结束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意识形态对抗不再占据国际舞台的主流。人们开始以包容的态度接受多元的思想和文化，甚至出现了“意识形态终结”的论调。NGO有公益性，但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输出民主价值观更加隐蔽，可以避免赤裸裸的干涉所面临的国际舆论压力。通常，非政府组织给人的印象是，他们超越了政府的领导和控制，更具公信力。

第二，渗透一、非政府组织的形成是基于公民的自愿、基层和亲民，往往在帮助公众解决具体和实际问题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他们价值观的传播特点是“润物细无声”，容易被大众接受。相比之下，非政府组织比政府更脚踏实地，更能赢得人们的心。

第三，灵活性。作为第三部门，它可以同时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问题。非政府组织拥有广泛的资源和专业技能，长期专注于特定领域，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创新能力。与政府僵化的官僚组织相比，非政府组织在民主输出的过程中方式方法灵活，对正义和慈善的促进活动悄悄附加价值，也允许背后的政府灵活摇摆空。

第四，跨国性。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和人员交流日益频繁，非政府组织的跨国行动非常方便。国际非政府组织通常有一个巨大的全球行动网络，有很强的能力来设置问题、倡导和调动资源，以便充分表达和发泄社会不满和不满。

目前，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外交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国际关系参与者的多元化”、“国内与国际问题的互通”、“国内舆论可以影响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行动者，可以展示西方国家的“软实力”，促进公共外交，影响其他国家公众的“头脑和大脑”，进而间接影响其他国家政府的内外决策。

西方国家充分意识到非政府组织的优势，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不是外国政府直接干预的结果，也不是武装叛乱或精英驱动的自我改革的结果，而是非政府组织参与大规模暴力示威或其他非暴力反抗行动的结果，如罢工、抵制、抗税、占领公共场所空等不合作行为。西方国家通过非政府组织改变其他国家的政治生态，引发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失去存在的合法性，进而实现政权更迭，这是最有效的方式。

一场成功的非暴力革命需要长期的准备。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会因为西方非政府组织的渗透而悄然改变。与政府不同，非政府组织具有明显的专业性，长期关注教育、医疗、卫生、环保等某些领域，并表现出强烈的“战略决心”。他们可以在长期的专业活动中植入西方民主的理念，展示西方民主的魅力，重塑公众的心理和认知。

第三，西方国家对非政府组织的幕后操纵: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联姻”

从理论上讲，非政府组织是除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作为公共组织，不属于政府，称为非政府组织；不是为了盈利，也叫非营利组织。然而，西方国家的许多非政府组织不能真正坚持非政治、非营利和不受任何政府控制的宗旨。它名义上是独立中立的，但却有自己政府的支持，需要完成自己政府赋予的使命，为其进行调查研究，搜集情报，宣传政策，甚至成为政府进行“颜色革命”的工具，充当干涉别国内政、颠覆别国政权的“深水炸弹”。

在美国，政府推开民主的四个主要渠道包括:第一，美国国际开发署；第二，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劳动局；第三，中东伙伴关系倡议；第四，千年挑战公司。他们提供资金，帮助符合某些西方民主标准的国家。美国的许多非政府组织与这些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并成为向外部世界输出民主的工具。

1983年，里根政府成立了国家发展署，将国际非政府组织推向全球民主的前沿，以抵消苏联的影响。它背后的真正目的是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努力加强世界民主制度。国家经济发展部的六个目标是:通过私营部门的倡议，包括促进个人自由权利和自由的活动，鼓励世界各地的自由和民主，这些权利和自由对实施民主制度至关重要；促进美国私营部门团体和外国民主团体之间的交流；推动美国民间参与海外民主培训项目和民主制度建设；通过立即采取措施和与地方民主力量合作，加强民主选举进程；支持美国的两大政党、劳工、企业和其他私营部门团体，鼓励它们与致力于民主多元化的外国文化价值观、制度和组织合作；鼓励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和其他国家民主团体特殊要求的民主发展。

NED的附属机构主要包括国家民主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共和研究所、独立私营企业中心和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它是一个准政府基金会，接受美国政府的资助，支持国际非政府组织。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行动在世界各地推动“颜色革命”。关于中亚的“颜色革命”，西方学者麦金农说:“为政治动乱融资不是NED的新业务。尽管现在NED在如何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方面受到更多限制，但它可以通过自主的所谓“公民社会”来规避这些规则:非政府和媒体渠道表面上是非党派的，但其活动可以倾向于候选人或政党。“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围绕促进民主的核心任务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关系。美国对外民主输出形成了以NED为龙头，四个子公司为支柱，其他主要非政府组织为应对的“伞式网络”。它的主要使命是向世界上的目标国家宣传民主价值观，推动目标国家的政治制度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在国际舞台上，非政府组织因为是非政府组织，可以完成外交官无法完成的使命，不会被视为干涉有关国家主权。

美国政府通过NED向相关国家的反对派组织或政党提供资金，支付他们的办公场所、电脑、网络、传真机、打印机等费用。补贴选举监督员和提供其他后勤支持。不仅如此，美国还赞助研讨会和培训，支持竞选中的反对派领导人，他们比较保守，有明显的亲西方、亲民主、亲市场的倾向。美国资助的培训、咨询和战略支持刺激了公众的非暴力行动，威胁到有关国家的政治生存。

一方面，西方国家积极改造“不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态，甚至通过非政府组织直接干预社会运动；另一方面，它们积极促进这些国家当地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一些国家，被西方驯化的本土化非政府组织是独立的社会组织，挑战相关的国家权力:一是“拥有自己的资源”，“动员起来反对政府”；第一，“向国家表达政治利益，要求国家进一步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走向民主”；第三是充当“反对党的原型”。西方国家通过自己的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西方非政府组织试图通过利用其他国家的当地非政府组织形成一个巨大的跨国网络。

在社会运动中，抗议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集体行动的影响力。中介联络在体育动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通过中介单位或相互关系将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社会场所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接一个的社会运动。从这个角度看，NED是全球社会运动的中介组织。在其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的社会运动形成民主化浪潮，使得“颜色革命”层出不穷。

第四，“颜色革命”中的“调色板”: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的方式

如果“颜色革命”是西方国家试图改变其他国家政治图景的行动，那么西方非政府组织通过影响相关国家的反政府社会运动，发挥了“颜色革命”的“调色板”功能。这主要表现在西方非政府组织进行社会运动所需要的斗争动机、政治机会、资源动员和斗争技巧上。

第一，反抗的动机。一般来说，人们认为相对剥夺和怨恨是集体行动的根本原因。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存在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缺乏社会公平和正义。但是，社会问题本身并不会产生相对剥夺。西方非政府组织输出“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扩大了价值预期与价值能力的差距，导致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对政府的严重不满。西方非政府组织构建了一个集体行动的框架，将社会问题归因于当前的政治制度，并勾画了推翻政权的“美丽蓝图”。

第二，政治机会。西方非政府组织通过向目标国家输出民主价值观，改变了其他国家的政治生态，塑造了有利于社会抗议运动的舆论氛围，软化了政治精英的地位，造成了统治阶级的分化，增加了政府压制社会运动的成本，降低了体育参与者的风险。

第三，资源调动。西方非政府组织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帮助抵抗组织形成动员组织网络，增强动员能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动员社会运动资源的有效工具。西方非政府组织积极教体育参与者使用社交媒体的技能。此外，他们还充当社会运动的中介，使运动从地方传播到国家，从国家传播到全球。

第四，抵抗技能。西方非政府组织培训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以提高他们斗争的效率。例如，他们教抗议者如何进行非暴力行动，如何创作新的抗议戏剧，等等。例如，为了促进民主输出国家的社会运动，西方非政府组织主要影响年轻学生。青年学生思想激进，情绪不稳定，可塑性强，缺乏对实际兴趣的担忧；知识精英，尤其是在西方学习过，接受过西方价值观的人；政治精英中的温和派在统治集团内部制造分裂；军队和警察强迫他们叛逃或保持中立。

鉴于此。西方非政府组织输出“颜色革命”，推动大规模反政府社会运动，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资金支持、社会组织、舆论宣传、技能培训等关键领域。

第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激发“颜色革命”其他影响因素的指导思想。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自己的非政府组织向所谓的非民主国家灌输“自由民主”的思想。这场思想战争很隐蔽。在“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下，在一些舆论领袖的引导下，“颜色革命”的目标国家自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实现了西方国家“不战而胜”的目标。

根据社会运动的框架建构理论，集体行动的框架是抵抗的导向，可以使被动参与者成为主动参与者，主动参与者成为激进参与者。它传达的信息是，人们为之奋斗的政权应该为目前的不满负责。构建社会运动框架的三个步骤是:意识形态归属问题，为社会运动设定目标；意识形态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规划社会运动的蓝图；意识形态为行动提供了基础，并说服人们参与社会运动。西方非政府组织输出影响人们思想认知的民主价值观，将社会问题的存在归结于有关国家缺乏民主，提出只有推翻专制政权才能解决社会危机，为人们参与社会斗争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二，资金支持。资本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经济基础，可以起到社会润滑剂的作用。西方国家用金钱来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影响。资金可以把社会运动的思想转化为实际行动，为意识形态搭建一个寄生的“巢”。西方国家通过自己的非政府组织输出资金，并支持其他国家亲西方和倡导人权的本土非政府组织。他们还教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如何筹集资金来实现部分自力更生。这是因为对外援助越来越受到有关国家的警觉，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当地非政府组织也可以通过自己筹集资金来扩大其在本国的影响。

社会运动的发生必须调动各种资源，即实现运动目标的手段。人虽然很愤怒，但如果缺乏组织、领导和动员，就不会有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必须调动资源，特别是资金的支持和保障。在这方面，西方国家已经通过非政府组织成为社会运动的“黄金所有者”。

第三，社会组织。西方非政府组织普遍支持相关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形成社会运动的人力资本。“颜色革命”的力量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核心层面:他们充当先锋，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坚定信徒，也是控制推动民主变革的组织的领导者；紧密层:他们充当骨干，作为随从，忠于核心层，完成具体任务；外围层:主要包括普通大众，是社会运动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根据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理论，社会运动的发生取决于政治机会的变化。社会运动力量与反对者之间的差距缩小，政府镇压社会运动的成本上升，都有利于抗议行动的发生。在全球化时代，西方政府及其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促进了社会运动的政治机会向有利于社会斗争的方向转变。西方非政府组织通过培养体育骨干的招募和动员能力，向参与者支付报酬，推广非暴力抵抗技能以降低参与风险，赢得了公众的广泛支持和参与。传授体育组织建设知识，提高体育一体化程度，提供资金支持，作为增强体育团结的手段；通过信息工作提高体育传播水平；通过培训提升体育领导者的领导力，通过包装塑造体育领导者的个人魅力。

第四，舆论宣传。西方非政府组织教目标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一些技巧，如何发传单，用醒目的口号、标志和颜色影响公众心理。社会运动的组织者通过社交媒体网络传播意识形态，招募更多的追随者和同情者。公众也通过社交媒体跟踪社会运动的新闻和进展。此外，亲西方人士还通过信息工作，对未来的抗议活动做出战略规划，联系国内外相关组织。通过各种媒体的传播，扩大了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及其影响，存在感不断增强。其中，新媒体迫使传统媒体大声疾呼，报道社会运动的相关信息。

在社会运动中，媒体可以在议程设置中发挥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动员，让更多的支持者了解运动；第二，确认和突出社会运动的重要性；第三，扩大冲突范围，让第三方参与冲突，使权力平衡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化。因此，西方非政府组织不遗余力地为社会运动中的社会抗议者提供印刷、广播和其他设备，教授宣传技巧，甚至培养独立媒体。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西方非政府组织向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提供互联网接入费，并对他们进行社交媒体培训。

第五，技能训练。社会运动应该有集体行动的“戏剧”。查尔斯·蒂利认为，社会运动应该有三个要素的结合:运动，通过有组织的、持续的斗争，对斗争对象提出集体要求；创新的行动技巧，如示威、游行、守夜、请愿、通电等。；WUNC展示，即价值、统一、规模、风险。换句话说，集体行动应该是有价值的，比如行为冷静沉着，衣着整洁干净，有神职人员、世俗贵族和带孩子的母亲在场；集体行动是团结的，比如同一个徽章、头巾、旗帜或服装，列队行进，唱歌；集体行动是大规模的，比如总人数，请愿书上的名字，支持者的声音，拥挤的街道；集体行动要体现奉献精神，不畏恶劣天气，老弱病残，抵制压制，做引人注目的捐款、捐款甚至送死。围绕这三个要素，西方非政府组织培养反政府人士的创新技能。

在“颜色革命”中，社会运动通过公民反抗的方式挑战政治权力。是持续的集体行动，而不是个人行动；它使用非暴力的方法来实现国内公民社会的共同目标。公民抵抗可以被视为不对称的冲突，被边缘化的人与当权者对抗。在社会运动中，西方非政府组织致力于传播让·夏普的非暴力行动技巧。作为“颜色革命”的精神教父，他提出了198种非暴力行动的方法。这些方法非常详细，便于抗议者操作，在历次“颜色革命”中都有应用。

总之，西方国家通过NGO向其他国家输出西式民主，制造“颜色革命”，以强化中心-边缘结构。这一结果注定会给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引起了有关国家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背景下，西方国家通过非政府组织干涉别国内政的不道德行为越来越不受欢迎。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西方非政府组织都致力于促进民主。在全球化时代，不加甄别地将西方非政府组织完全屏蔽在国界之外既不可行也不可取。

对于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的渗透、颠覆和破坏活动，中国必须在整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采取有力有效的控制和应对措施，捍卫国家安全。同时，中国应保护和支持遵守中国法律和从事合法活动的西方非政府组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2015年重点项目

参考文献:

苏珊·斯图尔特。民主促进和“颜色革命”。伦敦:鲁夫切，2012。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末的民主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谢岳。社会抵抗与民主转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威权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杨光斌。让民主回归原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罗燕华等。美国输出民主的历史与现实。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oo9。

卢勇。第三势力:美国非营利组织与民间外交。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林肯·米切尔1 .颜色革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12。

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作者简介:王巨基伟，河北承德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查旺《学术探索》201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