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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乾盛世”:闭目塞听二百年 「 ”康乾盛世”:闭目塞听二百年 中国落后世界更加明显

导语:《康干盛世》:闭眼二百年,中国落后世界更明显!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整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中英战争爆发后,中国遇到了前所未见的强敌,当时很多人感叹他们遇到了「 ”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的「 ”强夷”。这些强夷不仅有强大的武力,而且还有高度的文明,此乃所谓「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真实含义。这当然是站在我们自己立场上,即站在传统中华文明立场上所发的感慨。 此时全世界正在大变——实际上,

《康干盛世》:闭眼二百年,中国落后世界更明显!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整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中英战争爆发后,中国遇到了前所未见的强敌,当时很多人感叹他们遇到了「 ”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的「 ”强夷”。这些强夷不仅有强大的武力,而且还有高度的文明,此乃所谓「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真实含义。这当然是站在我们自己立场上,即站在传统中华文明立场上所发的感慨。 此时全世界正在大变——实际上,全球化早在15、16世纪大航海时代就开始了;而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中国,则要到19世纪。也就是说,世界早在发生巨大变化,是我们自己依然故我,没有变化。尤其在世界历史突飞猛进的17-18世纪,满族统治下的中国依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直到鸦片战争前,我们在被动而真正接触西方时才被惊到了。 其实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南亚及东南亚地区,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荷兰已经开始大肆扩张,并经常波及到我国东南沿海。1557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小货栈,1602年、1639年西班牙人两次在南亚屠杀华人,但除郑成功1660年驱逐在台湾的荷兰人之外,明清两个王朝几乎对家门口的列强没有任何知觉。所以唐德刚先生感慨说:「 ”我大陆上明清两朝自郑和七航收帆之后,便龟缩神州,睡其呼呼之大觉。对大门之外的西洋海盗,毫无所知,亦未加闻问。如西班牙所操纵,以华裔海员为基础,独占亚美两洲的太平洋直达航运250年之‘马尼拉邮船’,我国官书竟无片纸纪律,酣睡之沉,亦可惊矣!我国明清两代朝野,黄粱一梦400年,迨鸦片成患,西来毒贩欺人,一觉醒来,已景物全非矣!” 在清代所有的皇帝中,人们普遍认为最值得尊敬的是康熙,因为只有他对外来文化还能持某种自信和开放的心态,能够接受外来文化,并善待西人。康熙的这种做法给很多人极深的印象,以至于有人认为:17世纪西学的东传,既有自明末以来的惯性,更有康熙皇帝的助推,势头非常好;甚至提出如果这种风气继续下去,西方科技发明很可能在中国生根发芽。但这种看法实在经不起推敲,更经不起历史事实的验证。因为康熙所接触的西学仅仅是科学的一点皮毛,比如他学习数学和测量,主要目的是为了确证中西历法的优劣;制造红衣大炮是为了镇压三藩之乱。除此而外他对西学再无兴趣,更没有推广的愿望。所以康熙之后,传教士在中国越来越难立足,西学东渐趋于式微。 康熙帝读书像 就在康熙驾崩的第二年,也就是雍正即位的第一年,这位新皇帝就立即颁布了禁教令。禁教令宣布:所有的西洋人,除了少数在在京效力的人员以外,一律遣送澳门,各地天主堂一律改为公廨、祠庙或义学。 关于雍正禁教,一般的说法是认为起源于福建的一起教案。雍正刚刚即位,福建省福安县的一个生员教徒就声称弃教,并向官府告状,告洋教士借修建教堂之机,大肆敛财;更关键的是,这个生员还状告教堂里男女混杂,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有违传统礼教。雍正闻此大为恼怒,遂下驱逐令。 乾隆继承了父皇的衣钵,对西洋传教士的管制变本加厉,不仅限制增多,甚至干脆禁止西洋人来华,执行了一种坚决的排外政策。乾隆有一首诗暴露了他的这种极端排外倾向:「 ”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俱增哉。” 乾隆年间,甚至有外国教士被处死。 澳门教案是乾隆时期影响最大的教案之一。澳门在16-18世纪的中西交流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澳门不仅是中西贸易的港口,更是天主教在东亚地区的传教中心,当年利玛窦等传教士就是从澳门进入内地。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天主教只能通过澳门潜入内地。1784年,四名意大利传教士由澳门悄悄进入广州,为了不被清朝官府发现,试图由内地各省教民以接力的方式再进入内地各省。然而,这几名传教士在行至湖北襄阳时被清军抓获。湖广总督特成额立即上奏朝廷,乾隆闻奏大怒,下令严厉惩处,教案遂由此而发,参与护送的教徒纷纷被捕。除直接涉事的广东、湖广等地,山东、山西、陕西、福建、江西、四川各省也查出多名教徒,前后有数百名中国教民和18名外国传教士被捕入狱。随后,乾隆对各地禁教不力的官员进行惩处。尽管次年8月乾隆释放了外国传教士,但在这一年多的羁押时间里,至少已有6名传教士惨死狱中。此次事件不仅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打击很大,而且对澳门也产生了极大影响。此后,清朝政府对澳门的管控更加严格,并大大限制了澳门与内地的贸易往来。 到嘉庆道光两朝,内地的传教士人数以及非常之少,在清廷任职的西洋人越来越少,最后连钦天监内也没有他们的位置了。也就是说,自1723年雍正皇帝即位开始,就基本断绝了与西洋的各种往来,即使算到1840年,也有了117年的时间;算上乾隆在位的60余年,将近200年。在这漫长的时间中,清王朝基本闭关锁国,甚至到了闭目塞听的程度。终至于在鸦片战争期间,大清很多朝野人士不知西洋为何物。 五口通商之前,中西交流的主要途径由传教士完成,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单向的交流,有人可能会说,当时中西交流还有贸易的途径。的确如此,但这个问题更为复杂。实际情况是,1840年之前清朝基本执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中外贸易往来只留了一个小小的孔道,即广州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 尤其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清代的闭关锁国政策早在顺治、康熙年间就定下了基调,并非始自乾隆,这个基调对清朝此后的历代皇帝的心理产生的极大影响:清朝人谈海既怕,因此禁海实乃必然。 顺治初年,清朝沿袭明朝成规,不许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只能在澳门交易,不许进入广州。尤其因为东南海郑成功对清朝有严重威胁,因此清廷在 1655年,十三行毁于广州西关大火,不多不少,整整100年。 清朝实行贸易垄断制度的目的非常单纯,即遏制中外贸易往来,表面上是维护天朝「 ”尊严”,实际上是为了防止发生反清起义,预防洋人和汉人联合反清。比如《防范外夷条规》明确规定:外国人来广州做买卖必须经由公行,其行动也由公行的行商负责约束;外国商人只准许在规定的时间,即每年的5月至10月间来广州进行贸易,期满必须离去;在广州期间他们只能住在由公行所设的「 ”夷馆”内;外商在华只能雇用翻译和买办,不能雇人向内地传递信件;中国人不准向外商借贷资金等。 乾隆 如果进一步深入分析则不难发现,上述政策是清朝落后体制与观念的折射。天朝尊严是一种意识,也是一种体制,广东十三行就是这种体制的特产。十三行的总商和行商充当两个重要角色:在贸易中,他们是中外商人的中介;在外交上,他们又是政府与夷商之间的中介。或者说,他们既是外国商人的贸易对手,又是外国商人在华期间的保人和管制人。对于清政府来说,十三行维护了天朝的尊严和规制;对西方商人来说,十三行却阻断了他们同清国民间与官方的联系。在中西发生激烈冲突之前,中国人没有质疑过这种制度设计。 直到五口通商、几个大门被同时打开,此前清政府一直实行的是这种对外夷严防死守的消极防卫政策。后来的马戛尔尼和阿美斯德使华,实际是英国人打破广州体制的非武力尝试,表面上体现为礼仪的冲突,实际却是制度和文化的冲突,以及中国人对世界的冷漠。事实证明,清朝这种消极的自卫措施是导致百余年来中国人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所谓鸦片战争,所谓南京条约,这些都只是结果。如果目光过于集中于此,且受民族主义情绪误导,则隐没了许多历史真相。此前100多年的所作所为,才是导致这一系列结果出现的原因,简单说,这是消极防御以及关闭大门的恶果。鸦片战争前100年,以及18、19世纪之交,这个时期太重要了。只有深入了解这段历史,才有可能真正理解19世纪的中国,才有可能了解19世纪以来中国遭受耻辱的原因。 作为康乾盛世标志物之一的《四库全书》,实际目的是为了限制思想和言论自由,从其编纂者的眼界和言行可以看出。如关于《职方外纪》,「 ”四库提要”就对书中的新知识持怀疑和鄙视态度: 所纪皆绝域风尘,为自古舆图所不载,故曰《职方外纪》。其说分天下为五大洲……前冠以《万国全图》后附以《四海总说》。所述多奇异不可纠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 职方外纪 《职方外纪》是明代来华传教士艾儒略为中国读者撰写的第一部世界地理书,1623年出版,是继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之后详细介绍世界地理的最为详实的中文文献。此书首次在中国介绍了欧洲的方域、列国、风俗、饮食、衣服、制度、立学、设官、宗教、政刑、武备等方面的知识。在同一时期,其他着名传教士还有毕方济、金尼阁、南怀仁、汤若望等,他们同时也是科学家,带来了很多关于天文、地理、航海等方面的新知识,金尼阁还带来了欧洲图书七千余册。 西学在明末知识界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注意,并改变了他们的部分知识体系。如李之藻在读完《职方外纪》后说: 种种咸出椒诡,可惜可愕,令人闻所未闻。然语必据所涉历,或彼国旧闻征信者……地如此其大也,而其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乡,又一粟中之毫末,吾更藐焉中处。 瞿式耜在阅读了这些新知识后,甚至想通过新的世界地理观改变中国人陈陈相因的华夷秩序,他说: 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者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蛮貘,得无纷井蛙之诮乎!河征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通。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踳矣。且夷夏亦何尝之有?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元元本本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汨汨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其可以以地律人,以华夏律地,而轻为訾诋哉! 明人持此种意见者不一定多,但毕竟有,而在清朝却很长时间难觅这样有见识的学者了。因此,我们不难看到,至少从世界知识的积累与了解方面,清朝是大大退步了。 直至中英已经发生了严重冲突,我们的读书人以及高级官员还在不着边际,隔靴搔痒,典型议论如:「 ”中国之物,番人最重者,无若茶与大黄,非此二物,则病胀满而不治。今之互市,乃外夷不获已于中国,非中国不获已于外夷”,如果「 ”绝茶与大黄不使出”,则可使夷人屈服。这些在今天看来让人贻笑大方的故事,却是实实在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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