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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中的「 ”格物致知”就是科学 传统文化中的「 ”格物致知”就是科学

导语:在传统文化中,“把知识赋予事物”是科学?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整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在中学和西学的问题上,历来有三方意见。这是沿袭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三种意识形态,许多人在继承古人学问同时,不明就里的将古人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也继承下来。一方是代表保守派的意见,认为中学是全优于西学的,对西学持对立排斥态度;一方是代表激进派的意见,认为中学不如西学,要全面的引进西学,甚至认为要废除汉字;一方面是

在传统文化中,“把知识赋予事物”是科学?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整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在中学和西学的问题上,历来有三方意见。这是沿袭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三种意识形态,许多人在继承古人学问同时,不明就里的将古人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也继承下来。一方是代表保守派的意见,认为中学是全优于西学的,对西学持对立排斥态度;一方是代表激进派的意见,认为中学不如西学,要全面的引进西学,甚至认为要废除汉字;一方面是调和派,有所谓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等等。持调和意见的人,并不认为西方兴起的自然科学与传统国学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对于重建民族自信心,恢复民族自豪感这件事,不好人文化商人选择了「 ”过度包装”。于是引发了关于「 ”不吹会死”的思考,中国的历史比西方史早一千多年,中国天文历法领先世界一点多年,中国算学领先世界一千年,总之各个方面都要领先世界才能找回那点可怜的民族自信。俗话说「 ”好汉不提当年勇”,一个民族却需要可怜巴巴的在先祖的成就中寻找自信心。既然凡事都领先世界千年之久,为何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落后了二百年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根源在制度,制度的根源在教育,教育的根源在学问。早年间世界各国是不交通的,或者说因为生产力落后,生产水平不足以支撑广阔领域的交通,那么这种对比是毫无意义的。就好比很多父母只会拿亲戚、邻居家的孩子跟自己的孩子对比一样,他们决然不会拿太遥远的家庭跟自己对比,缘由在于缺乏对话基础。而中国跟西方文明对话,一般认为是从明代开始的,也就是说文化的先进和落后,制度的优越和劣势,从这之后的比较才是有意义的。 自然科学发端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而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改革了生产力,用机器代替了人力,从此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西方始终保持了领先,十六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科技和一些学术着作。在当时文人士大夫的眼里,是看不上这些「 ”奇巧淫技”的,直到列强打过来了,才开始正视这个问题。 「 ”科学”二字不出于任何一部经典之中,是个彻头彻尾的舶来品。清朝末年洋人教堂里讲所传授的物理学、化学等统称为「 ”格致学”,即「 ”格物致知的学问”。这种说法出自四书中的《大学》,原典之中提到了「 ”格物”可以「 ”致知”,但是没有说应该怎么「 ”格物”,于事关于「 ”格物”的注释成个历史性的讼案。 虽然是众说纷纭,但总结下来也就两派意见。一方说的「 ”物”是自然万物,跟西方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一样的,另一方说的「 ”物”是「 ”心”,属于修持心性的功夫。彼此都认为自己的「 ”格物之道”可以达到「 ”致知”的效果。朱熹解释道:「 ”穷究事物的道理,致使执行通达至极”。陆九渊解释道:「 ”修持心性,不为物牵。回复天理之知”。朱熹的思想因明代官学的原因成为当时的主流,陆九渊的思想因王阳明的推崇,在晚明清初成为主流。 清代实学兴起之后,对格物致知的解释已经完全符合科学精神了。实学是「 ”实体达用”、「 ”经世致用”的学问,也就是学习文化科技是用来做事的,而不是用来做学问的。颜元将「 ”格物”解释为主体对客体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改造活动。王夫之解释为:「 ”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熊十力解释为:「 ”分门别类穷其理”。这些诠释均符合西方对科学内涵的解释。 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万物,目的是探求本质,研究规律,总结定律。一般情况下科普的是科学研究的成果,而不是科学的本身,科学本身是一种态度,是方法,是技术,是追求真理的精神。其生产出来的科学成果,是禁得起验证的。我们从前人对「 ”格物致知”的解释来看,当时人们的认知与西方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在科学研究成果上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笔者在学习国学中,尤其注重古人是如何治学的?这关乎到「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绝大多数的国学讲堂侧重于宣传,某人在某本经典中提出某种观点,而不太重视古人是如何做学问的,他们所知道的内容都写在书上,那么他们是如何知道的呢?通过对国学中基本治学方法的梳理,笔者差异的发现:古人并不缺乏科学的治学方法,而是用不对地方。 国学的主流是经学和史学,而往往经史是不分家的,针对这两门学问的治学方法有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辑佚学等等,还有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统统针对的都是解读经典而非自然万物。尤其始于两汉而全盛于晚清的考据学,其治学精神是科学的,治学方法是科学的,对待古人古书的态度也是科学的,其研究成果绝大多数是经得起检验的,唯独不足之处便是讲一切科学的态度、精神、方法全部孤注一掷到传统经典上面了,这就很不科学了。 伏羲俯仰天地,黄帝命名百物,尧舜始有制度,这些传说虽难以考据,但总体上有指向了「 ”自然万物”,制度、伦理是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在「 ”不吹会死”的思想指引下,好古之人认为圣人之言已经穷尽天地之理了,故此他们不再去研究天地万物,而是去解读圣人之言。还有一个外部因素,就是这些好古者专权之后取消了科举考试中诸多科目,比如早起的科举考试有明法、明字、明算等科目,以及骑射、摔跤等武术考试,在后世被改为只考四书五经,行文只要八股小楷,解经论策不能逾越圣人之言。为了考取功名,读书人都去「 ”格四书五经”去了,没有人再「 ”格物”了,中国之科学,实乃科举考试之学。 转载请注明出自【头条号:极简国学】 插图源于互联网,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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