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台的发展史 砚台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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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文明发达的国家之一。
砚台在中国历史悠久。根据考古发现资料，砚台最早是由研磨机演变而来，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在半坡邵文化遗址出土的部分磨盘和磨石上有槽纹臼，槽纹臼中残留有研磨颜料的痕迹。
1976年安阳殷墟府壕墓出土的玉器中，有用于配色的色板。这些色板、磨盘和磨石可能是砚台的前身。
洛阳西周墓出土的长方形板岩，前宽后窄。石板经过打磨，朱砂残留在地面上。这种板岩调色剂的形状和用途与后来的砚台非常接近。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发现了简牍、墨水笔和磨石。可以看出，直到战国晚期，才有磨墨的砚台。
在汉代，砚台被广泛使用，并从古代流传下来。
1973年，湖北江陵凤凰山汉文帝墓出土笔、墨、砚、简牍、铜针等成套文具。很多汉墓出土的都是砚台，说明当时的墨需要用磨石打磨，证明砚台最早是一种研磨机，直到汉代还保留着这种属性。
汉代以后，随着制墨技术的发展，墨水可以直接在砚台上研磨，不再使用磨石。
根据出土资料，汉代的砚台是由陶器和石头制成的，大多是圆形和三足的。它们有的脚上刻着花，有的是动物的脚做的，形状原始，呈龟形。
魏晋时期，随着纸的广泛使用，砚台的种类也随之发展。除了陶砚和石砚，还有瓷砚。砚台的形状是长方形、圆形和饱满的。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隋唐时期的制砚工艺发展迅速，砚材种类比前几代多。
石砚在唐代广泛使用，产生了端砚、歙砚等名品。
端砚材料产于段曦端州，故名。
唐代诗人李贺的“端州石像神一样灵动，踏天磨刀割紫云。”还有刘禹锡的“端州石砚重于天下”。
历代学者都称赞端州工人开采砚台、制作端州砚台的高超技艺。
歙砚产于周舍婺源的卫龙山，故又称卫龙石。
歙砚开始产生于唐代开元时期，并在当时社会上享有盛名。
除了砚台，以陕西江州为代表的程妮砚也产于唐代。
唐代很多瓷窑也烧瓷砚。四川琼瑶烧的瓷质砚台，尺寸完整，胎厚上釉，造型简单。
唐砚多为簸箕状，有两脚或一脚。
当时由于秦汉宫廷建筑遗址中的砖瓦陆续出土，也有人用秦汉时期的砖瓦制作砚台，俗称瓦砚，可惜世界上留存的并不多。
石砚在宋代比较流行。
最贵的是广东砚和歙砚。
端州开采的凌洋峡斧山砚分为上石、中石和下石。北陵山第一代松坑也是大批量生产，砚台质量最好。
这时候陶砚是西北产的。
石涛产于甘肃临洮的洮河，石头是绿色的。由于砚产于洮河深水，开采难度大，产量很小。
程妮砚的生产发展于宋代。现在我们知道中国北方有许多程妮砚的产地。比如山东省柘沟河沿岸的柘沟镇，人们用当地的宋卡制作陶器和陶砚，又称柘岩。例如，程妮砚产于河南周国和河北吕沱河。
宋代制作的砚台主要以长方形手抄本为特征，也有根据砚台材料的自然形状制作的异形砚台和斧形砚台
明朝时，中国四大名砚，段、回、陶、弘四，都是爱不释手的。
当然，四大名砚各有特色和优势，也有各自的地方特色和雕刻风格。
明代虽然也有瓷砚、铜砚、木砚等，但仍以石砚为主，尤其是段砚。
明代段曦开采的砚台分为大溪洞、小溪洞、郑东洞和东东洞。其中大溪洞出产的砚台质量最好。
当时，随着砚台的形状逐渐流行，各种砚台的生产工艺也越来越精细，成为手工艺品。
例如，端砚的石眼被巧妙地运用，成为端砚独特的艺术装饰。
文人墨客在砚台上题诗，题字风格在明代非常流行。
砚台的艺术价值逐渐超过使用价值，达官贵人附庸风雅，收藏砚台较多。
到了清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端砚的生产达到了空之前的繁荣，清代最流行的还是推端砚。
端砚的工艺更加精细。
甚至砚台盒的装饰也极其精美。
根据砚台材料的形状和大小、质地的密度和石眼的高度，往往雕刻成山水、孙云龙和月亮、鸟、动物、鱼和昆虫、花卉等图案，用名人铭文或古代器物的铭文作为装饰等。明清时期，有许多砚专家和著名的收藏家。
回顾端砚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端砚的生产和发展与我国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
肇庆端州劳动人民为端砚的生产、生产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特别是在开采砚时，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采石工人付出的劳动和成本是无法计算的。
自古以来，古老的坑洞大多在溪流的底部，只有在冬天水干的时候才能开采。岩壁坚硬，坑洼狭窄，水越往底部越深。
采石工人只能裸体工作。当时老坑口有一块砚台。采石工人光着身子爬进爬出，年纪也大了好久。采石工人用汗水把这块砚台弄得又黑又亮又光滑。
不幸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块珍贵的砚台由于旧坑口的扩大而被炸毁，这不能成为采石工人辛勤工作的历史见证。
同时，采石时，采石工人每隔三尺坐一次，先从水箱中取水，排干水，然后边挖边将削好的砚台转移到外面。
坑里只有昏暗的猪油灯照明。
万一发生岩崩，也会造成人员伤亡。
苏轼的《段曦铭》中也说:“千夫所指，百夫所指，百夫所指，篝火生四珍”，可见砚材之难。
不仅如此，昂船洲人也被官员剥削勒索。
现在，我们面前的每一个古言，都凝聚着采石工人和砚台工人的血汗和智慧。
历史上，官方统治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疯狂掠夺文化宝藏。
五代时，南唐后主李煜曾为朝廷设“砚务”，搜墨造砚。
历代发往端州的正史，几乎都趁机敲诈勒索。只有包青天在端州做官三年，离任时没有拿走一块砚台，可见他清廉。
相比之下，在宋神宗时，杜毅被任命为端州知府，所以他把段曦当成自己的，禁止私人采矿。因为贪得无厌，他被称为“杜”。
明朝崇祯末年，熊文灿被任命为两广总督，指挥部下偷砚，甚至在夜间。
清康熙年间，人皇在高要县上任时，曾多次寻找古言，并从十个方子中挑出最好的作为珍宝。他的名字叫“阎石翁”，他的房间叫“阎石轩”。
事实上，他占据了十多个砚台。
由于官员统治者滥挖强占，他们在段曦上演了一系列丑陋的戏剧，如争钱、偷石头、抢砚等。他们利用了这一点，曹，一个著名的砚台，遭受了许多灾害，所有的坑洞都严重受损。
在国民党统治后期，段曦砚的生产和生产濒临枯竭。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段曦著名的砚台和其他砚台以及大量的古言回到人民手中，成为各大博物馆的珍品。
这是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这些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体现了世世代代肇庆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杰出智慧。
在历届政府的领导下，段曦名砚取得了新的进步，旧社会中濒临绝望的坑洼以非凡的光彩重新出现。除了过去的老坑和宋坑，新开采的坑洼现在星星点点。
80年代改革开放期间，采石工人、雕刻工人也发展成了大砚，进入了民族工艺美术的行列。现在它们已经成为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享誉海内外，这是肇庆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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