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中体西用思想 如何评价中体西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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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面对新形势，提出了最早的“以学为体，以西学为用”的现代化思想。
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都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
他们在思维上有相似之处，也有相当大的差异。
曾国藩和李鸿章在西化的指导思想上都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
曾国藩主张在维护封建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到“自强不息”的目的。
曾国藩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中体西用”的命题，但其洋务思想的主要目的是“中体西用”。
张之洞的“为体之学”并不像顽固派那样全盘否定和抛弃西学。在维护封建皇权，坚持以学为体的原则下，他还是有接纳西学，积极推广西学的一面的。
张之洞的思想表现出一定的发展独立性，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观点和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肯定是先进的，成为他从事洋务活动、致力于振兴工业的指导思想。
冯桂芬是第一个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作出较为完整论述的人。
他在《学校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伦理为原，辅以各国繁荣。”后来，这一思想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所谓“中体西用”，是指中国封建礼教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西方现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前者支配后者。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在同治、光绪年间开展的“自强”、“求财”运动，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来维护封建统治。
洋务派在“中体西用”理论中，把中体西用的关系解释为体与用、道与器、源与端、主与辅的关系，进而提出它们的相对价值，即中学有
同时，提出了两者的不同作用，即中学时的“管身心”和西学时的“应世”。
在这里，虽然中学和西学的地位略有不同，比如强调中学是“精”和“体”，而西学只是“端”和“用”，但同时强调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忽视。
虽然在这种矛盾的思想体系中，企业用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来维持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这是一种相对主义的错误论调，既肯定了新的价值观，又不否定传统价值观。
在这个错误的论点中，首先要探究洋务运动的性质，而要研究其性质，就必须看其指导思想的作用。
这一指导思想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层:中西思维起到了解放思想、加强民族融合的作用，中西思维也给人们的思维带来了新的启示，即学习外国的东西一定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中国式西学，是中国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为中国寻找出路的文化自救II计划及其如何向西方学习的战略思考。“在封建专制和顽固守旧思想主导的历史统治下，西学东渐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过渡模式。”它的提出不仅首先打开了社会风气，而且为适应西学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中国现代化的开始做出了贡献。“第二层:“西施中国风”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
洋务经济是一种依靠政府、以集权为特征的官僚经济，这是洋务派的需要。“中国风西用”为西学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在这个过程中，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等政治理论被引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产生了中国自己的现代政治思想。
中国的新社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形成的。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积极看待洋务运动的双重作用，它造就了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改革封建文化和教育制度方面打开了一个缺口。这是洋务运动最成功、最有远见的内容。
洋务派在建立现代工业的过程中，为了培养所需的技术人才，摆脱生产技术依赖外国人的局面，创办了一批新学校，首次将西方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带入课堂，从而培养出第一批造船、航海、机械制造、现代医学等方面的出国人才。
此外，洋务运动培养了大量新知识分子。近代数学家华、化学家徐寿、徐及其子都是在西化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
此外，洋务派设立的翻译馆翻译印刷了大量书籍，引进了声、光、电等自然科学知识，不仅有利于西方现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也影响了一代进步思想家，为戊戌变法准备了条件。
同时，洋务运动所办的近4万名军民企业工人中，也培养了一大批掌握现代大型机器生产的技术工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早期技术力量。
毫无疑问，洋务运动培养的科技人才为后来近代民族资本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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