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 | 1957年5月15日 档案 | 1957年5月15日 百万干部下放基层参加体力劳动

档案| 1957年5月15日，百万干部分散到基层参加体力劳动。以下文字资料是边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62年前的今天，1957年5月，在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从1957年5月15日起，中共中央发布了三项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决定，全国百万干部分散到农村和工矿企业参加劳动。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当代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国家委派数百万干部到农村和工厂参加体力劳动。但长期以来，这段历史在共和国史书中很少被提及。近年来，一些经历过下放劳动的干部回忆录逐渐问世，让我们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笔者通过对原始档案、个人回忆录以及党和国家相关政策的梳理，试图揭示这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干部分权运动。

让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成为一个统一的系统

始于1957年的干部下放工作，与毛泽东强调克服官僚主义、加强党群关系密切相关，是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大力推动下完成的。

建国后，选择了国家主导的赶超发展战略和高度集中的规划体系。这种制度不仅使国家迅速恢复和发展，而且导致权力高度集中和由此衍生的官僚问题。毛泽东充分认识到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除了定期进行党的整风以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通过干部下放劳动来克服官僚主义和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性。

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多次强调，要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使“相当数量的干部回到生产中来”。

4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和党政领导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把整风和党政领导干部每年到农村工作的时间并列为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

5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各级领导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指示》中提到，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逐步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这是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的一项制度。为此，中央要求，凡是能参加体力劳动的各级干部，每年都要抽出时间参加体力劳动。

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下放干部参加劳动锻炼的指示》，把下放干部作为在和平环境下整顿作风、改进工作、转变干部思想、提高干部和知识分子政治觉悟和实际工作能力的根本措施。要求把下放干部与体制改革、机构精简、人员裁减和加强基层单位结合起来。下放干部的主要方向是下乡参加农林工作。中央预测，经过几轮轮岗和下放，干部队伍和国家机构将在10年内全面培训和改革。

195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要求“各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的全体工作人员，除年老不能参加体力劳动或只能参加轻微体力劳动的人员外，每年必须至少花一个月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参加体力劳动的人员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几乎所有干部。

195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执行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决定的通知》，重申了1958年9月作出的决定，进一步规定:“凡未经劳动培训、缺乏基层工作经验、有条件参加体力劳动的干部，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分批下放劳动培训。...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每年应离职一次或几次，与工农一起参加短期体力劳动。”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单位长期贯彻中央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成为一个统一的系统”。

干部分散劳动制度从1957年到1960年实行了三年。后来，大批干部临时下放农村劳动力，转而以支农为名去农村做短工。在城市人口大规模减少的过程中，一部分干部，特别是一部分被贴上右派标签的干部，被遣返或分散到农村成为富余人口，地位从干部变为农民。留在城市的干部主要从事政府劳动，许多人从事种菜、种粮、养鸡、养猪等自助劳动。

山西省太原市市民送走了干部

有计划、分批推进百万干部下放

按照中央的要求，干部下放工作由各级党委统一领导，各级党委成立领导小组管理干部下放工作。各单位分散的干部，由党委统一安排在分散的地方和单位。下放干部由地方党组织领导，组织生活和政治学习也由地方党组织管理；同时，前单位也与他们保持经常联系，了解他们的情况，关心他们的生活。当时在下放干部中，也有少数领导骨干在下放干部所在的县、区、乡担任适当职务，负责协助地方党组织管理下放干部工作。下放干部严武在《难忘的故乡》中透露，1958年WISCO下放干部1000多名，其中3名领导进入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其余均由县委安排到农民家中落户，与农业社员一起吃饭、生活、工作。

全国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都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关于干部分散工作的各种规定和计划。如中央国家机关设立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劳动生产办公室，统一制作《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体力劳动月报》、《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统计表》等。，要求各单位每月、每半年、每年统计参加体力劳动的干部人数，并按期上报。

干部分散参加体力劳动是有计划地分批进行的。首先，那些没有经过劳动训练和实际斗争考验的年轻知识分子和缺乏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首先下放。然后，那些45岁以下有条件参加体力劳动的干部，以及长期脱离体力劳动，暂时不需要留在机关的工农干部，也被下放参加体力劳动。

在第一批下放干部中，也有一定数量的积极分子作为骨干，确保下放干部工作的良好开端。此外，在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下放干部参加劳动锻炼的指示》中，提出有几个不下放或临时下放就可以参加劳动的干部:45岁以上的；患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的；孕妇、哺乳期婴儿、因孩子不能下地的女同性恋；最近两三年回国的华侨学生和科学工作者；公私合营企业的管理人员。

9月25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取消了2月28日《指示》中规定45岁以上的人可以暂时不参加劳动的各种津贴，进一步将参加体力劳动的人的范围扩大到几乎所有干部。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被划为右派的有55万多人。中央要求把右派下放到农村，“让他们在社员和下放干部的监督下干体力活……以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根据中科院《1959年下放干部劳动锻炼总结》档案，当时监督劳动下放农村劳动的右翼分子，采取“一视同仁，有所区别”的政策，往往工作时间更长。比如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调查委员会原副主任顾准被贴上右派标签后，从1958年5月到1962年3月，下放工作近4年。

到1957年7月，包括河北、辽宁和江苏在内的18个省和自治区已经下放了18万名干部。1957年，北京先后下放两批干部，第一批3600人，第二批7000多人，共计1万多人。1957年11月，贵州省直机关第二批1105名干部到山区参加劳动生产，大部分被分配到西北高寒山区农会当社员。

1958年，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推进，干部下放形成高潮。1958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其中提到，我国下放干部总数已超过100万人，约有300万干部已经下放，准备下放。这就是历史上“下放百万干部”这句名言的由来。

汪东兴在《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回忆》中透露，1958年前后，江西分散了5万多名干部，去省内100多个农林牧渔综合农场开垦荒地，围湖造田，养鸡养鱼。据《黑龙江日报》1958年2月5日报道，截至1月底，黑龙江省已下放干部2.5万余人，其中参加各种生产劳动的1.5万余人，占下放干部总数的62.1%；6850多人加强和丰富了基层单位的工作。

1958年初，财政部门的两组干部分散到农村参加劳动培训，第一次分散164人，第二次分散127人。共产党员70人，共青团员105人，民主党派17个，党外人士99人。

根据文化部党组《关于组织各类艺术工作者参加体力劳动和基层劳动锻炼的报告》的要求，除年老、患病、不能参加劳动的人员外，大多数艺术工作者都去工厂和农村参加了体力劳动或基层劳动。1958年1月，文化部直属各单位首批1500多名干部到河北、江苏农村工作锻炼。

中宣部也大力组织作家下乡离厂。1958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宣部《关于作家下乡进厂的报告》，要求30岁以下的作家到工厂、农村或其他基层组织去做实际工作，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40岁左右的作家可以在省市定居，在基层从事一定的工作，适当参加体力劳动；集中在北京上海的职业作家，大部分应该分散到各个省市。之后大批作家下基层。赵树理、周立波、张天翼等63位北京作家，有的报名在当地定居，有的去工厂、农村长期体验生活。

1958年底，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动员10万干部复员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全国有10万军队干部复员参加工矿企业、农村、牧场、林场的生产建设。

科研机构也组织了大量干部下放。据王《不当专家当农民:文革前科研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政策与做法》一文介绍，从1957年冬到1960年初，中科院北京分院先后组织了三批干部，下放2000多人。此外，首批178人分散在上海中科院各单位，占员工总数的11%。自1957年12月3日以来，上海郊区的农村劳动力已经分散。第一批南京单位分散100人到江苏农村工作；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现有职工161人，1957年12月下放干部26人，占职工总数的16%；长春中科院应用化学所、机电所、光机所、精密仪器所首批249名干部到长春郊区双阳县工作。从1958年到1960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组织了三批干部，400多人分散分布在全国各地。据西北大学编年史记载，1958年，第一批196名农村和基层干部由西北大学下放，西北大学还在陕北等地建立了几个生产劳动基地。

在这支分散的干部队伍中，除了绝大多数普通干部之外，还有许多领导干部。1957年1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1957年春，中共河北省委从省直机关抽调了248名主任以上干部到农村帮助工作，其中部、厅、主任级干部44名，主任级干部204名。财政部首批培养的291名干部中，有2名主任、4名主任、41名科长和244名一般干部。

这样，全国范围内干部下乡锻炼劳动的高潮已经形成。

关于下放干部的劳动培训年限，中央有明确规定: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和我在劳动中的表现确定。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培训，有的人可以随原单位干部轮岗，有的可以分配到新的岗位，有的可以留在基层工作。对于表现不好，不符合干部条件的，要动员他们辞职或采取其他措施。一两年后，几百万下放干部陆续回到原单位，只有少数人因为当地工作需要、当地婚姻家庭、工作表现不好等原因留下来。

分散的干部和成员“三个相似”

中共中央号召干部到工厂、农村工作后，各机关、各单位领导开始广泛做动员报告，宣讲下放政策。大家都说要去农村，去最困难的地方锻炼。

下放干部主要参加农林劳动，其次是工业、交通、手工业等劳动。对于有技能有专长的干部和大专毕业生，在安排下放时一般会考虑他们的技能和专长。比如工业技术员、工科毕业生一般分散到与其业务相关的车间或工地；医务人员和医学毕业生通常分散到工业、矿业和农村基层卫生单位工作。

同时，中央也抽调了一批优秀的下放干部充实工作薄弱的县级事业单位、基层单位和部门。例如，195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党组《关于下放干部替换已清理和未命名的中小学职业教育工作人员的请示报告》，要求各级党委紧密结合清理教师和下放干部工作，从下放干部中选拔一批适合担任中小学教师的工作人员，替换中小学不称职的教师。

干部下放到农村基层后，必须按照中央“三个一”的要求“同农民一起吃饭、生活、工作”。分散的干部在社员家里吃住，每个月按要求付给地主10元左右的生活费和几斤粮票。下放干部工资照发。当时一个中层干部工资50元左右。如果按照当时的农村工作点制度换算，无论工作点单价多高，都是相当惊人的。

分散人员应与成员一起参加工作，参加劳动时应记录工作点。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下放干部的基本要求，工作好坏是检验其锻炼成绩的重要标志。所以大部分下放的干部都能主动走出满勤，多挣点工作分，很少有偷懒投机取巧的。分散在农村的干部和他们的成员一起参加春耕、夏播夏收、抗旱、秋收和冬季水利建设。当时以战斗为主的项目很多，干部和成员分散进行军事编制，以生产队为排，以生产大队为连，系统地投放到施工现场。

工作之余，文教部门的下放干部也负责指导各种群众业余文化活动。比如根据“文化下乡”的要求，文物局委派的部分干部帮助农民整理演出戏剧，有的帮助建立农村图书馆，开设扫盲班，参加农业技术小组，有的参与社区宣传工作，出版黑板报，设立电台。

此外，分散的干部也利用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有利条件开展了一些技术工作。财政部下放干部和地方工人，改装了一台带水车的“平滚”快速红薯切片机。每小时可以切红薯1万到1.5万公斤，修改一个只要2元；一些分散的干部把闲置的钢厂重新安置在仓库里，由骆驼机带动，每天可以磨1000多公斤面粉，解决了食堂的面粉供应困难和畜力不足的问题。重庆大学委派南通干部182人，复制改良农具37种99件，架设索道12条，制造汽车150多辆，设立化肥厂35个，农药厂1个。

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分散的干部与广大成员形成了深厚的感情。所以分权干部离开的时候，有很多感人的场景。当时有一首名为《送下放干部远离南水泉》的诗写道:“生产文化大丰收，谢谢你的汗水流淌，你们有深厚的共事感情，你不想回北京。”“今天虽然是聚会，但不如来的那天有无数的告别词，祖国的建设才是最大的。”“但我希望你回到办公室，永远记住花园。你在园中种树，春天开花结果，每天有两万八千亲友与你同在。”严武在《刻骨铭心的乡情》中回忆:离开多年后，下放干部依然把黄陂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因为黄陂农村成员，用纯真朴实的情感，让下放干部消除了地域差异，感受到了世界的温暖。有两名中专毕业的女助理技师，突破思想枷锁，嫁给黄陂农村青年；黄陂农村很多姑娘都嫁给了下放干部中的亲人。

50年代末党和国家实行的干部下放政策，出发点和初衷都很好，在改进干部作风、克服官僚主义、改变轻视农业的社会风气、改进政府机构工作、加强基层力量、支持农村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干部下放是结合当时的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左”政治运动进行的。因此，需要辩证地看待20世纪50年代末的干部分权政策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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