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坝会议的两大争论 苟坝会议的结果如何 苟坝会议的两大争论 苟坝会议的结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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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坝会议的召开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遵义会议顺利结束了，但党和红军内部仍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当时的红军仍未脱离国民党的包围圈，在苟坝会议上出现了两大争议，一个是关于李德军事思想路线的，一个则是最高军事指挥者的“独断专行”问题 。面对这样的问题，苟坝会议究竟结果如何呢？ 苟坝会议的两大争论1、李德军事思想路线的回光反照 关于苟坝会议上的这场军事思想路线斗争，其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打运动战，还是按李德那套打阵地战。并且谁才是当时应当打击的对象，也是会议争论的焦点。关于李德军事思想路线在苟坝会议上的回光反照一事，聂荣臻曾回忆说：“遵义会议以后，宗派教条主义者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因此当毛泽东在苟坝会议上提出放弃攻打打鼓新场，重点对付周浑元部；若其不然，就发扬红军特长打运动战，再渡一次赤水河，到四川绕一个圈，然后在调动敌人的过程中寻机歼灭周敌时，却遭到大家的强烈反对。这件事周恩来曾在回忆中说：“遵义会议开了以后，要继续前进，这个时候争论又起来了，打仗如何打法引起了争论”。“我们应该在运动中去消灭敌人嘛”。这就是周恩来在后来的苟坝会议上支持毛泽东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由毛泽东来全权指挥红军打运动战的真实原因。关于苟坝会议大家愿意打黔军而不愿打中央军的理由，黄克诚在反对打鲁班场一战时向中央的写信中谈到了这个问题。说：“老根据地已被敌人摧残殆尽，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打击，剩下来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应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打，为中国革命保存火种和骨干。” 在黄克诚看来，打黔军容易，打中央军困难。而黄克诚忽略了一个问题，当遇到生死存亡时，黔军的战斗力并不亚于中央军和川军，如娄山关南坡的战斗，黔军就展现了很强的战斗力，致使三军团十二团受到很大阻力和伤亡。况且犹禹九旅是处在蒋介石设置的包围圈中心部位，一但沾上了，周围的川、滇军和中央军合围拢来，那时就危险了。但是大家不听毛泽东的意见，甚至争吵到了会场秩序失控的程度。苟坝会议这场不应有的争论，反映出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和洞察力和大家不在一个层次上，这就难免受到大家的误解和反对。 2、最高军事指挥者的“独断专行”问题 按照毛泽东“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的建军思想，“党对军队有绝对领导权”，因此政委的职权比司令员大，是“关键时刻对重大问题做最后决定”的人，故在红军内部习掼上称“总指挥”。毛泽东的这一科学而行之有效的建军思想在苟坝会议上却遭到严重的挑战和抵制。张闻天夫人刘英在论及苟坝会议时说：“…大家主张攻打打鼓新场，毛主席不赞成，甚至以不当前敌总指挥之职来力争。闻天主持会议，鉴于以前负责人专断不好，他看大家争得不可开交，也不表态，就来了个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将毛主席前敌总指挥的职务表决掉了…”在这里，刘英对张闻天批评毛泽东坚持意见是固执己见和独断专行一事的措词是十分婉转的，实际上是在回避真实问题。不过，从杨尚昆的回忆中，我们还是能看出事实的真相。杨尚昆认为“总指挥”的作用和威信是不能否定的。因此，他对苟坝会议评价说：“最后，中央采纳了毛主席的意见，避免一次损失。战场指挥，有时确要机断专行，捕捉战机”，不应让许多人坐在那里扯皮，耽误大事。苟坝会议的第二天，张闻天“也认识到这件事处理失当。由此更觉得军事领导要改变办法。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必须临机决断，靠开中央会议来决定会贻误战机，而且他自已对打仗也不熟悉，自认是外行，觉得过多地参与军事指挥不合适，所以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决定成立军事三人小组统一指挥。这个三人小组的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从刘英的这段叙述中，同样能看出张闻天曾批评过毛泽东独断专行问题，并且第二天张闻天就改正其观点，承认在非常时期最高军事“总指挥”的“独断专行”是必要的。周恩来在回忆中也曾说：“那个时候困难啰，八万人剩下三万多人，每一个部队里都减员，伤员病号都不少，的确困难。在那种关头，只有坚定不移地跟毛主席走……”在这里，周恩来也是肯定“总指挥”的权力和威信以及在非常时期最高军事指挥者的独断专行是完全必要的。 苟坝会议的结果如何 关于苟坝会议，毛泽东是这样说的：“苟坝会议，我先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们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我的了。”这件事在周恩来的回忆中说出了事件的详情：“遵义会议开了以后，要继续前进，这个时候争论又起来了，打仗如何打法引起了争论。”苟坝会议虽是在一场激烈的争执后结束了，“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关于毛泽东半夜里提着马灯去见周恩来而成立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一事，袁慢慢在《毛泽东是如何评价周恩来的》一文中披露了一个从未公布的真实内幕。说解放后毛泽东曾对毛远新谈到他同周恩来之间长征时在遵义鸭溪的一件往事。毛泽东说：“…后来红军到了鸭溪…总理专门找了我，总理说：‘再这样下去不行了！’ 我也说：‘是不行了！怎么办呢？’总理说：‘还是你来吧！我不行。’ 我说：‘要我来可以，你得给我全权，就是全部的权力。’总理说：‘就给你全权！’我说：‘那别人不服怎么办？’总理拍了拍胸脯说：‘我去做彭德怀和林彪的工作。’”毛泽东由此从周恩来手中接过了军事指挥权。周恩来也如他所说，做了彭德怀和林彪的工作。因此周恩来说：苟坝会议后是“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 关于苟坝会议上毛泽东领袖和统帅地位的确立，杨尚昆是这样说的：“遵义会议后，全党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已是毛主席了。”张闻天在1943年谈及遵义会议的意义时也说：“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17。” 伍修权在回忆中也说：苟坝会议上“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有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全党信服毛泽东同志，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对于毛泽东的这次军事思想路线斗争胜利，毛泽东在1959年曾对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时谈到：“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比如苟坝会议…” 从1934年到1938年，毛泽东逐步确立了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其意见被部分采纳→其主张成为中央政治局决议内容→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进入新“三人团”→常委分工负责军事→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委→任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任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实际确立领导地位。 以上内容由整理发布，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