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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布干爹 历史探秘:吕布为什么要认董卓为干爹

导语:本文探讨三国时期出现的“义父义子”现象,以吕布、董卓为例,分析其背后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文章指出,此类关系的产生与北方少数民族有关,也反映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

《三国演义》中,吕布有丁原、董卓两个义父,加上他的亲生父亲,张飞称他为“三姓奴”。但没有记载吕布在开《三国志》时认丁原为义父。董卓的认可有一点依据。据《三国志·吕布传》记载,董卓“以布为骑将,爱信,誓为父子”。正史记载了董与鲁的父子关系。只是这句话远没有《演义》里说的清楚。

还有一些《三国志》记载的干父子关系。比如刘备的干儿子刘枫,本来姓寇,刘备住在荆州,“无嗣,养子”。曹操的父亲曹嵩,是东汉宦官曹腾的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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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顺帝四年下诏,“听养子袭爵”。太监收养儿子,这是政策允许的。

但比起董卓与吕布的义父义子关系,刘备与刘枫、曹腾与曹嵩的义父义子关系,总让人觉得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和后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目的是传宗接代,继承祭祀,刘备接受刘枫是因为他没有子女,承认刘枫是继承人。曹嵩认曹腾为义父,日后得以攻爵。这个养子除了不是亲生的,和亲生的没什么区别。董卓与吕布义父义子的关系更像是结义,所以吕布不改姓就拜义父。这种“结义”的父子关系,在三国时期几乎是一个孤立的案例。

“义父义子”现象与“胡人”有关

从南北朝开始,义父义子现象开始出现。比如北魏“隐士赵翼来京师,汝南王拜为义父。”北齐时,权臣士大夫开门,“富商大贾日夜填门,朝无廉耻者相附,连其假子也”。隋唐以后,可以看到很多“义父义子”的现象。比如安禄山最早是由在幽州的张寿司“从小养大”,后来申请成为杨贵妃的养子。安禄山本人就热衷于收养养子。他曾“以假子养八千余人,拖罗、、契丹下河”,蔚为壮观。晚唐五代,认“义父义子”现象极为盛行,军阀都收养义子。在晚唐,李茂克用有许多假儿子,甚至建立了一支“义军”。欧阳修在撰写《新五代史》时还专门设立了《一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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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义父义子”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与北方少数民族有关。据史料记载,早期建立义父义子关系的双方或一方,一定是“胡人”。不难理解,从先秦开始,汉人就重视宗法制,“父子”关系极其严格。但北方胡人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阶段,“父亲”的地位并不太高。石安仔庐山认出杨贵妃是他的母亲。每次他遇到杨贵妃和唐玄宗,唐玄宗都奇怪地问他。安禄山回答:“臣是扇子,扇子先母后父。”既然父亲不重要,那做别人的教子也不会被当回事。另外,在乱世,爹更厉害,所以我们看到了魏晋南北朝,晚唐五代一大批胡人认义认父子。

想到这一点,再回头看看三国里记载的董卓和吕布,也就不足为奇了。《三国志·董卓传》云:“董卓字仲瑛,也是陇西临洮人。少昊下,试游羌,试缠朱。归野后,大帅却从他们那里来了,卓就带着众人回去,杀了牛,互相享受。朱会意,相还,得杂畜一千余只,与卓相见。”

董卓虽然是汉人,但与胡强关系密切,手下多为胡强兵,所以董卓深受胡强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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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甚至有人称他为“毒害世界的那种胡强”。除了吕布,他就是“婺源县九原人”,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包头,也是胡汉杂居之地。

而“父子”则是胡人、蒙古、匈奴等北方民族之间一种常见的效忠方式和松散的政治联盟。同时,三国也是一个民族融合度很大的文化大熔炉,大杂烩。许多胡人的习俗传入中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原人。况且吕布也曾经生活在胡汉杂居之地。所以,从文化角度来说,这种“父子”关系,虽然高级,但也不是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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