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变法时为何要拿孔子当挡箭牌呢？
阅历史一直以来，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对孔子的推崇被认为是他的权宜之计，是减少改革阻力的临时策略。儒家思想的确立其实是康有为独立自主的变法目标，也是救国的核心内容。康有为希望通过宣扬孔子和改造儒学来建立儒学，丰富强兵。正如康有为所说:“改革之道，是开教会，定教法。”
康有为从小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他信仰儒家，甚至崇拜儒家。但学习西方新思想纯粹是一种中途出家，所以理解不到位，解读不深刻，甚至断章取义。正因为如此，他错误地认为宗教是西方繁荣的基础，是西方社会规范和人民和谐的关键。与中国相比，他想到了孔子和儒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的儒家崇拜与西方的基督教信仰有相似之处，甚至有相似之处。所以，只要儒学经过技术上的加工和制度化，中国就会逐渐形成与西方基督教并驾齐驱的儒学。
当时各地教案频繁。康有为担心，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应对，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不仅会逐渐失控，中国也有亡国灭种的潜在危险。因此，他渴望在中国建立一个地方宗教。
以如何解决教案为切入点，康有为开启了创造教育的思路——模仿西方宗教模式建立儒学，依靠自己国家的教会建立与列强教会平等的“教规”。这样既能有效解决教案棘手问题，又能消除列强入侵的现实借口，还能发展与西方教会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宗教外交”，宗教在西方国家的特殊地位可以有效地影响外国列强的对华政策。乐观的康有为甚至提出了“盛宴公爵直接派人去罗马”的大胆设想，以此来订立契约，直接与教皇谈判。随着对“宗教外交”认识的加深，康有为开始了系统的宗教建设。他极力推崇孔子，笃信儒家，使孔子成为领袖，将孔子的社会地位推向历史的最高峰。
理论建设完成后，康有为开始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尊孔为国教，在中央设立教育部门，在各省设立分支机构，并号召“天下乡市加孔庙”，使男女老少朝拜朝夕。他亲自实践——早在广州万木草堂，就以儒学为主要教学内容，专门写了一本书；每月举行一次祭祀孔子的仪式，每七天举行一次读经的集会。
他还模仿西方的宗教结构，设计了一套规范的、有组织的宗教管理体系，即在中央政府中设立了从贵族到平民的孔教。推荐一个学术品行、人品、能力最好的人当主管，选多人当会议办，从省参会人员中选优秀者当省分办。
此外，康有为还主张科举改革，增设了道教科目。中层可以直接担任州县指导员，专门教授儒学，管理儒学；考上中学的可以取得“讲学生”资格，政府统一分配到农村工作，负责儒家宣传和乡镇儒家组织。
更有甚者，康有为还在车上的书里发出了“开孔敬孔”的呐喊，建议国人把儒家思想传播到国外。
所以，与其说康有为是改革家，不如说是宗教改革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宗教改革家。难怪康有为当时有“儒家的马丁·路德”的称号。正如梁启超所说，“先生为国民效力，以宗教事业为最大；之所以在国际上被诋毁，是因为宗教事业是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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