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为何都抑商扶农？有时甚至到了重农抑商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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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代的经济政策中，“抑商扶农”几乎是各大朝代都必须坚决执行的国策，有时甚至到了“重农抑商”的地步。但如果说“古代中国人不懂商品经济”，甚至“不懂货币的好处”，那就是严重的对历史的无知。首先，事实是“抑商”的统治者都知道“钱是好的”，即使在最严峻的“抑商”时代，也从来没有多少扶持商业的政策。

比如西汉时期，在经济逐渐稳定的情况下，放松了商贾法，然后放松了山川禁绝。然后就是汉代“今法贱商，商富”的怪现象，以及“治境”治国的成就。甚至连公认的“厌商”明太祖朱元璋也多次减免营业税，为贫苦商人提供“假贷钱谷”扶持。甚至花巨资为商人建造“沙发屋”，为合法纳税的商人提供免费住宿和仓储服务。他们清楚地知道商业发展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

为什么要采取严格的“抑商扶农”甚至“重农抑商”的国策？第一个原因是钱好。对于历代封建王朝来说，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成废墟的时候，最重要的物质财富就是粮食。

在古代，科技的生产条件是有限的，刚刚需要的食物从来就不珍贵。历代的货币一改再改，有铁钱、铜钱、锡钱。有些年份甚至把纸壳、泥壳当钱用。但是食物一直是硬通货。就连历代官员的工资也是通过“定价”和“支付”的方式制定和发放的。东汉官员是有俸禄的，即“半钱半谷”，唐代“岁禄”的俸禄方式是“米露”。明初，公务员的工资也是以米来计量的，从一年级每年900石米到九年级每年50石米。

这个工资水平也成为后世历史票友的吐槽，“明朝官员工资低”。但是真的低吗？据卢介绍，明代的粮食亩产量比宋代增加了近50%，水稻亩产量最高为三至四石，平均水平在两石左右。能种多少亩地赚“一年五十石米？”明朝初年，九品官员的这种“工资水平”至少相当于江南中小地主一年的纯收入。不要抱怨食物少。古代食物是如此珍贵。

粮食增产这么难，就像一部经典电影里说的:“人心是什么，人心就是粮食”。对于各个朝代来说，要想国家长治久安，首先要手里有饭吃。要赶上王朝初建的年代，无论多么艰难都要“扶农”。生意呢？在古代，尤其是在饥荒和战争一片废墟的年代，囤商是农业生产的大敌。在利益的趋势下，商人往往哄抬粮价，与封建王朝争夺宝贵的粮食资源。

比如商品经济发达的宋朝，北宋中期浙中灾荒，就出现了“商人争粟，富人收”的闹剧。就是富商断粮，关起门来等涨价。北宋呢，官仓里没有粮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结果闹饥荒，造成“二百斗米，大部分人死”。这是大宋被称为“新太平盛世”的一年。北宋末年，南方金兵南下，汴京的“豪商”也趁机在国难中大捞一笔，一桶米涨到近2000元，为接下来的“靖康之耻”火上浇油。

类似的触目惊心的教训自然被称为王朝的警惕，成为打压和防范商人的常态。然而，朝代繁荣的主要突破仍然是农业的发展。比如北宋真正成为“富庶的宋朝”，始于宋真宗时期不遗余力的农业改革。一生铁腕治国的明太祖朱元璋，也通过各种强硬的国家政策，使明朝的田地超过800万公顷，每年粮食收入超过3000万石，是宋元时期的两倍。“富于空间”的景象撑起了大明的辉煌繁荣。农业有多重要？一眼。

第二个原因同样重要:对于古代封建王朝来说，将农民牢牢地绑在土地上是王朝安全的基石。

历代封建王朝以小农经济为主。一方面要有充足的食物支撑；另一方面，它应该由足够多的农民种植。自耕农越多，王朝的生产经营就越稳定。但商业往往是农业生产的“敌人”。按照汉代晁错的攻击，商人“不为男人辛苦，不为女人织蚕”，却以丰厚的利润和一条有利可图的途径，“谋取农民的利益”，“把自己所焦虑的东西倍增，买的东西就会翻倍”。即在兼并土地的同时，与农业争夺劳动力。确实是巨大的威胁。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百家”就对这种威胁进行了批判。毕竟如上所述，农业增产太难，商业利润太快。在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一旦发达的商业导致大量人口流失，必然会让统治者“吃亏”。战国时期的学者荀子认为“工商大众使国穷”。到了汉朝，贾谊甚至高呼商业开发是“天下大残”。此后，“救商重农”成为历代“重农抑商”的重要论据。

对于封建皇帝来说，这不仅仅是抢一些劳动力的问题。大量“流民”的增加往往成为封建王朝混乱的导火索。明太祖朱元璋对待“难民”的态度就说明了这一点。洪武三年，他下令强迫吴航宿松嘉湖县的流民就地开垦土地耕种。二十年后，他做了一个绝妙的决定，处理太原300个无家可归的人:如果他们在种地，就让他们就地安家；如果他们在做生意，他们会被当场逮捕和惩罚。

通过参考明朝前的流民起义和明末的农民起义，可以知道他在担心什么。历代的“重农抑商”基本上就是来自于这样的顾虑。但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各个朝代都会调整“抑商”政策，进行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改革。如果我们不改变呢？可以看看鸦片战争前的清朝。19世纪初的嘉庆皇帝是“重农”思想的坚定支持者。他给“强调农业”写了许多信，并进行“禁矿”等一系列改革，希望丰富强兵。

这时的清朝，人口迅速膨胀，人多地少的局面早已是严重的社会病。龚自珍把清朝“不种地”“不劳动”的流浪汉形容为“十分之五”。如果仍然坚持“重农”，忽视工商业利益，结果将是鸦片战争前的清朝极度贫困，“无业游民”聚在一起，“盗贼”遍地。道光年间的广东学者戴曾这样描述“贼升民穷”。著名大臣黄觉子感叹“祸可怜，老可畏”。

看完这个，就能明白为什么清朝在接下来的鸦片战争中被打得那么惨了。惨败的背后是停滞不前的苦果。“重农抑商”这句话背后有很多光彩，但也有很多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