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彤禾 张彤禾：我的祖父张莘夫

张申府，原名张春恩，中国地质学家、采矿工程师，1946年在中国东北遇难。死亡原因仍有待调查。

张国荣/美国斗牛士2009年2月

导言: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读着碑文，这让我感到安慰。墓志铭只有四行，包含了最基本的事实，但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歪曲和证伪，政治也从未侵入到这个碑文的写作中。如果只能用35个汉字来形容一个人，那么这就是他生命的关键点——生卒年、工作、祖籍和姓名。

作者简介

美国华裔女作家、《华尔街日报》记者张彤禾专注于探索经济和社会变革如何改变机构和个人。她是《工厂女工:变化中的中国从农村到城市》一书的作者。

1.

19世纪下半叶，华北地区遭受旱灾和饥荒，东北地区的人口因流民而开始膨胀。我的家庭也在这快速的经济发展中脱颖而出。我的曾祖父张亚男买了一个榨油厂和一个面粉厂，用这笔投资赚来的钱成为六大地主。大约在1890年，张亚男监督建造了一座五厅八翼的大房子。先人的牌位和画像占据了正房，而活着的人在厢房里吃饭、工作、睡觉。这就是中国家庭的生活方式——逝者如斯夫，守孝则嵌入到每栋房子的建设中。这所房子被命名为“新起源”，意思是“新起源”。房子被高墙包围着，火枪从每个角落伸出来，武装民兵保护房子免受土匪的袭击。一个家庭有多富裕，要看它吃什么，在新源，即使是雇来的帮工也能吃到豆腐包。

我爷爷张春恩出生于1898年，村里几乎每个人都姓张。从小就在家里的私塾上学，背了四本书和五部可以追溯到孔子的经典。他懂不懂这些话并不重要:教育就是塑造孩子循规蹈矩的行为，早早灌输他温柔、礼貌、节俭的美德。学习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朝廷命官——这一制度1000年来基本保持不变。

但是当我祖父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开始分崩离析了。19世纪与西方的接触使中国伤痕累累；19世纪四五十年代，在输掉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君主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通商口岸，给予西方列强和日本经济和法律特权。中国的改革者谴责传统教育导致的中国的屈辱和衰落。他们的努力终于在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各地开始建立传授现代知识的新学校。1911年，我爷爷才十二岁，清朝就垮台了，取而代之的是共和政府。

当我的祖父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决定离开家——就像现在一样，所有通往成功的道路都指向村子的外面。他的哥哥张凤恩总有一天会掌管家族企业。但作为第一个房间的二儿子，我爷爷有一个优势:他可以离开。1913年春，他进入吉林中学。这是我省第一所教新学的学校。它无视传统四书五经，提倡教数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三年后，我的祖父离家去了北京大学，中国现代学校制度的领导者。

当时北大的学生大多来自沿海的富商家庭；我的祖父是一个局外人，一些像科罗拉多矿业小镇一样拿着奖学金的孩子出现在哈佛大学。在我祖父的同时，北京大学有一个图书馆工作人员，名叫毛泽东。

如果传统的价值体系完好无损，我爷爷大概会拿到最高的大学学历，顺利在政府找到工作。但是新学校却把他带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他的祖父获得了省奖学金，送他去美国留学，所以他在读完大二后就辍学了。他娶了一位名叫李的年轻女子为妻，她是家里的至亲。结婚后的第三天，他登上了一艘开往美国的船。

我奶奶当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学院读书，那是中国最早招收女生的学院之一。她的本科课程是体育和音乐。她参加学生示威游行，抽烟，并改名为李条。她喜欢这两个更罕见的词。毕业后，她在省会吉林的一所高中任教。

2.

我祖父于1920年到达美国。那是一个酿造杜松子酒、举行爱抚派对、结交帮派教父的时代，但他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些时髦的东西。日记中的台词都是关于他对值得学习的课程的探索，以及中国的政治形势。这两个主题是相互关联的:通过在美国掌握正确的技能，他可以了解必要的知识，以帮助他的祖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心不在焉地学习文学和经济学，最后锁定了采矿工程:发展工业一定能拯救中国。

20世纪前二十年，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去了美国，这也是最早的留学潮。他们认为西学是帮助中国最有效的方法，所以他们倾向于学习实用学科，如经济学、自然科学，尤其是工程学——从1905年到1924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中国学生选择了工程学。我的祖父在密歇根矿业学院学习，这是一个靠近加拿大边境的古老铜矿区。他于1925年毕业，在班上44名学生中排名第33。显然，他学习新东西并不容易。

我还偶然发现了我祖父的日记。我父亲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内战后，去台湾省，近几年来美国，他们放弃了所有的财产。开始调查家史一年多后，我给父亲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属于父亲的东西。没想到，他说身边有两本日记，一本是我在美国的爷爷写的，另一本是战时全家住在重庆时写的。这两本日记大约有1000页。“这没什么意思，”我父亲说。“他写了一些类似‘今天日本军队正在逐渐逼近这座城市’的东西。”“实际上，”我说，“这很有趣。”

通过他日记中的文字，我逐渐了解了我从未见过的祖父。他是一个自上而下寻找，梦想从事各行各业的年轻人。他像农民工一样工作，换了工作，很快就变得无聊和焦虑。他学得不够。他孤独而流浪。自我提升是日记中不变的主题。完成学业后，爷爷在东北和中西部的厂矿做了两年的实习培训。他在芝加哥的夜校学习电气工程。日记里有一些他想记下的怪词:古德曼标准短壁机、水泥-砂-渣比、金字塔泵平炉搅拌机高炉波纹底架门。

在美国的那些日子里，我爷爷改了他的中文名字。新选的汉字“神符”来源于一个古老的成语“沈心”，意思是“许多勤勤恳恳的人出去打仗”——我的祖父渴望成为这样一个人:一大群致力于忠诚服务的人，而自己却藏在他的名字里。

祖父于1927年夏天回到中国。回家的第一天，父亲在村里举行了一个招待会，庆祝他最喜欢的儿子从美国带回家的荣耀。第二天，一家之主拿出一根叫做“家法”的棍子——传统家庭用家法惩罚孩子和仆人——把他打了一顿。在美国，他的儿子从文学专业转到采矿工程专业，没有先得到父母的批准。这么说吧，父亲远在一万公里之外，对美国的大学制度一无所知。在中国家庭，父亲的话就是法律。这顿饭很难吃，我爷爷好几天都坐不住。

他父亲想让他留在家里帮忙管理家族生意，但年轻人拒绝了:他讨厌张家院的生活纠葛，很高兴能逃脱。他在中国东北很远的哈尔滨穆棱煤矿获得了矿长的职位。

1931年，日军直插东北南端。半年之内，日军占领了整个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日本人到达后，我爷爷到达了海关。

1937年战争爆发时，我爷爷在河南一个煤矿当矿长。他帮助将设备从河南运到800公里外的四川内陆。作为战时负责建设国家工业基地的政府机构——国家资源委员会的官员，他被派往偏远的矿区监督战略物资的生产。他通常先去一个地方，等情况稳定了再给我奶奶写信。五个孩子，一个接一个，出生在偏远的矿业城镇。大哥艾蕾出生在哈尔滨煤矿，当时我爷爷从美国回来，在那里工作。我的叔叔李雨和我的父亲出生在河南中部的煤矿区。四川煤矿，小阿姨出生；湖南汞矿，李成叔叔。我祖父的理想主义在这些与世隔绝的地方留下了足迹。大部分留学归来的学生都生活在大城市，但我爷爷认为他的工作在国家相对落后的地方更有意义。

个人关系被切断了——在混乱的战争局势中，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就是与他人失去联系。一家人会去一个新的地方，只是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几周后离开。李煜叔叔告诉我，他在小学六年里搬了七个地方。联系农村老家很难:给东北的信必须绕过封锁线。更神奇的是，人们可以再次找到彼此。战争结束的一天，一个叫赵宏志的英俊大学生走进重庆矿务局职工餐厅，认出了我爷爷。十多年前，他的家人在河南煤矿和我们结下了友谊。赵宏志被邀请到家里吃饭，开始追求从小就认识的我婶。

战争期间也有家庭团聚。我爷爷的哥哥留在家里照顾家里的生意，他的儿子张去了北京上学，当时我家住在北京。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兄弟和表兄弟是同一个亲戚。我爷爷奶奶给了他住的地方，还给他交了学费；我叔叔和我爸爸从小就学会了仰望“教育哥”。后来，为了躲避日本人的入侵，一家人搬到了重庆，李娇也跟着他们一起去了。

对我祖父来说，这场战争令人沮丧。战争不仅夺走生命，造成破坏，而且使工作无法持续，业务中断，交通受阻。偶尔，他会怀疑这样的工作是否值得。

3.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我家住在重庆。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当时东北发展起来的工业基础设施；我的祖父和他的朋友兼同事孙被派去监督东北矿业公司回国的接待工作。主要资产，煤矿，在抚顺，一个偏远的县。它不仅是中国最大的露天煤矿，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煤矿。

这是一项危险的任务。战争结束了，但另一场战争刚刚开始。战时几乎无法克制的国共冲突现在公开了，华北成了主战场。共产党占了上风:抗战末期，苏军进入东北，在他们的协助下，共产党游击队迅速进入东北，控制了日军撤退留下的领土和军事物资。位于中国另一边的战时指挥部重庆的国民党军队无法迅速返回东北。

原来孙受命主持抚顺煤矿的接待工作，但他说他在别处有事，推荐我爷爷接替他的位置。这项任务似乎注定要交给我的祖父。最后，还有一个任务可以奖励他此生未实现的抱负:留学生、矿业专家、东北游子、爱国者。祖父接受了任务，但他没有告诉祖母他要去哪里。在离开重庆的路上，他在女儿，我姑姑艾莉的寄宿高中停了一会儿，和她告别。当时艾蕾十五岁，并没有太在意这件事；她已经长得很大了，她的父亲已经离家去其他地方工作了。

1946年1月7日，祖父到达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十五年来第一次回到家乡。沈阳市市长董的一位老朋友告诫他的爷爷要小心。“你是重庆人，”说。“你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另一位来自苏联的联系人也提醒我爷爷要小心。苏军告诉他，要等到抚顺的治安情况好转稳定了再说。我爷爷在沈阳呆了一周。

然后有一个谣言，人们说他害怕:他一路来到沈阳，却什么都不敢做。1月14日上午，东北经委主管打电话询问搁置的任务。当我祖父被暗示胆小时，他非常生气。同一天，他带着六名采矿工程师和几名当地铁路警卫出发前往抚顺矿区。当他们到达矿井时，他们实际上成了“囚犯”，受到相关人员的照顾。他们两天内什么也没完成。1月16日上午，我爷爷和他的团队还在被监视中，登上了回沈阳的火车。当晚9时许，武装士兵在抚顺西部一个废弃的站台上登上列车。他们命令我爷爷和他的同事下车，把他们放在附近的山上。在那个漆黑的冬夜，在中国东北的荒野里，士兵们用刺刀将他们刺死。

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我爷爷去世的时候说了几句话。“我是中央政府派来的，”他说。“我为国捐躯，死而无憾。”

在重庆，没有消息。有一天，我奶奶去庙里给她从来没有消息的丈夫算命。寺庙的朝圣者扔两根木棍，它们落下来形成特定的组合，然后画一根上面印着数字的竹签。这个数字对应着一种命运，这种命运在一首通常模糊的诗中表达出来。生活是好是坏。从最好的“向上”到最差的“向下”签到。

那一天，我奶奶的生活是“一签又一签”。那首诗的含义如此明显，以至于当时只有十岁的父亲总是记得清清楚楚，他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地背给我听，直到六十年后:“船过去失去了舵，但今天还在大海里搜寻。如果你找到了原来的东西，那就需要时间和麻烦了。”

在沈阳，谣言四起，说我爷爷和他的六个同事被杀了。我祖父的朋友，沈阳市市长董，接到了该地区苏联军队司令的电话。董去了总部。40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回忆当时的情景:“我看到一辆卡车停在院子中间，棺材用黑布包着。我跳上卡车，打开棺材；毫无疑问，这就是神府。他还穿着我在北平和他一起做的深蓝色中山装。他的尸体被捅了十八刀。”

祖父的尸体被清洗，并拍摄了照片:照片中可以看到他手臂的许多刺刀伤口和捆绑痕迹。他的灵柩被送到沈阳的关帝庙，在那里停了三个月，供公众瞻仰。董写道:“他受十八刀时所穿的血衣，挂在庙里供人观看”，“以示悲愤仇怨”。他的身体照片被广泛传播，也有宣传目的。1946年2月我祖父遇刺的消息传出时，大批中国留学生在各大城市示威，要求苏军撤出东北。在重庆，近两万名学生抗议暗杀事件和苏联在东北的势力。在半个世界之外的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丘吉尔在当年的3月5日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还引用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恶行来证明自己别有用心。

这起谋杀案的谜团一直没有解开。国民党坚持共产党杀了我爷爷和他的团队，以表明国民党政府不应该涉足东北。另一方面，共产党指挥暗杀是为了引起公众反对共产党的舆论。苏联谴责当地流氓团体进行暗杀。没有人会承认谋杀了一群手无寸铁的平民——这种懦弱的做法似乎是典型的中国政治技巧。目的不必说得很清楚，但意图仍然很明确——过去的战争结束了，新的战争开始了，我祖父的死只是后来许多杀戮的开始。

我祖父的孩子们仍然记得他们听到这个坏消息的时候。一个冬天的下午，他们的母亲被一个朋友叫了出来。她回来了，走进卧室，开始大哭起来。孩子们听到了她的话。然后她走出房间，把孩子们聚集在她周围，告诉他们她的父亲已经被杀了。“别担心，”他们的母亲说，“我在这里。”她还告诉孩子们，他们再也不会看到她哭了。

祖父去世后，祖母开始参加公共活动——在某些方面，宽阔的舞台非常适合她坚强的性格。她被选入国民议会，在南京呆了很长时间。她曾经卖煤补贴家用。她信守诺言:孩子们再也没有看到她哭过。但是她的头发变白了，她开始抽烟，抽得很凶。一夜之间，在孩子们眼里，她变老了。庙里的牌子在这一点上真的很准:“如果找到了原来的东西，那就要费时费力了。”

祖母说，我祖父的朋友孙没有去富顺，他在1949年投奔共产党，后来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多年后，父亲告诉我，他又从孙那里得到了这个消息:“我来美国IBM工作后，孙给我寄了一张圣诞卡。他说他想在我下次来北京的时候见我。我没见过他。我拒绝见他。”

5.

葬礼推迟了一年多。1946年，内战正式爆发，刘台村陷入战火之中；内战的第一年，这个地区三次易手。最后，国民政府决定把我的祖父葬在沈阳的一个公园里，那里是清朝第一位皇帝的陵墓。只有三个儿子被允许参加葬礼，六十年后我的小阿姨仍然记得。北上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是父亲、李煜叔叔和年仅三岁的黎城叔叔第一次“出关”。我孩子的表妹张，当时是北京大学的讲师，也陪着我奶奶。

葬礼期间沿途有军事警卫。一万多人沿街而立，紧紧向前推着表示敬意，关注着沉甸甸的紫檀棺材。我父亲当时只有十岁，他还记得看到人群时的震惊。在满清皇家园林北陵，祖父葬在神道旁，神道两旁有朝臣石刻和动物石刻。一小块大理石上刻有“张神府先生墓”字样，是唯一的墓志铭。陵墓旁立着一座高大的墓碑，传统上应该刻有这个人的生平事迹，以表彰他的才华和美德。

当时国民政府起草了碑文，但我家拒绝用这个官方评价。李娇和当时的许多年轻知识分子一样，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他不同意国民政府关于他叔叔死亡的声明。祖母也反对这样写历史，但她的出发点是完全务实的:她认为共产党可能赢得内战。她觉得最好什么也别说。

1947年底，葬礼结束后，全家搬到了北京。第二年，去了台湾省。我祖父坟墓旁边的墓碑将保持白色半个世纪。在这些年里，沈阳知道这段历史的人要么离开，要么死去。附近的居民逐渐将这块墓碑称为“无名碑”。

1946年夏天，共产主义革命席卷了六个车站。1947年秋，第二波土地改革开始，“挖地窖”运动想要铲除富裕家庭的隐性财产。入党积极分子教村民开群众大会，举报地主；被选中的对象被诅咒、羞辱和殴打。1948年冬，第三次土地改革浪潮达到高潮。

在6频道，激进分子袭击了我们家族企业的新起源。他们拆了房子的木檐，烧了图书馆的书；他们挖出了我爷爷学生时代就收集的矿石样本，扔进了河里。房子的东厢房改成了办公室，西厢房变成了仓库和磨米的地方。很多贫困户都搬进了西厢房和里屋，我家曾经在那里祭祖。

1948年秋，国民议会仍在开会。我奶奶在南京，想尽办法让孩子离开北京。去上海的票已经卖完了，市内的机场也关闭了。祖母去看望陆军上将周至柔。这是她手里的最后一张牌。“我丈夫为他的国家而死，”她说。“我得带孩子们出去。”孩子们乘坐DC-3军用运输机离开北京前往南京。飞机从一条临时改建为跑道的道路上起飞。这是1948年10月最后一批离开北京的飞机之一。

我祖父去世后，国民政府设立了一个捐赠基金来支持家庭生活。我奶奶用这笔钱买了金条和国家政府债券。债券变得一文不值，但金条维持了我们家几年的生计。我们上路时把金条藏在腰带里。我父亲一直记得，因为他们是烈士的孩子，国民政府支付了他们的大学学费，包括校服的钱。

我奶奶催促她的孩子离开。她认为台湾省太小，美国是她唯一可以继续深造的地方。但是横渡太平洋太贵了，去了之后又想回来。每次和孩子说再见，她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说再见。

远离海洋，她的孩子们不负母亲的期望，继续学业。女生选择部门更自由；艾蕾主修教育，学习英语。这个家里所有的孩子都很健谈，我父亲是最能言善辩的一个。他一直对政治和法律感兴趣。但是长辈们希望男孩学习科学和工程，就像他们的父亲和所有最好的国际学生一样。李煜高中毕业时，他妈妈问他:“你想学什么？我希望你能遵从你父亲的意愿。”李煜答应他会的。他的母亲给了他一本名叫《野外地质学》的书，他父亲在美国学习时用了三十年。李煜和母亲关于他未来的唯一对话结束了。

我奶奶知道她的孩子的优点和缺点，她告诉他们同样的事情。艾蕾很聪明，但她缺乏学医所需的坚韧。李煜很固执，他的学术研究应该不错。我父亲很聪明，但他太健谈了。艾勤奋但软弱，爱哭。黎城不太喜欢读书，但做生意应该不错。这些预言后来证明她是对的。艾蕾放弃医学，成为一名特殊儿童的心理教育老师；李煜成为了马里兰大学的地质学教授和系主任。我父亲学的是电气工程，转而学物理；他在IBM主持固态物理研究，后来在香港科技大学担任院长和副院长。艾颖小时候被哥哥取笑，总是哭。她从小身体强壮，成为生化制药行业的专家，后来成为生化科技公司的总裁。我叔叔李成成为了台湾省一名成功而富有的企业家。就这样，祖母决定了她所有孩子的命运。

6.

我在中国大陆的家人日子不好过。1950年，父亲的表妹张嫁给了一个叫朱淑兰的护士，他们搬到了哈尔滨，在那里的一所农业大学当教授。他们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1957年，毛泽东发表演讲，鼓励知识分子批评共产党的表现。李娇当时是大学教务处主任，他公开建议党重视知识分子的技能和知识。他说一个人对革命的忠诚不能用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来衡量。

这是一个非常温和的说法——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毒药。国家领导人惊讶地看到这些对共产党甚至毛泽东本人的激烈批评，并开始对那些鼓励他们发言的人实施严厉制裁。50多万人被贴上“右派”标签，被开除或送进农村进行体力劳动改造。李娇失去了部门负责人的职位，被减薪了。而他的出身加重了他直言不讳的罪过:他的父亲和祖父曾经是东北的地主，而他叔叔的家人去了台湾省。这种家族史使得宗教的建立在党的眼中总是背负着一个黑名字。

1968年，红卫兵来到沈阳我爷爷的坟前。他们挖出棺材和丢弃的骨头；他们打碎了坟墓。他们敲打墓碑的底部，直到它裂开，但他们没有碰墓碑本身。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因为它的表面是空白色的。

我父亲张黎刚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是在1975年。他是美国科学院推选的固体物理代表团成员，也是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高水平科学家代表团。当时，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科学被认为是一个中间地带，不需要政府参与——是科学把我父亲带到了美国，也是科学把他带回来。我父亲三十九岁。他离开中国大陆时只有12岁，但现在他正在见证一个新的国家。全运会上，当广播喊“吉林省”时，他异常激动。他听到欢呼声，仿佛在那一刻，他在台湾省的教育就烟消云散了。“我认为归根结底这是中国，”他告诉我。“这么多年，他们说台湾省是‘中国’，但这才是真正的中国。”

父亲要求见见他的堂兄张。他告诉代表团的接待人员，他的表弟在上世纪40年代末曾在北京大学任教，但我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据说李娇被派到遥远的西北地区，看不见他。我父亲后来知道他们在撒谎——李娇和他的妻子当时住在哈尔滨——但如果他们遇到外国游客，在政治上就太危险了。

1979年，我父亲第二次回到中国大陆。美国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邓小平牢牢掌握了政权，让数百万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并启动了一系列经济改革，这些改革将很快改变这个国家的面貌。我父亲要求再次见到李娇，这次李娇和他的妻子被带到沈阳去见我父亲。当我父亲的火车进站时，他可以看到李娇在站台上等他，他可以看到李娇在哭。

李娇急于知道过去30年发生了什么。父亲告诉他，台湾省的生活有多艰苦，母亲是如何一手带大了五个孩子，父亲去世后，很多朋友渐行渐远。李娇说，中国大陆的生活比以前好得多。他没有告诉我父亲，“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打成阶级敌人上街，后来被派到苏联边境的稻田里干活。他也没有提到他的两个儿子在农村下放十年后刚回到城市，两个儿子都没有读三年级。他也没有说他的父母是怎么死的。

当时，李娇的妻子问我父亲:“你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吗？”“是的，”我父亲回答，“比你知道的要多。”

1987年秋天，父亲的堂弟张坐下来，给东北两省的写了一封信，题目是《关于刻张申府墓碑的迫切需要》。李娇希望为41年前去世的叔叔刻墓碑。

“张申府是我舅舅。我衷心希望他的墓碑题词问题能尽快得到解决，对我们的海外统战工作有所帮助。”这封手写信件的初稿长达十二页，建立宗教的孩子们给了我一份。他们不能告诉我我们家的故事，但在这些草稿纸上，李娇列出了一切——我祖父在美国生活的记录，他对中国采矿业的贡献，他的暗杀和埋葬史，以及他个人的李娇史。

30年后的1979年，李娇第一次回到这个墓地。坟墓没了，爷爷的尸骨散得无影无踪。但无名碑依然存在——正如我祖母所预言的那样，空白武子保护它不受伤害。在信中，李娇请求政府批准修复坟墓并重新竖立刻有铭文的纪念碑。因为坟墓位于公园的显眼位置，他无法独自完成。“张申府的二儿子和大儿子都深爱着我们的祖国。他们多次回到中国，致力于祖国的建设...据说，党中央最近提出要加强海外统战工作，广交朋友，争取支持。”

官方机构没有立即回应。两个月后，李娇又写了一封信，要求当局支持他的请求，并明确表示他将承担碑文的所有费用。第二年11月，在得到批准后，我祖父的坟墓原址终于竖立了一个新的墓碑。李娇写了最后一封信，标题是“我多年来与国内外亲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因为这块无字碑终于变成了有字碑，我们的后人就有了祭拜祖先的地方。因此，他们非常幸运。”

7.

2005年的最后一天，我去沈阳的一个公园参观我爷爷的墓。在一个寒冷的早晨，空空气中夹杂着烧煤的味道，太阳升起，冷得像柠檬一样苍白。公园里有很多人，大多数是退休的人。老人慢跑，老太太练太极。我停在一座步行桥上，看着脚下的湖。有人扫雪为一大片椭圆形场地腾出空间。人们像职业运动员一样滑冰。一个过了中年的女人，被层层包裹，罩着医用口罩，这是沈阳寒冷冬天常见的配饰。我在看的时候，她试图单脚着地，一条腿向后伸，向前滑。她差点摔倒，再次站稳，环顾四周，看看是否有人注意到。

我一直往前走，直到最后到达马霞石，那里有两根标有满族铭文的石柱。这是通往清朝皇陵的神道。在左边，我看到一片被松树包围的小空土地，那里是我祖父的坟墓。

墓碑高约6米，由灰色混凝土制成，刻有红色汉字:“中国矿业工程师张申福先生纪念碑祖籍吉林省九台县刘台村，1898-1946年”。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读着碑文，这让我感到安慰。墓志铭只有四行，其中包含了最基本的事实，但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歪曲和篡改，政治也从未侵入本文的写作。如果只能用35个汉字来形容一个人，那么这就是他生命的关键点——生卒年、工作、祖籍和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