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共 被遗弃的青春：“缅共”里的中国战士

核心提示:20世纪60年代末，一批被分配到云南边疆的知识青年越境到缅甸参加革命。战后，流浪到金三角的知青们踏上了自己的人生旅程。在千里之外的故国，属于他们的历史很少被提及。

本文摘自韩福东2012年1月刊《看历史》杂志。原标题:缅甸共产党中的中国军人:被遗弃的青年

康国华生活在黑暗中。他总是戴着墨镜来掩盖他严重变形的眼睛。他是盲人，40年前在缅甸的一场战斗中，他永远失去了眼睛。他原本是云南知青，文革时期在“输出革命”浪潮中成为缅甸共产党的战士。他希望通过浴血奋战改变自己“黑五”孩子的命运，但CPB革命的失败让他的梦想变成了空；毛泽东时代后，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使他回国后失去了依赖，也没有人提到他“革命者”的身份。

现在他只是一个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盲人。革命时代的硝烟和热血常常在他的脑海里回放，但仿佛是一辈子以前的事了。如何评价他在缅甸北部丛林中试图夺权的军旅岁月，对他来说是一个难题。

“生命只有一次。如果有两次，我会后悔的。因为只有一次，谈不上之后也不后悔。”康国华说。

达蒙，另一位参加缅甸共产党战争的云南知青，回国后一直生活在迷茫中。“他在缅甸没有被视为自己人，但他回来后也被边缘化了。双方都不是自己人，现在谈这些也没有道理。”但他也表示不后悔。他终于活着回来了，没有受伤。1970年5月越境加入CPM之前，出生在“历史反革命”家庭的达蒙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能走上这条路，也是不幸中的幸事。当时无路可走的时候，这是一条光明的路。参加缅甸共产党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阶级歧视。”

“康国华可能会后悔。对我来说，这可能还是一笔精神财富。”达蒙这几年开始写自传体小说《红飞蛾》，他预测这本书写完之后会有120多万字。他在缅甸的15年经历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虽然有文学加工，但他说书中内容基本属实。

达蒙于1984年回到中国，当时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军衔是营级。受伤的康国华比他晚五年回来，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发生了政变。CPM人民军的战斗英雄、CPM副主席德钦巴登上了所谓“CPM pavel korchagin”的顶峰，已经到了旅级的康国华此刻一无所有。他被认为是中国最后一个也是最高级别的回到缅甸的知青。

他们是云南数千名参加过缅甸共产党人民军的知识青年中的佼佼者。

去缅甸支持世界革命

“1970年5月19日。这是我永远记得的一天！这一天我刚满20岁！这一天，我离开了养育了我19年的亲爱的祖国！这一天，我第一次踏过边境，来到了美丽的缅甸。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深刻、最伟大、最光荣的一天。我参加了缅甸人民军，投入了这场光荣的国际主义战斗。”

“从今天起，我将把我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为解放而奋斗的缅甸人民的革命斗争，献给世界上最宏伟的事业，献给人类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

王希有写日记的习惯，十几年的军旅生涯从未间断。这些日记一直被他带在身边。在这本日记的扉页上，他写下了“海上航行靠舵手，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这句话，后面是他凭记忆写下的帕维尔·科尔察金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它就是生命，生命只属于人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忆起过去的时候，他不会因为平庸和浪费时间而后悔。当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时，他可以自豪地说:我的一生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宏伟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战！”

去缅甸之前，达蒙是在滇西德宏州龙川县农安村插队的知青。他的父亲、祖母和弟弟被送到云南南部的石屏。“一家七口四口都被带到农村去了。父亲是历史上的反革命分子，弟弟才13岁。我别无选择，只能申请转学到渭南，用年底的700斤口粮救济父亲，否则他们会饿死。”

达蒙没有在滇南待满一个月，而是回到了昆明。“当时对城市的大批判结束了，农村却方兴未艾，每隔三五个阶级分子就会被批判一次，我们的孩子也会跟着打。和父母在一起更糟糕。让我们分道扬镳吧。我没跟爸爸打招呼就跑了。”

我妈还在昆明，理解他，但是没钱支付他回滇西的路费。他向同学借了钱，回到了他在龙川县插队的村子，但当地政府不再接受他，因为他已经被调走了。“我真的无处可去。如果有机会，我愿意留下来。”达蒙说他在制作团队中表现最好，工作最频繁。他被公社推荐参加当地的先进知青大会，但因考试作文差被取消资格。“这些都是刺激，无论他表现得多好，都没有出路。穷，工作分最多，但分几百斤小米也过不下去。”

他已经听说CPB招募了中国知青，他有几个参军的冲动，但他拒绝了。这一次，他终于下定了决心。“我对革命很陌生。我在昆明市第二十一中学读书的时候，文质彬彬，热爱广播。文革期间我没有参加战争。我不敢动我的枪。我不是士兵。但是我是第一个去二十一中CPB的。我完全没有支持世界革命的概念。我知道参战真的是迫不得已。”

很难说达蒙的声明没有承载事后的智慧。很难准确还原达蒙当时的心情。当时的日记表明他对革命相当热情——他现在说这是当时的一种话语习惯。

当时，支持世界革命是中国政府的官方说辞。"无产阶级不仅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公众对共产党的支持不时可以在官方媒体上看到。在达蒙前往缅甸的前50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称“坚持就是胜利。缅甸共产党领导缅甸人民，坚持革命武装斗争22年。近年来，缅甸人民武装和缅甸各族人民武装不断粉碎反动派发动的大规模反革命“围剿”，重创敌人，带来了武装斗争进一步发展的新局面。在缅甸共产党“打赢战争、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缅甸人民将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取得缅甸革命的最后胜利。”达蒙也拿着枪，坚信CPB会赢。几个学生把达蒙送到了龙川县，他沿着柘房镇到邙海镇的专用公路去了一个陌生的邻居。一年多前，康国华也沿着这条路踏上了在异国他乡武装革命的征程。

“当时，路还没有修好。那是雨季。泥石流下了两次，规模不大。它慢慢冲向我们的大腿根部。”康国华说。

毛泽东思想指导着缅甸共产党人民军

康国华的家庭背景和达蒙差不多。我父亲是个“大资本家”，也是个“黑五”，文革期间被送到农村。康国华去缅甸之前去了腾冲的农村。他比王茜小两岁，去缅甸时还不到18岁。

“我们学校一、二年级的学生基本都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我是黑五，不能去。没办法选择，只能去腾冲插队赚工分。我只在那里呆了几天，觉得在中国没有未来。”康国华说。有一次，在腾冲县，康国华遇到了盈江县的知青亲戚，在小吃店聊天。”他说:缅甸共产党的革命最欢迎知识青年。宝山军分区在邙海有一个兵站，你可以在那里注册。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出身不好。我问:如果是黑五呢？他说:真刀真枪真的是一场革命，据了解是可以的。”

这深深吸引了康国华。他从小胆子大，不怕战争。没有通知家人，他和另外两个知青跑到了芒海。但是这两个人在接近车站时退缩了。“恐惧是一个因素。此外，即使他们回去了，他们仍然有一个革命的环境。它们是红色五类。”康国华说。

在路边，可以看到刻在摩崖石刻上的巨大标语:支持世界革命，支持缅甸革命；打倒乃文反动政府！缅甸于1948年1月宣布独立。在吴努政府期间，共产主义团体爆发了持续的起义。1962年，陆军上将奈文上台，将缅甸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武装起义在北方持续不断，特别是朝鲜人和克钦人参与了起义，后者经常与缅甸共产党结成联盟。”

康国华到达芒海兵站时，最关心的是他的出生。“他们说:毛主席、周总理当年不是贫农，后来都当了领导。关键看你怎么干革命！革命成功后，可能会诞生，但革命的开始和诞生是次要的，主要看革命的表现。”这让他放心了。

几乎在他到达芒海的同时，还有另外两名昆明知青和四名附近的农村成员。“90%以上的知青都要经过芒海，其他地方很少。”康国华说，第二天天刚亮，他们七个人就被送到一公里外的界河，他们过去了，对岸是CPB的土地。

CPB站离边境河有一公里多。康国华到缅甸的第一天，几乎都睡着了。他领到了缅甸共产党的军装，和解放军的军装很像。唯一不同的是军帽上五角星的材质不是金属，而是绒布；军事带上没有“八一”；这套制服的设计是为了适应当地的气候，领口敞开，裤腿处有纽扣，用来做打底裤...第二天，又开了一枪。

“他们简单介绍了中共东北军区和中共人民军的情况，给我们上课。印象中被分到新兵连二班。开始训练。从站在军事姿态到射击、轰炸、暗杀...只训练了一个星期，我们就上了前线。”

前线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需要补充。康国华等人去了离界河不远的蒙谷。他们每天吃两顿饭，上午10: 30和下午4: 30，白天继续训练。康国华感觉舒服，不太累，可以好好吃饭。

毛泽东的照片无处不在，但民进前主席德钦丹丹的手绘照片却少得多。每天晚上学毛选。“‘天天三忠’。忠诚舞我没跳，但即使下起了倾盆大雨，也要早请示晚汇报。如果你明天打，今天进入岗位，就要默默做:准备一份《毛主席语录》，面朝东方，祝愿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无国界，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缅甸人民的领袖德钦主席健康。直到林彪出事，他才在1972年做了这件事。"

至于来参军的中国知青人数，康国华从CPM总部征兵站的花名册上了解到，正式报名的不少于3000人。大部分都是康国华这样的“黑五”后裔。康国华大概是1969年3月下旬到达缅甸的。他记得他参加的第一次战争是在4月21日。这是一次伏击，大雨滂沱，血流成河。“我们伤亡20多人，敌人伤亡约50人。”

解放区的人们几乎都在奔跑

达蒙对最初的战斗印象最深。

1970年7月1日，王茜被新战士连编入4045部队炮连的第二排。一周后，他给朋友岳明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我是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暂时的新政治环境和暂时的新生活环境要求我彻底转变世界观...从初中到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从“枪匪”到山区农村的“再教育”，从农安到石屏，再从石屏回到农安，我真的尝够了。当然，在我国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仍然存在阶级，所以压迫的混乱是必要的。但是，我是一个在红旗下出生长大的革命青年，却总是被一些顽固的人压迫。我在很多事情上不能和大家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是我为之奋斗的一个方面。因为这些原因，我毅然走上了这条生命摇摇欲坠却前途光明的道路。我相信我的意志能让我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10天后，经过一场艰苦的夜行，达蒙在穆明山顶迎来了第一场战斗。“我以前从来没有碰过枪，现在我把枪对准了人。当它响起时，我感觉不一样了。那时的我年轻热情，认为这是一个报效国家的机会。缅甸成了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心中有一种荣耀自豪的感觉。这种兴奋驱使我去拼搏，动力有点畸形。”达蒙说。

他当时的日记可以更好地还原第一次战斗的场景:“我带着枪架跳进工事，敌人的枪和我们的没什么区别。只觉得子弹在空飞过，爆炸了，感觉手脚都不行了。枪架开得太慢，营长在营里催我。枪架准备好了，炮弹被塞进了枪膛。我还没反应过来。我现在该怎么办？”轰”！山摇时一声巨响，我们的‘五·七’炮开火了。炮弹的底火从我这边喷了七八米，烟尘翻腾，炮弹落在敌人堆里，敌人四散奔逃。‘轰，轰’，接连开了五枪，敌人的重机枪也哑了，敌人逃跑了。4048配合守卫山顶的二营向敌人冲去。我们在这里紧张地看着这场激烈的战斗，我的耳朵‘嗡嗡’作响。刚刚在我身边响起的“5·7”枪声令人震惊。"

达蒙经历的第一场战争以一场伟大的胜利而告终。八九十人被杀，19人被俘。

CPB战争在一定时间内接连获胜。然而，随着对缅甸认识的加深，达蒙心中有了别的想法。“最大的反差是，原本是为了解放水深火热的人类，但来到缅甸后，他们过上了小康生活，自给自足。他们有牛，有房，有碾米厂，不吃杂粮，没有阶级剥削。”达蒙说，他最有感触的是在山里打游击的时候，看到大坝上很多人气势恢宏，地板铺好了，进屋还要换拖鞋。“我不好意思进去，他们跟我们住在天上地下。生活，我们来解放他们在补丁裤，并意识到这是荒谬的。”

根据缅甸共产党的革命理论，该国存在阶级差异。在这个基础上，要分化贫农和地主进行阶级斗争。达蒙认为，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信仰宗教的人不习惯互相争斗和批评。虽然有煽动参与者，但毕竟是少数。缅甸共产党在“解放区”开展打土豪分田运动，使人民深受困扰。“后来人们几乎都跑了，解放区很穷。因为无法实现，所以会随波逐流。1975年后，土地改革等政策将无形中流产。”

军队清洗

康国华也和达蒙经历过类似的困惑。“我一开始没想过。在缅甸呆了一年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虽然我对革命本身没有任何怀疑，但我开始思考革命会带来什么。人们的生活与以前在电影和书中看到的不同。他们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里的产品相当丰富，人们吃的是最好的米饭。”康国华说，他联系CPM地区的人，他们反应冷淡，他发现自己不是很受欢迎。

1970年初，康国华被从前线派往后方，历时近半年，协助当地政府减租、减息、征兵。“当时，共产党在解放区建立了县、乡、村政权。民族地区有村舍，有更多的土地供大山官和土司居住。但是CPM进来之后都跑了，小地主和普通人在生活和居住上基本没有太大的区别。我去的时候没有土改那么激烈，但是租金适度降低，一年五熊的租金降到了四熊。回到部队后，听说工作重复。”

招聘不易。康国华初到缅甸时，民运人民军约有10个营、3个县旅，需要不断补充，但当地民众对参军兴趣不大。征兵虽然叫“动员”，但有具体指标:“一个村有两个人，必须有一个当兵。如果村里有50个人，至少要有20个士兵。”康国华说，他参加了第一批送16人参军，“睡觉后，他跑了5个”。在被派往后方之前，康国华刚刚接受了仔细的检查。

康国华热爱文学和政治理论。他和腾冲知青张、龙浩能，北京知青，经常在一起讨论文学、国际形势、政治话题。他们谈到了1970年刚刚去世的解放军顾问团副营长朱尚秀。

“张和龙浩可以说，朱颖昌是工程师出身。轰炸大桥时，他亲自安排放置TNT雷管。桥被成功炸毁，几乎一个营的守军被炸死。他的死是值得的。结果还有人向营部报告，大骂革命干部“该死”，完全是反革命言论，惊动了军区。两个人都被抓了，我被隔离了四天，说我和敌人站在一起，立场不坚定。因为刘闯是北京的知青，他被牵连但不重。写完检查后，他通过了测试。”康国华说，他们四个人被贴上了“小资产阶级集团”的标签，南征北战后必须批准他入党，所以推迟了几个月。

后来，被囚禁的张出逃，无处可去。龙浩能被关押在后方，出狱两年左右，被开除军籍，回国。康国华说，他押送龙浩去监狱的时候，特意让他协助另外两个人一起去。回去的路上，两人告诉他，组织已经交代，如果康国华有营救或帮助龙浩能的意图，他会告诉监狱当局，一起拘留他。

这是南方战役失败后的休息时期。这一事件导致CPM人民军军部派人到康国华所在的营地，士兵们互相监督，互相揭发。“中国国内极左思潮，纷纷来到这里，甚至被放大。如果有人有政治不满，他就会被送上绝路。”康国华说:现在回过头来看，CPM高层有内讧，但是他们底层不知道。

失去父母

从后方回来参加减租减息后，康国华被派去当教官，训练新兵三个月。他已经是班长了，已经以党员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已是1971年8月，包括游击战在内，康国华经历了大大小小30多次战役。他很快就会遭遇缅甸最后一场激战，在这场战争中失去双眼。

那是1971年9月9日凌晨3点01分，康国华跳出战壕向敌人扫射时，手里的轻机枪被手榴弹击中爆炸了。”一声巨响，我的身体摇晃了一下，我看到满天的星星。我意识到这很糟糕。甚至有人倒在枪下，失去了知觉。”康国华回忆道。

康国华被送往昆明市第四十三医院治疗。他立下了一流的战功，成为CPB东北军区的战斗英雄。CPM副主席德钦巴亲自到医院探望，称他为“CPM的pavel korchagin”。

忍受不了失明痛苦的康国华试图自杀。

然而，他在CPB的地位确实在上升，从108医院支部书记开始，他就一路飙升。然而，此时的CPB已经开始衰落。在康国华和达蒙看来，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逃跑是一个关键节点。之后，中国政府明显疏远了共产党，开始逐渐减少对它的支持。

事实上，中国政府外交战略的调整始于林彪事件之前。1971年6月16日，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总理奈温接见中国驻缅甸大使陈肇元。7月31日，奈文夫妇还应邀对中国进行了“友好和非正式的访问”。《人民日报》及时发表了一篇时事通讯。

一直与奈文政府对抗的共产党自然失去了支持。康国华说，顾问团第一个撤离，留下的人回到祖国。知青从1973年开始大量退休，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我感到不知所措，我觉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缅甸共产党的前景都有问题。我的内心相当矛盾和复杂。我该怎么办？最后的结论是，只有做得更好，才能与缅甸共产党共存亡。”康国华说，1973年6月左右，他被缅甸108医院政委问及是否愿意回国，他会得到普通待遇，但前提是他的父亲回到他必须去的地方。他试图在昆明荣军院工作，但不被允许。康国华婉拒了，错过了唯一的机会。“如果回去，就算是残疾军人，每个月也会有80多元，现在也有几千了。”

1984年，王茜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云南。他厌倦了战争。

"到1987年，北方军区90%的根据地已经丧失."两年后康国华也回昆明安置妻女。他打算再次返回缅甸。“但当我在1989年3月回到中国时，政变立即发生了。我没有回去。”

多年来，CPM一直依靠贩毒“以毒养军”，内部的战斗精神已经丧失。1989年，CPB终于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康国华和达蒙失去了最初的革命母体，回到中国也无法得到任何形式上的认可。

中国似乎是异域，康国华想重新开始，为生存而努力；35岁的王茜开始在他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工厂当学徒。"

成为缅甸共产党在特区的前根据地，至今仍处于动荡之中。2009年，20年前率先脱离共产党的彭家声被新的政治力量驱逐。康国华认出了他，他想起了两人在缅甸北部的交集。

回国前，康国华带回了一套CPB的制服。20年后，2011年11月初，他第一次穿上它，并展示给来访的记者。真的很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但是，康国华再也看不到穿军装的自己了。

缅甸共产党的兴衰

1939年，德钦·丹东等阅读马列著作的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了缅甸共产党。1942年，日本侵略军进入缅甸时，缅甸共产党提出了抗日口号，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威望。就连长期执政的奈温也加入了缅甸共产党，成为候补党员。1945年，缅甸共产党组织抗日起义时，武装了2万人。1948年缅甸独立时，缅甸共产党提出了“和平发展”的口号。它放弃了武装力量，走上了和平议会的道路，但没有成功。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缅甸共产党主席德钦·丹东提出“面向东方，学习毛泽东思想”。

缅甸政府于1950年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两国建交之初关系相对冷淡。1955年后，由于得不到实际的外援，缅甸共产党开始与政府进行和谈。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共产党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1964年9月，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打赢战争，夺取政权”的路线。很快，缅甸发生了经济动荡和大规模的学生潮，在这种情况下，缅甸共产党在1966年进入了顶峰。

1966年夏天，中国掀起了“文化大革命”风暴，随后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迅速跟进。此时由于中国处于极端“左”思潮状态，公开表示支持缅甸共产党。1969年前后，一些中国知识青年去缅甸参加游击战。

与此同时，CPB发生了一场大骚乱，内部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使每个人都处于危险之中。德钦丹东被警卫苗苗枪杀，苗苗也向政府投降。另一位缅甸共产党副主席德钦信接任中央主席，并宣布苗苗是敌人派来的间谍。《人民日报》于1969年全文刊登了这一公告。

1971年，缅甸领导人奈温再次访华，中缅两国政府恢复了友好关系。中国逐渐放弃了对共产党的支持政策。

来源:严旭:《缅甸共产党的兴衰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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