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佩琦 毛佩琦：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

毛佩琦2008年6月23日北京日报

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被打？或者说中国自己发展资本主义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老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一种说法，即“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将慢慢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理论基础。基于长期的研究，历史学家形成的广泛共识是，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在江南地区零星萌芽。然而，历史学家对这一结论始终存在分歧。在这里，我从明清开始，对“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这个老问题进行了考察。

1.有国外学者认为，清朝以前的中国是亚洲的中心，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然而，明清以后改变了这种情况

明朝中后期，传统经济充分发展，涌现出大量新的经济因素。活跃的商品经济和不断上升的重商主义挑战了所有植根于小农经济的传统观念。明朝政权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手段，如户籍制度、黄皮书制度、税收制度等，与前朝相似，逐渐失效。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准。就明朝中后期而言，中国社会明显呈现出向近代过渡的迹象。

明代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不仅为国内商业活动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基础，也支撑了强大的海外贸易。明帝国在海权的强大压力下，逐渐放开了海禁。中国在海外贸易中表现出巨大的实力。从全球视野观察当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当代德国学者冈德·弗兰克认为，中国在近代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亚洲的中心，中国也是1500年至1800年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这个意见很有代表性。

然而，长期的战争和明清时期改变了这种情况。清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全国一片荒凉。战争带来的社会经济倒退和满族人带来的落后生产方式，经过近百年的发展，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当经济达到或超过明末水平时，中国已经与西方拉开距离。

第二，明朝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在清朝，科学技术受到政治压力的干预，退回到了旧的自封的“西学之源”

在科学技术方面，明代虽然没有发生当时的工业技术革命，但一些重要的科技成果表明，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原有的轨道上发展成熟，接近新的突破点。比如宋的《天工开物》记载，当时用火药爆破采矿，煤矿用竹筒排放毒气；用焦炭炼铁；活塞式木波纹管广泛应用于冶金行业。铁木结构机车运输矿石材料。在纺织等行业的手工作坊中，机械的使用已经变得非常普遍，手工制造的机械也变得相当复杂。中国和欧洲的人工技术水平差不多。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的一些材料，在200年后被达尔文用来证明他的物种进化理论。嘉靖年间，为了预防天花，发明了一种牛痘的方法。算盘的广泛使用，《算法比较与分类九章》和《算法统一》都标志着计算技术的进步。

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认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思维方法正在酝酿现代科学的倾向。他说:“16世纪末利玛窦到中国与中国学者讨论天文学时，中国天文学家的思想在今天各方面都比利玛窦自己的托勒密-亚里士多德世界观更为现代。”

但到了清朝，情况发生了逆转。与明末科技开放的局面不同，清代的科技研究在政治压力的干预下，倒退回到了旧的自诩“西学源于中国”的状态。明代中外科技交流是民间推动的，是自下而上的，是朝廷鼓励的。清朝顺治、康熙时期，清朝与西方传教士的科技交流仅限于朝廷。他们限制了普通学者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技艺高超的西方传教士更像是清朝的宫廷侍从，成为中国和平盛世的装饰品。清朝统治者固步自封，轻视和排斥新事物。

第三，明朝中后期，人们的自我意识增强，自我提升和蔑视权威成为新趋势。然而，清朝进入中原后，加强了旧制度和旧思想的统治

明代中后期，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动摇，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逐渐发展，人们的自我意识增强。心理学崇尚自我，鄙视权威，主张社会相对平等。传统价值观和教条受到挑战。同时，由于明朝政权的衰落和统治机器的松动，控制社会的能力大大下降。然而，政权控制的削弱在反传统事物的发展中留下了空白。新事物和独立思想的压力减轻了，这鼓励了士大夫。这恰好与心理学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兴起相融合，对传统思想产生了冲击。士大夫主观意识高，聚集结社，强烈要求参政议政。林东党之后，复社成为一个庞大的国家政治社会。它有一个完整的组织和明确的主张，与一些现代政党。他们“以核心执政，以公卿为臣，虽很执拗，却不能屈”的精神，为晚明社会增添了一抹亮色。

同时，由于中国在某些领域的领先地位，也开启了一个“向东方学习，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在一些西方先进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眼中，中国完善的文官制度和成熟有序的社会所体现的进步人文精神是无与伦比的。一些西方政治精英崇拜中国文化。他们称赞中国良好的政府和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众所周知，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启蒙。

清朝入主中原后，并没有遵循明末的社会经济轨迹。相反，它强化了旧制度和旧思想，维护和延续了已经瓦解和应该抛弃的旧制度，扼杀了新事物、新思想和开放趋势的萌芽。随着清朝君主专制权利的确立和控制的加强，“离经叛道”的思想自明末开始逐渐消失。到了乾隆朝，所谓的“文治”达到了顶峰，思想禁锢也走向了极端。清代，文字狱次数频繁，株连广泛，刑罚残酷，超过了前朝。康熙年间的明史案、南山集案，雍正乾隆年间的曾静张西案，对士大夫进行了严厉的打压。舆论钳制，学者沉默，造成了“万马无言”的局面。

4.明朝在接受外国人和外来文化方面是开明的。然而，清朝闭关锁国，以自我优越感拒绝外来文化和文明

明廷对接受外国人和外来文化持开放态度。利玛窦的活动受到万历皇帝的鼓励。明朝末年，内忧外患变得积贫积弱。为了挽救明朝的衰落，崇祯皇帝也对新事物采取了开放的态度。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为了“支持中兴治国”，建议“一是以赵大同为基准制定明历，二是区分脉络以满足军事需要，三是利用西方商人以利海上，三是购买西方长矛以利战斗和防御。”事实上，他正在将西方价值观注入古老的东方文明。但崇祯皇帝却以开放的态度，批准了徐光启“参照其新法，始纂法典”、“指挥监督制造战枪”的历法，并下令再次开放海禁。如果历史流逝，这些做法可能会导致新的局面。

清朝入主中原，强化了明朝解体的制度，就像修理一辆即将废弃的破车一样，让它可以继续运转，延长使用。而且，与明朝相比，清朝政权保守封闭。特别是国内叛乱平息、包括台湾省在内的边疆地区统一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保守性和封闭性更加明显。

清朝实行了严厉的海禁。康熙时期，清廷与教廷发生了一场仪式之争，不仅限制了西方人在华传教，也使他们对外商对华贸易的态度更加严厉。当时的清朝号称极盛。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骄横跋扈，这是原因之一；恐惧是另一个原因。这不一定是怕外国人，是真的怕国内的人。狭隘的守护心态使清朝统治者不可能有开放的心态。清朝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与世界潮流隔绝，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形势发展的结果已经非常清楚了。清朝虽然自身强大，但由于僵化封闭，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最终被动挨打。可以说，从清朝建立到鼎盛大约250年，也是中国由先进到落后的250年。中国已经失去了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地位，西方侵略者利用自己的炮舰优势打开了中国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