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死时毛说了什么话 皖南事变：项英执行毛泽东的决定反遭毛批判
诗意凝露晓项英与女儿向素云、儿子向学成唯一的一张合影是在1938年
原载于《活在别人的历史中》，李京/著，文慧出版社/出版
皖南事变的是非，是现在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我学的是工程学。之前对党史的研究不多，但直到90年代才开始了解这段历史。皖南事变时，父亲一定是指挥失误，但所谓拖延战斗机，并没有带领部队及时转移，而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中央的决定。军事科学院专门研究的专家王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白纸黑字的研究。中央发了什么电报，项英如何答复，当时都有记载。从他的研究可以看出，1940年10月底，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下，毛泽东始终不得不与项英谈判。1940年11月30日，给新四军发了这样一条消息:“日本和蒋介石分手了，日本和王胜利了。从那以后，整体形势发生了变化。江对我没有办法。你向北走，让他再走一步。从大趋势来看，姜和顾不会为难你。现在开始分批搬迁，12月底搬迁也不晚。”事发前13天，中央还给他和叶挺发了电报，说“宜缓”。因此，说项英不会离开是不对的，因为中央政府一直让他拖着。不幸的是，新四军前秘书长李一氓去世了，中央所有重要电报都经过他的手。
1941年1月，父亲带着一群人突围，躲进了一个山洞。根据父亲身边人的回忆，父亲在山里的时候还是很难过的。他觉得新四军对这么大的损失负有很大的责任。他决定出来之后，要好好检讨，东山再起。杀死他的人是刘厚总。3月23日晚，他的父亲周子昆和卫兵黄诚住在一个山洞里。刘厚总一大早就开枪打死了父亲和周子昆，拿走了父亲和周子昆随身携带的作为军费的金银美金，还拿走了手表和枪支。黄诚两枪活了下来。
刘厚总不是电视剧《新四军》中描述的项英的私人副官。据他父亲的秘书顾说，是军事副官处负责马匹的副官。他平时和项英没有联系，皖南事变爆发时一起在山沟里跑。刘厚总又高又壮，又准又是一名优秀的游击战士，所以当他要求和父亲待在一起时，父亲自然同意了。父亲和几个人爆发后，刘厚总认为他的未来无望，他很沮丧。他不停地念叨“一遍又一遍”，于是就开始了杀人抢钱的邪念。我可怜的父亲，英雄一号，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而是死在了自己的手中。
刘厚总下山时被国民党抓住，国民党没有给他任何优待。他在长期拘留后被释放。全国解放后，他四处躲藏，但于1952年8月初在江西南昌被捕并被处决。
现在，人们一直在写文章说叶挺和项英不和，把皖南事变归咎于项英和叶挺的矛盾，说叶挺被排除在党内秘密会议之外，叶挺的儿子在回忆录中提到叶挺有时无事可做，背着相机到处走。总的感觉是叶挺在新四军孤立无援。
我很惊讶有人对此大惊小怪。因为从当时的历史来看，叶挺很早就离开了党，虽然他在皖南事变后的表现证明他经得起考验，但项英当时对他有所防备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中央还向项英透露“叶挺是党外人士，要警惕”。直到现在，党内党外还是有区别的，何况是在那个非常时期。如果我父亲有什么问题，我只能说他太忠于党的路线了。
由于当时叶挺已经离开了党，所以没有他的名字，他无法阅读文件。作为政委，他父亲在中央派人打电话时也主动要求加上叶挺的名字，以便共同指挥新四军。父亲也照顾叶挺的生活。那时候，他们真的是患难与共。叶挺有几次想离开新四军，不可能是因为和父亲的个人矛盾。项英也担心叶挺闯出来后，回头找他。结果叶挺下山谈判，被蒋介石扣留。
叶挺的儿子叶郑达是我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我们关系很好。他不止一次拍我的肩膀说:“让他们做他们父亲的生意。我们永远是好朋友。”甚至在我们的聚会上，他还站起来大声宣布我们的“友谊”。
事发时，他与父亲等人失去联系，父亲生死不明，毛主席起草了《和袁·违抗中央指示，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文化大革命”前，我也在军事博物馆的展览上看到过这个决定。后来陈毅去延安准备七大时，向中央报告了皖南事变，中央匆忙形成的“湘源决定”没有被七大通过。这也说明，项英与陈毅之间的“众多矛盾”是毫无根据的。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住在李富春家的窑洞里，对我和哥哥都很好。过年的时候，蔡畅的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去给陈毅拜年，说我们都是新四军的孩子，要给压岁钱。陈伯伯说“拿到了”并付了钱，每人给了1万边币。1956年从苏联回来，听说陈毅叔叔在北京饭店参加一个舞会，特意去看他。陈一博一看到我，马上撇开搭档，拉着我在舞池里转悠。然后他很激动地说:“这是老香的女儿，这是老香的女儿”，他对我的爱溢于言表。他旁边的一个女人莫名其妙地问他:“老项是谁？”陈伯伯用浓重的四川话回答:“老项是项英！”我想如果陈毅叔叔还活着，他不会同意那些激怒他和他父亲的言论。
毛泽东当时起草的决定虽然没有经过七大通过，只是在新四军内部传达，但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评价父亲的依据。解放后，项英的评价降到了最低点，奇怪的是父亲对革命活动只字不提。父亲是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2位代表之一，但在介绍中只提到了另外11位；我的父亲是“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但电影中只演了石杨和林祥谦，却没有介绍石杨或项英入党。陈丕显任河南省委书记时，曾亲临二七大罢工纪念馆，专门纠正他们不提项英的错误。“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到处张贴着“项英是汉奸”的海报。几年前，一位作家写了小说《皖南事变》，让项英变得可怕。我没有任何信息来反驳它。是新四军一百多名老干部写信提出反对，这部小说最终被禁止再版。我相信，对父亲的评价有其自身的历史舆论。
1941年皖南事变后，我只知道父亲下落不明。直到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我通知大家，我父亲去世了。似乎没有特别的悲痛，只和父亲在一起12天。坦白说，感情会有多深？此外，我周围的学生经常失去父母，这在当时很常见。但是皖南事变后，我从张素云改名为向素云，我告诉自己和大家，我是向颖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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