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孙子被枪毙 1983年严打朱德之孙三天两审被枪毙

北京铁路局年鉴编辑部副主编编辑陈光忠保存的朱国华照片。记者高龙翻拍

1983年9月24日，朱国华被处决。记者高龙天津检察院翻拍

严打30年“双刃剑”

这是一场被后世广泛讨论、猜测甚至渲染的司法风暴。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但许多案件的细节尚未解密。

1983年，高层展开了对犯罪活动的严厉打击，这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缩写:严打。

这场司法运动以“重办案、快办案”为原则，对当时的法律进行了颠覆性的变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国家治理方式”，对后来的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1983年的镇压之后，1996年和2001年有两次全国性的镇压。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公共秩序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等三项重大决定，对《刑法》作出了颠覆性的修改，规定流氓罪等十几种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罚以上处罚，直至判处死刑。司法系统还总结了打击行动中出现的问题:“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需要纠正的问题，比如对流氓行为定性不准确，有的案件工作粗糙，个别区县的做法不符合办理程序，出现错案。”

“上午10点20分左右，在众多摩托车和警卫车的簇拥下，20多辆满载这些垂死罪犯的处罚车缓缓驶过繁华的中山路驶向刑场。朱国华双手反绑，站在第17辆车前，身上还穿着那件旧的灰色衬衫。他的脸被长发遮住，毫无表情，没有人能知道他在人生最后的道路上在想什么？”

在北京的家中，北京铁路局年鉴编辑部副编辑陈光忠翻出了30年前的日记。时间指向1983年9月24日星期六。以上情节来源于陈光忠这一天日记的记录。这是朱国华25岁生命的最后一天。他的案子后来被多次提及，因为他的显赫出身——他是朱德的孙子。

日记里还有一张朱国华的照片。经过多年的沉淀，照片有了几道折痕。

在1983年的镇压中，朱国华因流氓罪和强奸罪被判处死刑，并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根据判决，朱国华强奸8名妇女，强奸未遂4人，玩弄7名妇女，猥亵6人。

在著名的大门之后

他的案子后来被多次提及，因为他的显赫出身——他是朱德的孙子。

1980年，34岁的陈光忠在天津铁路分局自动化总部办公室工作，负责C4的计算机单位。七月的一天，他遇到了到办公室报到的朱国华。朱国华是一名技术员，负责办公室的打印机。

陈光忠对朱国华有良好的初步印象。”朱国华很有礼貌，守口如瓶。刚开始，我比较守纪律，很随和。”

据陈光忠说，该单位的纪律相当松弛。后来天热了，朱国华每天早上11点来，去机房睡觉就走了，因为有一把空钥匙。陈光忠记得他曾经说过，“朱国华，你至少应该给点面子。如果你总是这么晚，我就扣你的奖金！”朱国华回答说:“如果你要扣，就扣吧。”

事故发生前不久，朱国华有半个月没有上班了。有一次他来了，陈光忠对他说:“你至少应该去度假。”朱国华解释说，他回到了家乡，在那里为他的祖父立了一座雕像。陈光忠后来查了一下，根本没有这回事。

在单位人的印象中，朱国华并不像高干子弟们想象的那样。回忆说:“他说大话，但他很热情。你可以和他谈任何事情。”

陈光忠形容朱国华不是很外向，但是喜欢玩。“他的滑冰技术非常滑，从滑冰帽到紧身衣，他都装备得很好。朱国华会剪衣服，有时还会和女同事聊如何剪衣服。”

朱国华的母亲赵丽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人周海滨采访时这样描述:朱国华不爱说话，不怎么出门，喜欢画画，做写字桌和单人床，看起来像个“小木匠”。

陈光忠回忆说，“朱国华对女性表现出非凡的兴趣。他总是问单位谁有男朋友，可惜单位里没有单身女性。”

但是对于朱国华在外面的事情，单位里的人都只是道听途说。“听说他一直换女朋友，但从来没见他带女孩子来单位。”陈光忠注意到，在事故发生前几个月，朱国华开始振作起来。有一次，朱国华告诉陈光忠，他已经找到了女朋友，准备结婚了。朱国华出事后，陈光忠大吃一惊。

1982年10月30日，陈光忠在天津宁远长观大厦二楼吃饭时，看到朱国华和一个陌生人吃饭。晚饭后几分钟，朱国华被天津公安和平分局的几名警察带走了。他匆忙离开，一辆新买的“永久”自行车被扔在办公室门口。

判断

包括朱国华在内的9名被告强奸了15名妇女，7次强奸未遂，玩弄并强奸了21名妇女，猥亵了26名妇女，拦截了17名妇女，共计86人。

1983年9月18日，朱国华等6人被判处死刑。

判决书上写着:朱国华，25岁，天津铁路分局自动化指挥部办公室技术员。28岁的同犯刘增友是天津市排水管理处基建队的一名工人。另一名主犯郑爱民，30岁，是天津工业花呢厂的工人。

根据判决书，自1978年起，朱国华与刘增友、郑爱民等。，曾使用家庭舞蹈，播放黄色歌曲，观看裸体画报和黄色视频，邀请吃饭，交朋友，找到工作，调动工作，扣留货物，并透露隐私。或者被同伙截获等。、“勾引、欺骗、笼络、控制、打砸抢年轻女性，犯流氓罪、强奸罪。”他们还把和他们一起玩的、互相尴尬的年轻女子转移，让受害者继续受苦，从而形成了以朱国华为首的流氓犯罪团伙。"

判决书多次提到朱国华的强奸案。例如，根据判决书，1979年夏天，朱国华在举行家庭舞会后，认识了崔某和张某两个女人，然后骗她们和刘增友一起去了朱国华的家。强奸崔，强奸完成“威胁动员工作”。刘增友在朱某家中以堵嘴等暴力手段强奸了张某。

判决书显示，1980年夏，还通过交友、转业等方式，在家中诱骗年轻女子张、刘、张某某实施强奸。

判决书还称，1978年至1980年期间，还诱骗赵、马、白、王等女青年入户实施强奸，均因受骗的女青年奋力拼搏而告失败。

除了“强奸”一词，判决书还用了一系列宽泛的词语来形容朱国华的行为，比如“玩弄”、“调戏”和“强奸”。例如，判决书显示，截至1982年4月，还玩弄、强奸了周等7名年轻女性，猥亵了高等6名年轻女性。

朱国华案的女被告李蕊被指控时43岁，是河北中街友谊农场第四服装厂聘请的服装设计师。根据判决，李锐在1981年与几名男子发生了“滥交”。他因流氓罪被判无期徒刑。

判决书显示，除李锐外，朱国华等9名被告人强奸妇女15人，强奸未遂7人，玩弄强奸妇女21人，猥亵妇女26人，拦截妇女17人，共计86人。

法院认为，以朱国华为首犯，刘增友、郑爱民为主犯的流氓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侵犯妇女人身权利，应依法严惩。除刑法外，本案定罪的法律依据是《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公共秩序犯罪分子的决定》。

“严打快打”

“当时有人说责任推给国华。朱国华有他的祖父朱德，这对他来说肯定不难。国华被推到前线，其他人被释放，朱国华被枪杀。”

朱国华的母亲赵丽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人周海滨采访时表示，当时的情况是“严打、快打”。“当时有人说责任推给了国华，而朱国华有他的爷爷朱德。这对他来说肯定不难。国华被推到前线，其他人被释放，朱国华被枪杀。”

从朱国华案的时间节点来看，1983年的“严打”加速了其死亡。

朱国华于1982年10月30日被捕。1983年6月30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向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间隔八个月。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朱国华案不公开审理。1983年9月18日，法院作出判决，以流氓罪、强奸罪判处包括朱国华在内的6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时，正是“严打”到来，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法院不到三个月就接受了判决。

朱国华以没有强奸和量刑过重为由向天津市高级法院提起上诉。天津高院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开庭审理，认为原审上诉人、被告人所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983年9月21日，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从一审判决到二审判决只有三天。

朱国华受审的时候，正是天津大力打击的时候。截至当年10月1日，天津有122人被重判死刑。

朱国华案的最高决策过程尚未解密。《康克清回忆录》中没有朱国华案的记忆或记载。据现有记载，1983年7月21日，在审判朱国华期间，中共天津市委向公安、检察、审判、法院等部门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央严厉打击严重犯罪分子的精神。

“安抚公众舆论”

朱国华被处决前，天津高院发布《致全市人民的公开信》，称“朱国华等人的罪恶行径骇人听闻，民愤极大，证据确凿。”

被执行死刑前三天，1983年9月21日，天津高院派人到朱国华所在单位组织座谈，提出一个问题:朱国华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

陈光忠回忆说，参加论坛的人都说朱国华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要求进步，工作积极，并加入了联盟，但很快就开始走下坡路。“后来有人推荐我上大学，从量变到质变，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与会者表示，由于领导不力、纪律涣散，朱国华的邪恶思想恶性膨胀，走上了犯罪道路。“除了内部因素，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还有人说:“单位关心朱国华，只有关心，没有纪律，难怪越走越远。”

“民愤”是当时裁判案件的重要依据。朱国华被处决前，天津高院发布《致全市人民的公开信》，称“朱国华等人的罪恶行径骇人听闻，民愤极大，证据确凿。”

记者查阅了天津档案馆的一份档案，题为《部分党外人士对朱国华执行死刑的看法》。发表于1983年10月14日《统一战线简报》特刊。这个文件包括一份手稿和一份印刷本。

档案显示，时任天津市CPPCC副主席、民进党副主席的袁玉生，在天津严打期间与儿子发生了争执。袁玉生的儿子提到“第一批杀了40个人，因为他们的父亲不够大，杀不了鸡和猴子，但猴子不怕”。朱国华被处决时，袁玉生说“事实帮助我说服了我的儿子”。

文件显示，天津市工商联委员赵旭称朱国华案是“严厉打击严重违法犯罪分子时期中国最大的案件”。赵旭说，人们关注两种人，干部的子女和群众的子女。像朱国华一样，“高层人士的子女被枪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文件显示，天津市工商联常委董表示，人们怀疑这次打击行动是否会得到平等对待，“现在他们相信了”。

档案显示，南开大学数学教授陈寿鸟表示，对朱国华的处决反映出“政府打击犯罪绝不会手软”。

由于其特殊的生活经历，朱国华案成为一个追求法律平等、安抚舆论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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