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峰 「说谍」黄慕兰证实了向忠发叛变？不，他才是！一代才子翻译家

「说谍」黄慕兰证实了向忠发叛变？不，他才是！一代才子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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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6月22日，原中共最高领导人向忠发在顾顺章追踪下于上海法租界被捕。 向忠发 1931年6月24日，蒋介石在南昌下令，将向忠发就地枪决。历史就此有了迷雾，一是向忠发究竟有没有叛变，二是何时证实了向忠发叛变。 在​《民国人物过眼录》一书中写道：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仍有人撰文认为向忠发没有叛变。这些人认为向忠发没有叛变的根据是，在向忠发写的「 ”供词”里，「 ”一到关键之处，或者装作不知道，或是半真半假、吞吞吐吐。甚至，他一句也没有提到当时已经在狱中，但尚未被国民党发现的中共政治局重要成员关向应的名字。就连因为他的交代而被捕的五名同案犯，包括青年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中共中央机要处干事张纪恩等，他也没有进一步交代这些人的政治身份，以致使得这些人均先后得以脱险”。 这都给‘向忠发案’拢上了一层令人费解的迷雾。 而现在，很多公开材料上关于中共确认向忠发叛变的传统说法，长期以来主要依据的是原中共另一个独立运作的情报系统成员，曾任交通员，又暂时被潘汉年借调特科工作的黄慕兰回忆。 其回忆的线路是，1931年6月22日，黄慕兰在和恋爱中的陈志皋在咖啡馆偶遇租界法语翻译曹柄生，从曹嘴里听说向忠发被捕叛变的消息后，立即向潘汉年报告。潘汉年赶紧将此事向康生作了汇报。然后康生找到周恩来，周恩来闻讯后立即安排中央有关领导转移。此外，康生还派人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寄宿的小沙渡路观察动静，发现向忠发领着租界巡捕闯入周恩来家搜捕，证实向忠发已经叛变。周恩来通过内线很快就搞到了向忠发的口供，进一步証实了向忠发确已叛变。 《黄慕兰自传》中，基本仍持此种说法。 事实果真如此？ 如果悉心翻阅党史材料和共产国际有关文献，我们发现，其实证实向忠发叛变，中共隐蔽战线的特工花费了几近一年的时间。 193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共同捕杀中国革命领袖向忠发告民众书》，表明此时中共并未确认向忠发已经叛变。 《红旗周报》旧报纸扫描版，非第27期 ​1931年12月10日，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张国焘、项英于签发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其中写道：「 ”不幸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同志即在他这一布置中被捕遇难，成为顾顺章叛变革命，投降反革命之最大的贡献。”「 ”通缉令”称向忠发为「 ”同志”，将其死亡定性为「 ”遇难”，可知距向忠发被杀近半年时间，中共不但未将向忠发视为叛徒，依旧定性为‘同志’。此通缉令全文发表在彼时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第27期上。 这套书得有十几册，这是其中几册 再看，《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披露：鉴于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给中共造成的严重危害和重大损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工部于1932年6月3日就远东和近东国家共产党秘密工作状况和特务工作情况专门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报告中写道：「 ”机关某些环节的暴露、党中央书记向忠发同志的被捕和被杀害、无线电学校学员的被杀害等等，都是顾出卖的结果，这成了党在反间谍反奸细斗争中的转折点。”彼时，可以看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工部对向忠发的死亡定性做出的结论，这份报告与《红旗周报》第27期基本一致。 此时，距离向忠发被杀已近一年，无论中共方面还是共产国际都仍认定向忠发为殉难烈士。 以上已经和黄慕兰口述回忆录中，证实向忠发叛变时间点有了完全不同的文献证明。 鲍文蔚先生 而其实，在最后证实向忠发叛变，并拿到真凭实据口供原证词的，其实是后来的中国法语翻译大家，曾是特科成员的鲍文蔚。 鲍文蔚，中国法语大家，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家、教育家。先后在先后在山东大学、解放军外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担任法文教授。 鲍文蔚先生翻译的作品之一 ​鲍家在常州开有陶器店，生活富足。鲍文蔚四岁入鲍氏家族祠塾接受启蒙，在学童中年纪最小，却以聪慧最得老师赞赏。他的老师卢启愚在鲍氏长辈面前称赞鲍文蔚「 ”读书有天赋千字文和古诗读三遍就能背诵。有子建之才日后当大有出息！”九岁时鲍文蔚读完《中庸》，在学堂年考中得第一，族长为此特意打开平日关闭的祠堂大门请出各房长辈设宴庆贺。鲍文蔚由此被誉为「 ”白宕鲍门第一子” 1920年，18岁的鲍文蔚在北京 ​鲍文蔚青少年时期，即因参加江苏宜兴地区反对贪污腐败的教育局局长的‘倒周’运动，和潘汉年兄弟熟识，成为好友。 1932年3月，鲍文蔚与诗人艾青同船由法国归国。刚回宜兴，鲍文蔚就接到潘汉年来信，邀他赴上海面谈。两人见面后，鲍文蔚说，他本应留法同窗之约，打算去北京的中法大学从事教书和研究工作。潘汉年劝道：「 ”你留在上海，跟我们一起干革命吧。”鲍文蔚当即同意。 潘汉年 潘汉年时刚刚接任‘中央特科’的二科科长，在经历了彼时中共隐蔽战线最高领导人之一，顾顺章叛变的惨痛教训后，急需重建在对手阵营中的卧底力量。经过陈云、康生，潘汉年的共同审查，鲍文蔚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并被吸收进‘中央特科’，归属潘汉年领导。 1985年10月，鲍文蔚委托其子鲍劲源笔录，口述了《鲍文蔚参加地下对敌斗争简况》，其中谈到这次会见：「 ”我们在一个秘密地点会面，他问我回国后的打算，我说应留法同窗之约，打算到他们所在的北京中法大学教书和研究的地方供职。潘说你留在上海，跟我们一起干革命，我同意了。” 鲍文蔚先生与其夫人，子女 ​鲍文蔚曾对女儿这样解释当年参加特科的原因：「 ”当时自己三十出头正年轻，充满激情和勇气，加上和潘汉年是朋友，认为做的是好事，所以不怎么考虑危险。” 据《简况》记载：「 ”他当即指令一位姓李的胖子为我找了住处，等待命令。大约5月份，潘通过关系将我安插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做外文秘书，当时的司令是十九路军的戴戟，我的主要职责是将法文报刊的有关资料译成中文后供戴参阅。。。我的办公桌即设在秘书室中。之后，党即通过李胖子布置革命活动。他与我单线联系，偶尔也见到潘。这样，从1932年5月到1934年9月，我以这个身份为掩护，为党工作了二年半。” 1937年党员，著名纪实作家，原人民画报社长，总编辑穆欣先生 2003年，著名纪实作家穆欣依据当年特科成员李强、陈养山、刘鼎、柯麟等口头提供的回忆资料，撰文认为，中央特科是通过打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鲍文蔚和欧阳新，将向忠发的全部口供偷录出来的。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陈云传》对此有更权威详细准确表述：「 ”国民党当局这时正准备接待欧洲某国的一位王子，要找会讲法语的人当翻译。陈云和潘汉年便利用这一机会，派遣鲍文蔚去当法文秘书，由此结识同警备司令部有些联系的人士，进而又同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一个录事建立联系，这一关系在了解向忠发被捕后确已叛变并被秘密处决的事情上起了重要作用。”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 ​1981年11月，陈云主持召开了一次曾参加过特科工作的老干部座谈会，会议名称叫「 ”中央特科党史专题座谈会”，与会老干部20余人，发言的主要有陈云、陈养山、李强、李一氓、刘鼎、李士英等。会议中，陈云要求与会老干部每人写一篇关于参加特科工作的回忆文章，写好后交陈云办公室。《陈云传》撰稿人在阐述上述内容时，是在研究综合了「 ”中央特科党史专题座谈会”上这十余人的发言和回忆文章后，得出结论的。 从上述回忆及文献推断，可以确认鲍文蔚在获取向忠发供词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那么，向忠发被确认为叛徒的时间，便是鲍文蔚所述1932年5月进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算起，在向忠发被捕死亡约一年后。 而这个「 ”一年后”，与现在不严谨的戏说「 ”很快”或「 ”此后不久”就证实向忠发叛变，在时间概念上是截然不同的。这也就解释了前叙中，中共及共产国际文件中，在那一年里时间里，还认定向忠发为‘同志’是吻合的。由此，也对时下有些对向忠发究竟有没有叛变提出异议，做出了结论。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8卷「 ”向忠发”条也据此明确认定：「 ”一年以后，党中央通过警备司令部内线看到了全部审讯向忠发的记录档案，才断定向忠发的叛变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这里所说的「 ”内线”，就是时任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戴戟少校秘书的鲍文蔚。 戴戟在上海一二八纪念碑前 戴戟，原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爱国将领，参与领导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福建事变。1949年5月27日，在上海迎接解放。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民革安徽省委副主委，民革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73年在合肥病逝。 鲍文蔚还获取过淞沪警备司令部军事密电码、江西南昌军用地图，以及参与营救廖承志等特情任务，每个任务都可谓惊心动魄，其真实的艰难远超今日之绝部分所谓‘谍战剧’情节。 1934年，潘汉年从福建返回江西瑞金途中在上海短暂停留，特地去看望老友鲍文蔚。鲍文蔚向潘汉年提出到中央苏区工作的愿望。潘汉年深知以鲍文蔚的性格和特长，并不适合到那里去工作。出于朋友情谊，他语重心长地对鲍文蔚说：「 ”苏区不适合你这样的知识分子，你还是去教书吧。”潘与鲍相知甚深，这番劝告可谓推心置腹。 法国文学巨匠拉伯雷著作《巨人传》，第一，二卷首译者，鲍文蔚 1934年9月，鲍文蔚离开上海赴北平中法大学教书，从此脱离特科，也远离了谍海生涯，开始了其一生治学、翻译，教学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