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豚鱼计划失败之后 数十万的犹太人去了什么地方

日本占领东北后，曾想帮助犹太人在中国哈尔滨建国，以此来帮助日本进行经济建设，被命名为府谷计划。由于战争，这个计划失败了，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建国泡汤了。

那么，涌入中国的几十万犹太人去了哪里？

上图为河豚。

为什么日本称其在东北建立犹太国的计划为府谷计划？因为河豚是很好的食物，但是它有很大的毒性。日本人用河豚比喻犹太移民。一方面，它们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它们也很危险。像河豚一样，它们在吃它美味的食物之前，需要去除它的“毒素”。

在这个计划实施之前，有许多政治背景。

当时，反犹高潮在全球持续。1903年4月6日，在俄罗斯城镇基希讷乌发生的反犹暴行中，45名犹太人死亡，86人致残，500人受轻伤，1500所房屋和商店遭到抢劫和破坏。

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美国金融界一位名叫雅各布·希夫的犹太富翁出于对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仇恨，筹集了2000万美元的贷款，并主动向日本提供援助，使日本赢得了战争。明治天皇破例邀请谢夫到宫里吃午饭。

也正是因为这种支持，日本赢得了日俄战争。

起初，东北的犹太人大多来自俄罗斯，是苏联大规模的反犹运动迫使他们离乡背井。来到东北后，优越于俄罗斯的自然环境让他们大部分在这里定居。

他们会带来巨大的财富来投资日本在东北的军事和工业建设，使得日本在东北的军事和民用工业在当时发展迅速。这种情况也引起了日本的注意。对日本人来说，“犹太人”已经成为容易获得和掌握财富的代名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东北，日本人想利用犹太人的财富建设东北。

这个计划相信犹太人会对日本很有利，但也很危险。所以这个节目被特意命名为“河豚”，因为河豚如果没有正确、精心的烹制，会致人于死地。

1922年，被派往西伯利亚帮助白俄罗斯抵抗红军进攻的两名日本军官安江鲜红和残祖村返回日本。

在西伯利亚，他们第一次听说了犹太圣贤的礼仪，立刻被所谓的犹太力量迷住了。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他们写了许多关于犹太人的报告，今天来到以色列研究犹太人，并与犹太领导人魏茨曼和大卫·本·古理安交谈。

安蒋先宏甚至把《犹太圣贤议定书》翻译成日文。安、蒋显红、残祖卡想方设法让日本外务省对犹太人产生兴趣，要求日本各使领馆密切关注犹太人社团在东道国的活动。外交部收到了许多报告，但没有一份能够证实所谓全球阴谋的存在。

1931年日本侵略满洲九一八事变前夕，两名所谓犹太专家加入满洲军队，很多日本军官希望日本扩张到满洲。

这一派的领导人是半元正正弘和下关，他们在吸引日本人在满洲定居和投资时遇到了困难，所以他们被河豚项目所吸引。然而，河豚项目在实施前遇到了第一次重大挫折。

1933年，来自哈尔滨的犹太人西蒙·卡斯珀被绑架、拷打、杀害，于是大量定居在城市的犹太人不再信任日军，大批逃到上海，向周围的人讲述这个可怕的故事。

1937年，安江贤红在哈尔滨与犹太领导人会谈后，说服他们日本人已经改造了他们的恶灵，于是他成立了远东犹太人大会，并在随后的几年里召开了几次会议，讨论在哈尔滨内外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的问题。

1938年，举行了一次五阶段会议:五名日本高级官员聚集在一起讨论“犹太专家”计划。他们是:首相近卫文麿、外交大臣福田康弘、陆军大臣郑半元、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和贸易与工业大臣池田成彬。

部长们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任何帮助犹太人的方式都会危及这个联盟。另一方面，水晶之夜事件后，犹太人对德国产品的抵制表明，犹太人的经济实力与全世界一致。如果日本想赢得犹太人的好感，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为很多犹太人已经逃离欧洲，正在寻求避难。因为当时日本内阁需要的是一致通过而不是多数通过，所以这次会议成为内阁最长、最复杂的会议之一。然而，最终达成了协议，政府批准了河豚项目的实施，但任何行动都不得损害与德国的关系。

然而，该计划从未正式实施。

1939年，上海犹太人要求犹太难民不得再次进入上海，因为他们的支持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当时，美国犹太社区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斯蒂芬·怀斯曾激烈地宣称，任何与日本合作的犹太人都是叛徒，都违反了美国对日本的道德禁运。

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使得犹太人从欧洲前往日本极其困难。1940年的事件使得通过官方渠道实施河豚项目变得不切实际。苏联吞并波罗的海诸国，进一步切断了犹太人逃离欧洲的可能性。日本政府、德国和意大利建立了“三国轴心”，完全排除了东京官方援助这个项目的可能性。

然而，日本驻立陶宛考纳斯领事Chiune Sugihara无视东京的命令，向逃亡的犹太人发放过境签证，允许他们前往日本并停留一段时间，然后前往最终目的地——加勒比海的荷兰殖民地库拉索岛，该地不需要入境签证。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他授予了签证。一些杉原签证甚至被抄了下来。经过一个艰难的过程，很多犹太人获得了苏联政府的出境签证，获准通过西伯利亚铁路穿越苏联，登上了从海参崴到邓加的轮船，最后定居在日本神户。

1941年夏天，日本政府开始担心日本这个大城市住着那么多犹太难民，而且离军港、商港又近，于是要求居住在神户的犹太人搬到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只有在难民到来之前居住在神户的犹太人才能留下来。

德国违反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宣战，使俄罗斯和日本成为敌人，从而结束了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邓加的路线。几个月后，就在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之后，日本夺走了上海租界，占领了整个上海。来自美国犹太人的经济援助甚至通讯都停止了。巴格达的富裕犹太人，其中许多是英国公民，作为敌对国家的公民被捕。美国财政部准备放松对上海犹太难民资助的控制，但美国的犹太组织决心坚定地表现爱国主义，放弃任何不忠于美国的行动。

1942年，日本政府正式废除了五阶段会议的决议，正式彻底废除了对这个几乎不存在的河豚项目几乎不存在的支持。

绰号“华沙屠夫”的德国盖世太保领袖约瑟夫·梅辛格抵达上海。他要求日本地方当局“清除”犹太难民或把他们送到盐矿去做苦工；换句话说，他把阿道夫·希特勒和希姆莱的最终决定带到了亚洲。东京政府不能反对，但计划被削弱到只设立上海首都:上海的犹太人现在被迫住在隔离区，禁止离开。

1943年2月18日，日本当局宣布建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并命令上海所有犹太人迁入虹口区这一面积达数平方英里的地区。直到战争结束，大部分犹太人都在挨饿。

安江鲜红等人设计的河豚项目失败了。

那些来到中国的犹太人并没有达到很大数量，远低于签证申请人数。

犹太人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大规模或正式帮助。令计划者失望的是，居住在神户和上海的犹太人很少复兴和支持日本经济。

这些来到日本的身无分文的难民，并不是安江鲜红听说过的富有、博爱的美国银行家，也没能让日本人得到那些人的青睐和支持。

但由于日本临时的亲犹政策和杉原千秋的努力，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获救逃离欧洲，几乎是必死无疑。

虽然犹太人在中国建国没有成功，但中国以自己的宽容包容了他们。

那么，那一年有多少犹太人涌入中国？后来都去哪了？

到20世纪30年代末，上海犹太人社区已经成为中国最大、最活跃、最具代表性的犹太社区和定居点。这不仅是因为它由塞法迪犹太人、俄罗斯犹太人和欧洲犹太难民组成，还因为它开展了广泛和非常成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并与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保持密切联系。

当时上海犹太人总数超过3万，形成远东最大的犹太人社区。繁荣的社区有自己的办公室、犹太教堂、学校、医院、俱乐部、墓地、商会、50多种出版物、活跃的政治团体和一支小部队——上海国际商业集团犹太支队——这支部队可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合法的犹太军队。

据资料显示，1940年前后中国约有4-5万犹太人，然后陆续有犹太人来到中国。日本战败期间，中国犹太人总数超过10万。

府谷计划失败后，成千上万的人经由上海去了第三国，其余的人都住在中国。

20世纪50年代，居住在东北的犹太人大多搬走了，最后一个犹太人阿戈莱特于1985年去世。但哈尔滨留下了远东最大的犹太人墓地，包括以色列前总理拉宾的叔叔，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的父母也都是哈尔滨犹太人。现在生活在欧美的哈尔滨犹太人一定要自称哈尔滨人，这是对第二故乡的眷恋。目前上海还有一些犹太人。河南的犹太人大多是犹太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