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见证 历史见证：有华人的地方便有金庸

1955年2月7日晚，时年31岁的香港《新晚报》编辑查良镛在家中构思自己即将开始连载的小说，他必须当晚9点前完成，否则明天报上就会留有一块空白。

这时敲门声响起，原来是报社不放心，特意派来一位老工友上门来等稿。为了「先把这个工友打发走再说」，查良镛以对方为原型，在小说开头塑造了一位「年近六十，须眉皆白，可是神光内蕴，精神充沛」的老者，并将他起名为陆菲青。次日，这篇名为《书剑恩仇录》的武侠小说见诸报端，作者栏是一个全新的名字：金庸——那是查良镛把自己名字中的「镛」字拆开后起的笔名。

此后60年，这个名字响彻华人世界，世人往往只知金庸而不知查良镛。

偶然的作家

金庸称自己写武侠小说出于偶然，但当时香港武侠小说的流行却并不「偶然」。

1954年，香港举办了一场由太极派对战白鹤派的武术比赛，轰动一时，也直接促使金庸当时供职的《新晚报》开始连载武侠小说。一位名为陈文统的作者在该报的「天方夜谭」版推出了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引起了意想不到的热烈反响，报纸销量也随之看涨——这位作者后来的笔名更加为人所知：梁羽生，这部小说被认为是新派武侠的开山之作。

一年之后，梁羽生的另一部小说《草莽龙蛇传》连载完结，急需新连载顶上，从没写过武侠、也没动过这一心思的金庸「临危受命」，报上自己拟定的新小说题目《书剑恩仇录》，接下来，就有了文章开始的那一幕。

《书剑恩仇录》共连载了574天。写作中，金庸常忆及遥远的故乡，那是他永远的爱和痛：「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他以故乡的传说为由头，虚构了乾隆帝是汉人的情节，并穿插了红花会反清复明、清廷平定回疆、香妃化蝶等历史故事或传说。历史与演义、朝廷与帮会、侠客与红颜、大漠与江南……共同融成了这片书与剑的江山。

传奇就此开始。接下来的金庸一发不可收拾，在17年的时间里相继创作了总字数高达800余万的15部武侠小说，几乎每一部都在当时引发了读者的狂热追捧，也被时间证明为经典。

任何一位读者初读金庸，首先会沉迷于他笔下那些鲜活生动的人物，任谁都能轻而易举地列出一大串名字：朴实憨厚的郭靖、古灵精怪的黄蓉、不食人间烟火的小龙女、优柔寡断的张无忌、狂放不羁的令狐冲……金庸赋予了他们迥异的性格和际遇，就连属于他们的武功都与各自的气质吻合：朴实刚猛的「降龙十八掌」必然属于萧峰、郭靖这样的「纯爷们」，「独孤九剑」的轻灵飘逸只有浪子令狐冲才能施展得得心应手，「百花错拳」那华丽花巧的套路也正合陈家洛的贵公子气派，「黯然销魂掌」光听名字就能明白杨过在失去小龙女之后的心境，狡黠欢脱的韦小宝则恰恰适合「神行百变」这一逃命秘诀……

这些武侠人物各自曲折离奇的命运更是引人入胜，重要的是，它们多与华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相契合，极易为广大读者认可、接受乃至将自身代入：天资愚笨的郭靖凭借后天努力成长为「射雕英雄」，正是那个时代最鼓舞人心的励志故事；杨过与小龙女奋不顾身地冲破世俗观念束缚、谱写的那份「惊世骇俗」的恋情，也被赋予了几许古典传统爱情的圆满；萧峰因自身血统与责任之间无可调合的矛盾选择自我毁灭，被认为极具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悲剧的震撼人心与荡气回肠；具有「魏晋风骨」的令狐冲恰似风光霁月，照亮了魅影憧憧、鬼蜮横行的《笑傲江湖》，也奏响了自由主义的最强音；市井无赖韦小宝偏偏能在《鹿鼎记》中左右逢源、成为人生赢家，恰恰折射出时代的荒谬可笑，堪称最大的黑色幽默。

此外，金庸还在书中渗透了自己对政治、哲学、历史、文化、人性等方方面面的思考，这也使他的作品具备同类武侠小说难以企及的深度。读者可以在《射雕英雄传》中读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爱国主义情操；在《天龙八部》中读到「有情皆孽，众生皆苦」的佛家悲悯精神；在《笑傲江湖》中读到中国历史上一切政治斗争的缩影和道家的隐逸情怀；在《鹿鼎记》中读到对明清以降，中国人越发萎靡的「民族劣根性」最辛辣的嘲讽……

这些思考还往往随着他思想的成熟、创作经验的丰富而不断深化。早期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等作品往往体现出尖锐的民族矛盾，「华夷之辨」的色彩十分浓重；但在《天龙八部》中，作者强调的却是战争给辽宋双方百姓带来的苦难；封笔之作《鹿鼎记》还故意模糊了韦小宝父亲的族裔，使主角成为了「五族共和」的产物。

研究金庸小说多年的内地学者陈墨认为，金庸作品包含的首先是人道精神，如《天龙八部》中彰显的「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主题；其次是人文素养及人文见识，也就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社会机缘的智慧领悟，这使得金庸小说的江湖成为真实人间的寓言世界；最后，它充满了人文关怀，基于道德判断却又超越了黑白分明的简单模式；金庸小说复杂多变，万变不离其宗的总是人道情怀。

历史的见证

60年后的今天，有华人的地方便有金庸。然而，上世纪80年代以前，在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中，金庸小说曾在内地被视为「精神毒草」。1980年代，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在全国热播，万人空巷，金庸作品开始如江潮般席卷内地。「金庸热」虽然势不可挡，但却被主流舆论视为「洪水猛兽」，甚至被定位为「低俗」。

然而此时，金庸小说却已经拥有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读者——邓小平。

1973年3月，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后不久，就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武侠小说，对其爱不释手。当时金庸小说在内地还在禁书之列。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内地开始推行改革开放，一些海外知名人士纷纷接到邀请访问内地。1981年夏天，北京方面邀请《明报》社长金庸到内地访问，金庸提出想见邓小平。邓小平认为，金庸在华人世界有号召力，在海外有忠厚正直的好名声，台湾对他也有好感，再加上自己是金庸的忠实读者，便在报告上批示：愿意见见查良镛先生。就这样，金庸成为邓小平重回领导岗位之后会见的第一个香港同胞。

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面。

1981年7月18日，天气炎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衣，而金庸则按照香港的礼节穿着西装。初见金庸的邓小平握紧他的手：「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

许多年后，90岁高龄的金庸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当日会面的情景，仍难掩激动：「英雄，大英雄！我写武侠的，见到大英雄我心里就佩服。见到他，讲几句话，我就真的佩服他了。」与邓小平见面以后，金庸叫人陪自己在全国各地走了一圈，回到香港后，立即给邓小平寄了一套《金庸小说全集》。从那以后，金庸作品的命运在内地发生了变化。

陈墨回忆，金庸小说开始被视为名著乃至走进「殿堂」是从1994年开始的。这一年，发生了三个标志性事件：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金庸全集》；同年10月，金庸被北大授予名誉教授，并于这所中国最高学府发表演讲；同年最大影响的事件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排在第四位——而茅盾甚至没有被排进前几名。

2004年11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一次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内，收录了金庸所著的《天龙八部》片段——这代表着中国社会对金庸小说的重新定位。

1972年9月11日，金庸连载完《鹿鼎记》的最后一节，宣布封笔；1984年，他的好友梁羽生创作完《武当一剑》后也宣布封笔；1985年9月21日，与金庸、梁羽生齐名的另一位武侠大家古龙病故。在三位大师之后，数十年来，武侠小说依然存在，只是盛况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