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政 康熙亲政后的三件重要的政事，康熙时期的经济发展政策

　　康熙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名的少有作为的帝王之一，如果单看他的历史功绩来说，康熙皇帝确实称得上一位勤勉的皇帝，而且他是历史上少有的长寿皇帝之一。那么康熙在亲政后的三件重要的政事是什么?康熙是如何发张经济的?

　　康熙亲政后的三件重要的政事

　　康熙是清皇中统治中国最久的一位皇帝，他8岁继承皇位，14岁亲理政事，69岁时去世，在位61年，他君临天下时间之长，在我国历史上是仅见的。

　　1661年，顺治帝驾崩，他的三子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继承了皇位，成了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个皇帝，1662年，改年号为康熙。当时，国家政务由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和鳌拜四个大臣辅理。这四个辅政大臣中，索尼已年老体衰，遏必隆软弱无力，苏克萨哈虽然能遇事力争，但远不是鳌拜的对手，最后被鳌拜诬陷致死。因此，朝政大权被操于专横跋扈的鳌拜及守旧派手中，他根本不把其他辅政大臣和康熙皇帝看在眼里，官员们呈送康熙皇帝的奏折，他经常不给皇帝看而自做主张。他打出“率祖制、复旧章”的旗号，对西方的先进科学采取排斥的方针。专权的鳌拜和虽然年少但要精心图治的康熙帝，在很多根本问题上矛盾越来越尖锐。例如康熙帝主张通过改革使满族统治者进一步封建化;抑制吴三桂等“三藩”的割据势力;统一台湾;对西北噶尔丹的分裂势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等重大问题和主张，鳌拜一律反对。年轻的康熙帝清醒的认识到，鳌拜如果继续专权下去，不仅对自己的帝位是严重威胁，而且将会给清王朝的基业带来不利的影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667年8月25日，年已14岁的康熙皇帝毅然决然地撇开鳌拜开始亲理政事，此举更加激化了他与鳌拜之间的矛盾，直到1669年最后除掉了鳌拜，康熙帝才开始大展鸿图，建功立业。

　　康熙亲政后，敏锐地察觉到三藩已经成为国家的心腹大患，把它列为自己必须要解决的三件大事之一。

　　在政治上，康熙为了维护、巩固封建国家的利益，改革了中央机构，加强中央集权;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平定了三个藩王的叛乱活动后，继续开展了收复台湾、捍卫东南海疆的斗争。康熙24年，他又出兵驱逐盘踞黑龙江流域雅克萨的沙俄侵略军，遏制了沙俄对华侵略的野心;28年订立《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之间的东段边界，在我国反侵略战争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此后，他又派兵消灭了噶尔丹集团、阿拉布坦叛军，再次打击了沙俄，巩固了祖国的西北、西南边防，使中国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统一国家。

　　在经济上，康熙注意减轻赋税，减免钱粮，赈济饥民;治理黄、淮，兴修水利;奖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废除迁海令，开放海禁，推行有利于工商发展的政策等等，这一系列政策，大大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康熙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从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医学、工程技术，到经、史、子、集，以及书画等艺术方面，他都有所研究。他还多次下令组织力量编纂书籍，当时编纂的闻名中外的《康熙字典》一直留传至今。

　　康熙时期的经济发展政策

　　说到康熙时期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很人性的土地制度

　　奖励垦荒。在政府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命令发给各地穷苦百姓及投诚官兵耕牛、种子和银两，为他们创造垦种田地的有利条件。又如，当时四川地区人烟稀少、经济残破，坚持实行“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官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能招民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的政策。对恢复发展四川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更名田”。这项措施虽然是鳌拜辅政时期就开始实施的，但是康熙皇帝智擒鳌拜以后，这项政策却完整无缺地保留了下来。继续执行“命查故明废藩田房……给予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的政策。这就正式承认了农民在明末起义中获得的部分成果。

　　不加税的好皇帝

　　顺治十年，也就是1653 年，清朝政府规定各省赋税制仍用明“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明代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提出的一条赋役改革措施，其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丁”就是人头。“一条鞭法”就是赋役合并，赋税既量地又计丁，用银交纳，其征解由原来的人民自理改为官府办理，州县徭役，由官府出资雇人解决。“一条鞭法”有其进步方面，但对农民有不利方面。根据它的要求，赋税既量地又计丁，无地少地的农民就要吃亏，而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就占便宜。清初继续贯彻此法，农民害怕按人头征税，大量逃亡，而政府因此也难以掌握人口实数，征税困难。

　　康熙末年，对这种征税办法进行了一些修改。1711 年规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就让丁税固定了下来。

　　到了雍正元年，也就是1723 年，清廷又根据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实行“地丁合一”法，即把固定的丁税摊到地亩上，按亩数征收，取消了丁银项目。这样，田多的丁税多，田少的丁税少，无田则无丁税。田多的地主逃不脱丁税，田少的农民不必有添丁之愁。这种制度显然有助于克服以前按丁计税引起的社会动乱，适应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除对发展生产有一定好处外，**促进了人口增长。其正面影响是减轻了人身依附，其负面影响是刺激人口增长。1661 年康熙皇帝即位的时候，全国人口1920万;到乾隆皇帝在位时期达到3 亿，道光皇帝时则突破4 亿。

　　慈善做得也不错

　　清朝蠲免赋税始于顺治皇帝在位时期。当时有恩蠲和实蠲两类。早在清军入关后的1644 年，顺治皇帝就蠲免了都城遭受战争灾难的三年赋役;1651 年，顺治皇帝亲政后，给还九省加派额外钱粮，免山西荒地额粮15000 顷及直隶山东、河南、陕西荒残额赋。以后蠲免钱粮逐渐成为清朝一贯的政策。

　　康熙皇帝即位后，蠲免钱粮不仅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行为，而且每一次的数量都很巨大。“有一年蠲及数省者”或“一省连蠲数年者”，甚至有全国性的蠲免。例如，1710 年冬，康熙皇帝下令将第二年全国的钱粮一概蠲免，并从第二年起，于三年以内，通免一周，使远近均沾，历年旧欠，也都免征。

　　据史料记载，1691 年与1703 年康熙皇帝均免除天下钱粮2759 万多两;1711 年，康熙皇帝普免天下钱粮2794 万多两，1716 年，普免天下钱粮2770 多万两;1721 年，普免天下钱粮2764 万多两。在康熙皇帝在位的61 年间，政府蠲免钱粮共计545 次，免除天下钱粮计银1.5 亿两。

　　蠲免钱粮原因，首先，为了使粮食生产逐步发展，社会稳定。其次，为了表示关心百姓，以得到群众拥护。灾害是蠲免的另一原因。老百姓受灾，没有收成，不蠲免钱粮，就会引起起义。因此，不得不免了赋税。例如，康熙四十五年免直隶、江南、福建、江西、湖广等32 州县钱粮就是因为这些省遭了灾。还有嘉庆十一年免直隶、陕西、江西、四川等56 厅州县灾赋，咸丰四年免河南、山东、山西、福建、湖南、广西等省129 州县灾赋，光绪元年免浙江被灾新旧赋课等。

　　水利工程得民心

　　1706 年，康熙下令治理黄河。康熙皇帝在御门听政时，大臣们发生意见分歧。经过调查、面奏、辩论、验证等，从正月初十开始，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整整进行了一年，才作出决策，真可谓慎之又慎。康熙皇帝治理黄河决策的全过程如下：

　　第一，重视治河。康熙皇帝亲政后将三藩、河务及漕运三件大事，书写在宫中柱子上。

　　第二，寻根溯源。派侍卫探查黄河之源，到星宿海，往返万余里，并绘成舆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经过实际踏查而绘成的黄河图。又永定河，康熙皇帝巡视北京通州段河堤，随驾的有皇太子、皇四子、皇五子、皇八子、皇十四子、皇十五子、皇十七子等。他命诸皇子分钉木桩，学用仪盘，亲自检测仪器，记录测量数据。

　　第三，任用能臣。康熙皇帝任用治河名臣靳辅和陈潢。靳辅，汉军镶黄旗人，以安徽巡抚授为河道总督。受命后，一日八上奏疏，报告治河之策。他的治河方略是：统审全局，河运并治，浚河筑堤，束水攻沙，多开引河，量入为出。他重点治理黄河、淮河、运河交汇的清口。陈潢，浙江杭州人，善治水，负才不遇，题诗祠壁。靳辅见而惊异，访得引为幕友。疏奏多由陈潢起稿，施工亦由陈潢监理。他们督率民工，日夜辛勤，治河大成。但是，靳辅受到诸臣合讦交攻，发生了意见分歧。

　　第四，御前辩论。河道总督靳辅与直隶巡抚于成龙在治河方略上意见相左。争论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治河水退后出现的田地，是实行屯田还是由豪绅垦占;另一个是为了使河水通畅顺流入海，是开浚海口还是修筑大堤。康熙皇帝不妄加论断，而是命双方在乾清门进行御前辩论，各申己见，互相驳难。关于屯田——于成龙说：“屯田夺民产业，不能实行!”靳辅则说：“丈出之田，作为屯田，抵补河工所用钱粮。因属吏奉行不善，民怨是实，臣无可辩，唯候处分。”关于开浚海口，靳辅的意见是：开海口虽可泄水，但可能引起海水倒灌。于成龙的意见是：要是加高河堤，堤高一丈五尺，民居在其下面，一旦河决，无数百姓将饱鱼腹。争论没有达成共识，决定再广泛征询意见。

　　第五，集思广益。辩论双方各有各的理由，康熙皇帝不能决断。他又命乡里临河的在京官员，书写己见，上报朝廷。

　　第六，会议裁决。康熙皇帝听了两方面的陈述，看了大臣的疏报，交九卿会议裁决：采纳了于成龙的方案，将靳辅罢官，陈潢被削职。

　　第七，实践验证。康熙皇帝曾数次派大臣视察河工，检验朝廷辩论的意见孰对孰错。后康熙皇帝南巡阅河，靳辅扈行随从。回京后，康熙皇帝肯定靳辅的治河功绩，复还他原来的品级。

　　第八，改正错误。靳辅之后，命于成龙为河道总督。康熙皇帝召于成龙入京，问：“过去你说靳辅之短，现在怎样?”于成龙回答：“臣那时妄言，现在也按照靳辅的办法去做。”这是对靳辅治河方案最好的结论。

　　第九，断不出书。康熙皇帝悉心治河数十年，撰写治河论述，河道总督张鹏翮请将治河谕旨编纂成书，雕刻颁行，永久遵守。康熙皇帝说：“前代治河之书，无不翻阅，泛论虽易，实行则难。河水没有定性，治河不可一法。今日治河之言，欲令后人遵行，断不可行。”这表现了康熙皇帝可贵的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