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是不是顺水民族 苗族是不是顺水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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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24日，作为中国四川省兴文县苗寻根园的特邀嘉宾，我出席了苗寻根园的开幕仪式。虽然这是我第七次来中国，但这是我内心最感动和震惊的一次。这是一个为我和其他客人寻根和拜访祖先而建造的花园。我们被欢迎到我们祖先生活的土地上，那里有盛大的宗教色彩和温暖的社会仪式。仪式的目的是接受我们九姓苗寨的成员。

我们乘坐的汽车沿着川南丘陵蜿蜒的山路飞行。四月，春深似海，詹妮弗在飞，路边的菜花豆花争开，山间的稻田荡漾着浅绿的波浪。人们三三两两地在地里干活；在高速公路上，卡车、轿车和摩托车并驾齐驱，万的一片风景让人觉得这片土地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当我们到达时，当地人站在寻根园门口迎接我和其他贵宾。新建的大门上标有欢迎我和其他客人的标志。许多长老站在大门的入口处，大门就在建寻根园的山脚下。

门口的男生女生都捧着满满一碗酒，唱着给我们敬酒。年轻的代表着下一代的希望。每位客人至少喝了一碗酒后才允许进入大门。通往寻根园的大门离山脚不到半英里。看到大门展示的一切，我很开心，也很欣慰。

天气美丽、晴朗、温暖。我下了车，走到大门口。我用苗语问候了问候我的长辈，包括兴文苗族经济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杨永华。他是建造这个寻根花园的关键人物。他们特意在那里迎接我们，陪我们进入公园。走到大门口的过程中，我优雅地喝着男生女生递过来的拦路酒，然后感谢他们进门。我和站在大道两旁的孩子们握手问好，其他客人也兴高采烈地跟着我来到寻根园。当我接近山顶时，迎接我的是两张大型传记海报:一张是给我的，另一张是给其他贵宾的；还有两个新建的祠堂朝北，寻根亭朝东，几块未开封的石碑和一个摇钱树矗立在公园东侧，一个舞台和一个节日举办地空在南面，还有展厅、祠堂和位于舞台后面的寻根亭，周围村落尽收眼底。

地方官员陪我到了正式会议的前排，这是意料之中的准备。县民族事务局李主持介绍了兴文县副县长黄永福、兴文县苗族经济文化促进会会长李国文、副会长杨永华等相关人士；许多人出席了开幕式。当地官员在讲话中谈到了建设寻根园的目的和当地政府所做的努力。作为特邀嘉宾，我也做了简短的发言:感谢大家的努力和邀请，称赞建造这个花园对我毕生探索历史身份的深远意义。

演讲结束后，我参加了为我们的客人精心准备的石碑揭幕仪式。给我准备的石碑引用了我的一篇关于苗族的文章:简述苗族在这个星球上五千年的奋斗历程。

另一个仪式是摇钱树。苗语为Ntooj Nyiaj Ntokub，是当地苗族的一种古老习俗。

接下来还有几个最重要的仪式:第一个是最激动人心的欢迎回家的仪式，包括几个步骤。第一步是进入家中前最隆重的饮酒仪式；第二步，一个长辈唱着欢迎歌欢迎回家，后面跟着一个芦笙师傅，他带领一群姑娘护送每一个贵宾走过放在地上的几个大筛子，一直走到祠堂前座。这是一个标志，我们应该在回到祖先的家园之前进行清洗或净化，因为我们离开了祖先几个世纪，经过了许多国家，经历了无数的磨难。

在走向客人座位的过程中，长辈们热情地欢迎我们。坐下后，长辈递给我们烟叶，这是苗好客的传统。

接下来的仪式是把白绳绑在我们的手腕上作为欢迎和祝福，这是从美国苗族那里学来的。对了，给我们绑绳子的人还给了我们每个人一个装有一定金额人民币的礼包，寓意着对客人的美好祝愿和期望。

欢迎仪式结束后，我们被带去祭拜祖先。我们来到祠堂，那里供奉着等待揭幕的祖先的蚩尤雕像。我们可以肯定，苗族的祖先在古代就建立了自己的王国。揭幕后，他们祭拜祖先，吃酒，敲鼓，敲钟。我们向老祖宗鞠躬三次:第一次鞠躬祈求老祖宗保证我们家的兴旺；第二弓祈祷保证我们的“蒙古”人民繁荣昌盛，才华横溢；第三个鞠躬祈祷世界和平和世界友谊。

所有这些仪式都由一位牧师主持，他用锣和角与祖先的神交流。

仪式结束后，我们被邀请享用午餐。更具体地说，我们享受了一场可同时容纳500人的“长桌宴”。宴会在寻根园脚下举行。新铺的路就是专门为这次寻根活动而建的。这条路作为寻根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式命名为“五百人长桌宴街”，宴席包括传统的苗族美食或“九碗八大盘”。

参加宴会的有政府官员、邻近县区的苗族、文艺工作者和名为苗寨的村民。寻根园建于九姓苗寨。大家依次落座后，兴文县副县长黄永福首先敬酒，标志着宴会正式开始。每个人都在深深的爱中享受丰富的食物。然后开始唱歌敬酒。人们互相敬酒，年轻人尊敬老人。基层官员尊重上级领导。宴会期间，一群带着芦笙的年轻小伙子和年轻美女在贵宾面前表演。男孩们表演了芦笙舞后，美女们开始向客人敬酒。按照传统规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敬酒是向高级官员和宴会的主人。

午饭后，我们寻根小组开始走访九姓苗寨。我们像久违的亲人一样感受和体验着他们的日常家庭生活。

一路上，我们参观了九姓苗寨的刺绣、竹篮编织等艺术品和生产工具。我们寻根团的成员都忍不住像当地人一样打芦笙，但水平远不如他们。他们能够在葬礼上为客人演奏欢迎歌曲和哀悼歌曲。即使是难度很高的婚礼音乐，他们也能熟练演奏。我的团队和村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参加了寻根园。

晚会包括时装表演、音乐和舞蹈表演，以及苗族农民的日常农活表演。最精彩的是烟火和舞蹈环绕的篝火晚会。

这是一个难忘的夜晚。我们受到了最大的尊重和盛情款待。苗寨，姓九，奉献了自己的土地，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了寻根园，欢迎我们远道而来，久别重逢的亲人。这种情况让我们感到兴奋、深情、有“根”，让我们漂洋过海，翻过千山，在这里团聚、回归。

作为一个移民后代，回家一直在我的脑海里。为了弄清我的祖先到底在哪里，我一次又一次地踏上这片土地。对“蒙古人”的历史探索和我的身份一直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使很难找到我的祖先，也不是不可能。

当寻根园建成后，名为九的苗寨欢迎我们回家时，虽然事实是名为九苗寨的村民不知道我的祖先在哪里，但我寻根的冲动和追求结束了。

08年第一次踏上星文，我的心和他们的心在不经意间连在了一起。我们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彼此认出。也是今年。在我寻找和了解我的历史的过程中，我发现名叫九的村民是如此友好、慷慨和好客，保持了苗族语言和文化的完整，这与美国非常相似。我突然觉得我和他们有联系。就这样，从此我继续了寻根之旅。我来的次数越多，我们之间的联系就越紧密。一定是注定的，他们是同一个祖先的命运，同一个族群的成员，就像苗族谚语所说的:“竹林深处，树同根”。

2013年晚些时候，我接到了来自中国大陆的杨永华先生的电话。杨世举，苗寨姓，现任兴文县苗社副社长。他告诉我，他打算建一个寻根园，方便我和其他海外苗族人回国寻根。

2014年早些时候，他又给我打电话，说项目已经开工了，想和我商量选择一个日期举行开工仪式。

所以这个历史性的寻根时刻终究成为了现实，这个具有象征意义和标志性的建筑园林在中国和其他地方都是极其罕见的。兴文县领导的远见卓识和领导能力，当地政府的慷慨努力和九姓苗寨村民的慷慨奉献，使这一历史性时刻成为可能。

兴文县位于中国西南部云南、四川和贵州的交界处。1935年，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使兴文的历史更加引人注目。

兴文虽然地处偏远，但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丰富，人口50多万。苗族是最大的少数民族。兴文的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严重依赖农业，如烟草、煤炭等矿业。除了一些服务业，兴文还有其他小规模的行业，比如建筑、酿酒。兴文也因其著名的“杯、棺、竹、石”而闻名遐迩，这意味着该县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酒业和旅游业，特别是川南的竹海，面积为120平方公里，海拔600米至1000米不等。曾经是电影《卧虎藏龙》的拍摄现场和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蹲坑”世界闻名的石海地质公园是中国十大自然奇观之一。游客来这里旅游的中心主题之一是苗族文化，包括一个苗族博物馆、祖先图腾柱、表演场地、苗族宫殿，以及在上述地方举行的许多苗族文化节日，如花山节，为当地人和游客提供文化享受和展示，这也是保护苗族文化的一种方式。

兴文农村还有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年轻人进城打工，把赚来的钱寄回家里，既养家糊口，又发展当地经济；年轻人经常离开家乡去大城市工作，只回家看重大节日或者葬礼婚礼之类的事情。

兴文县曾经是中国西南一个很偏僻的县。现在可以从宜宾机场、云南昭通市、贵州贵阳市直接坐车到达。一条高速铁路正在规划中。如果建成，兴文将与上海、成都、重庆等其他大城市整合。主要的机场和铁路为推动兴文旅游业的发展和向其他省市出口当地产品提供了可能性。

除了四川的兴文、叙永、谷林、巩县、筠连，我还去了一些云贵川交界的县市。据说毗邻三省的人都能听到三省鸡的啼叫声。

这个地区是中国最陡峭和最恶劣的地区之一。人们被汹涌的河流和陡峭的岩石隔开。一位当地官员告诉我，直到两年前，他才从一位去过美国的苗族人写的书中得知，美国有苗族人。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经过这个地区。他们说这是苗族的地盘。当时这些地方的苗族很穷。他们发现，在田间劳动的苗族人连衣服都不穿，妇女因为没有衣服就不回家。他们写道:一条裤子要几个人穿，谁出门就穿。

红军也注意到这里苗族的主食是包谷，没有其他食物来源。

红军赢得了很多苗族领导人的认可，很多苗族人报名参加了红军；红军长征在这个地区留下了永久的足迹。

在古蔺县的一次正式宴会上，主人指着一个盘子对我说:“这盘野菜是当年红军吃的。从此，我们就把这道菜当成了必吃的菜”。

同时，有人告诉我，红军在传递威望时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因为它确立并提升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领导地位。

有趣的是，这一带的苗族人自称“蒙古族”，说的是苗族的西部方言，也就是说，他们说的语言与美国苗族语言在口音上有所不同，但大体上是一样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几百年前苗族人从这一带迁徙到广西和云南南部，他们的后代越过边境进入越南，有的在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到达老挝。在以前的访问中，我发现广西和越南大部分地区的苗族人的方言几乎和西方的苗族人一样。

我所拜访的苗族，都是使用与其支系相关的姓氏，比如Qhua Yawg Qhua，很像20世纪初老挝和越南的苗族。我相信这些姓氏和苗族的起源有关。

这个地区的地形主要是山区，垂直的悬崖，狭窄的山谷，到处都是深山峡谷。身在其中就像身在画报世界的旅行里，让我想起1993年一位中国老人告诉我的苗族谚语“官有千夫，我有千山”。

这个地区冬天和早春非常冷，五月份气候凉爽。4月下旬，当我开车穿过四川谷林和许勇的山区时，到处都是雾和偶尔的雨，让我感到寒冷。我坐的车穿梭在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两个县的群山之间。山上层层梯田，错落的房屋，提醒着人们，这里的人勤劳、聪明、勇敢。创造了具有山地特色的农耕文明。海拔高不适合水稻作物生长，所以只适合种植玉米、土豆、烟草、荞麦等高原作物。

贵州部分苗族官员也参加了在古蔺县举行的欢迎仪式，自称“孟”。莫山县的一个干部也是芦笙老师，即兴表演了一手娴熟的芦笙舞蹈。

2009年，我带领一个国际学术团体访问黔西。

2014年5月初，我还专程去了贵州威宁石门坎。这里曾经是英国牧师柏格利传道、生活、死亡和休息的地方。伯格利是英国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他曾经让很多苗族人皈依基督教。他还为苗族人建立学校，并创建了苗文，也称为伯格利苗文。直到今天，这种文字仍然在苗族的宗教信徒中使用。1915年，他的陵墓建在他生前居住、传教和教书的山上。研究白的学者告诉我，白格里获得了当地人的支持。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对苗族人一视同仁，和他们一起吃饭，穿着凉鞋过着很简朴的生活。他甚至鼓励苗族人保护他们的文化和传统，包括芦笙。

在云南，我参观了两个村庄，其中一个是“阿奥”苗寨。大概有五六十户人家住在缓坡上。他们从更高的地方搬过来，房子修好了。好，自来水入户，大部分人有电视机，但总体上没有更多的财产；另一个是蒙古的苗寨，山川秀美，木屋众多，相当古老。我和他们进行了交流，非常友好和坦率。

在演金的两个“阿毛”村，我遇到了一些官员，并与他们就滇东北苗族进行了友好的交流。这里的苗族家庭很穷，就像其他地方的苗族一样。他们的年轻人去大城市工作，然后把钱汇回家。这些年轻人是众所周知的“流动人口”或“农民工”。据估计，中国约有2亿人属于这一群体，仅在上海。

为了应对2008年美国潜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注入巨额资金，为流动人口提供临时就业机会，增加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经济收入。

云南部分苗族村寨有水泥路面，子女接受教育方便。他们似乎也受益于中国的经济繁荣。新建的房子随处可见。一些村庄是政府搬迁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将苗族人从高山转移到平坦地区定居。

在三省交界的县市参观了三个星期后，我离开昭通，去昆明见熊玉友先生和那里的苗族学生。早在1988年我就认识熊玉友了。他当时是云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室的官员，现在是云南民族大学兼职教师，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在和云南民族大学的苗族同学见面的时候，我们讨论了很多问题，比如拐卖人口。许多年轻的中国男人去越南欺骗那里的女孩，告诉她们在中国和她们结婚，虚假地告诉她们要过更好的生活，兴奋的女孩会和这些男人一起骑着摩托车穿过不设防的中越边境。然后男生把女生卖给未婚的中国农村男人当老婆。这些事情大多是地下交易。没有人知道这些女孩的下落，但一些案件被曝光是因为逃跑的女孩不懂中文，与父母失去了联系。

性别失衡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这主要是由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中国父母普遍重男轻女，估计2000万男性还是单身。这些单身汉和他们的父母愿意支付高达2万美元的现金来购买一个女人作为妻子。

由于地域或方言的差异，有的苗同学能更好的听懂我的苗话，有的熟悉美国苗腔，因为有美国苗的各种菜式，想了解一下美国苗，想知道如何准备美国大学。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回答他们关于如何在美国生存，全球化，21世纪，苗的问题。

讨论结束后，苗社学生会成员和熊玉友和我在昆明的一家餐厅吃饭。席间我们继续讨论，我分享了他们上大学前的农村生活。他们的一些同学住在偏远的地方，不得不帮助他们的家人做农活，照顾他们的弟弟妹妹。他们有着深刻的贫困经历。有的父母进城打工养家，有的学生靠奖学金在学校生活学习。他们也知道自己是为数不多的能上大学的幸运儿，他们的另一半因为成绩不好，经济困难，没有机会上大学。

为了顺利完成西南三省之行，我特意点了一盘Cej，是荞麦饭，荞麦家族的一种。祖先们在必要时用它来防止饥饿。高山区土地贫瘠，只能种苦荞。即使没有足够的养分和肥料，这种作物也能在酸性土壤中生长。祖先们在不同的土壤中种植谷物和玉米。

我点的这道苦荞让我想起了自己卑微的出身，让我想起了祖先生活的土地。这就是我过去理解历史和我们苦难民族的方式。同时也让我想起，三省同胞对我的接待是那么热情，给我最好最好吃的。

总之，我一直想知道这个民族是如何在任何一种环境下生存的，无论是盛产大米的平地还是偏僻的山区、农村还是城市。在贫穷的老挝或高度发达的美国，我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寻根访问中找到了答案。虽然大多数苗族同胞的经济状况比他们在毛泽东革命时代的前辈好，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贫穷和封闭的。

主要原因是他们缺乏良好的教育、通畅的信息、商业生计的市场和现代生存技能。苗族就像巨石上的松树，暴露在各种气候下，受尽风雨洗礼，因为有希望，所以不会枯竭；他们不会因为坚韧、适应能力强、认可度强而消失！

作者特别感谢艾达·鲍尔博士和李力博士对本文的认真审阅和校对，也感谢在他访华期间热情接待他的许多苗族同胞和各级官员干部。他将永远记得他们的慷慨和好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