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洞对”之后的黄炎培：两面不得罪 “窑洞对”之后的黄炎培：两面不得罪 两面都得罪

《洞对》后黄炎培:双方不得罪，双方得罪以下文字材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整理。让我们快速看看！

众所周知，1945年7月初，抗日战争结束前夕，社会活动家、中间派黄炎培在延安访问期间，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就“周而复始、周而复始”和“新民主主义道路”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对话。最近有人把它比作传世的“隆中对”，称之为“洞对”。继“洞穴对”之后，“洞穴对”不断成为政界和媒体经常谈论甚至时尚的话题。

当人们在“穴对”之后谈论黄炎培时，一般都说“穴对”成了黄炎培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转向了中国共产党。总的来说，这种说法没有错，但不可避免的是，其中有些变得肤浅，没有进入历史的深处。

情感平衡有利于毛泽东

延安之行真的把黄炎培的情感天平转向了毛泽东。

当时，对毛泽东和黄炎培抱有很大偏见的傅斯年无法理解黄炎培等人的亲共行为。他讽刺地说:“张伯钧被第三者送回门派。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人。，谁派毛泽东去的。土织的毯子像拱门一样珍贵，就像皇帝给的用来装饰最后仪式的曼陀罗被子。”

回到重庆后，黄炎培以极大的热情和罕见的速度写下了《答问延安》，并以《延安归来》为题与他的五天延安之行日记一起发表。《延安归来》从延安印象、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风格、延安谈话等多方面歌颂中共，让长期被国民党舆论洗脑的国民党地区读者耳目一新。例如，在国民党媒体上，被描绘成杀害和焚烧共产主义杂婚制的“匪徒”的共产主义者，在黄炎培的作品中是如此温柔:“在我看来，毛泽东先生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精英的、勇敢的表演者。朱德先生一看就是长辈。再说，轰轰烈烈的贺龙、彭、、聂、林彪、刘伯承...君子也难逃常人想象中的霸气姿态。出乎意料的是，所有这些绅士都从他们的安静和诚实中变得温和，没有任何粗暴的傲慢。真的是意外。"

不仅如此，一向审慎稳健的黄炎培，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勇气，率先以延安回归，发动了一场“拒绝运动”，拒绝国民党自1931年以来实行的报刊书籍审查制度。国民党专制强大，可以依法随时查封任何书籍杂志出版社。开展反检查运动，确实是对庞大的国民党的挑战。黄炎培大义凛然道:“这叫‘吃了砒霜药的老虎’，一定会杀一条鱼！”

黄炎培登顶时，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的新闻文化团体纷纷响应。在与国民党僵持了近两个月之后，他获胜，迫使国民党撤回对新闻和书籍的检查。国民党自然不会就此罢休，蒋介石特务机关等着找黄炎培的麻烦。正如黄炎培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所说:“国民党政府对我恨之入骨；因此，1946年1月26日，发生了间谍搜查房屋的事件。”

当天上午，黄炎培在国民政府礼堂兴致勃勃地参加CPPCC会议时，他在重庆的公寓“靖远”被军警人员非法搜查，女仆和男仆被持枪胁迫，问他们黄炎培把枪放在哪里。经过半个小时的折腾，一无所获，这些无所畏惧、胆大包天的人竟然追到了郭芙路300号NLD代表团宿舍黄炎培的临时住处。这一耸人听闻的“靖远事件”是延安回归后黄炎培的第一轮困境:感情上倾向共产党，国民党不高兴。

数据过滤=“过滤”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机场

在毛和江之间进退两难

1946年1月31日下午，蒋介石宣布CPPCC会议成功闭幕。在今天上午的综合小组会议上，黄炎培敏感地问吴铁城:本局的规定相当全面。唯一的实施区域包括东北吗？吴:东北还有一条路。黄炎培叹了口气: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2月，黄炎培在时隔近十年后回到上海。三月底，东北内战的火焰已经布满天空空。这导致了一场和平谈判跌宕起伏的现场戏剧，使黄炎培陷入困境。

“中国又看到了战云开，谁在求命。”

黄炎培作为热心国共和谈的著名中间人之一，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后指出:“解决国共问题只有四条路。第一，国家灭共产党。第二，共灭国。第三，国共分裂。第四，国共合作。不会有第五条路。”他认为第一第二不能实现，分治不能成为统一的国家，只有合作才能解决国共问题。所以黄炎培对国共和谈寄予厚望。他和NLD中间人穿梭于国共两党之间，煞费苦心地希望在国共谈判的齿轮上起到润滑剂的作用，使谈判机器继续运转。

在裂缝中工作不容易。充当第三方在国共之间斡旋，并不符合黄炎培那种躁动、急躁、矛盾的性格，很可能是他从教育转向政治后，受到政治的打击和磨练，被迫逐渐转变作风的结果。

一方面是国民党，握着把柄傲慢强硬，另一方面是共产党，手握真理，有军队，态度坚决。相比之下，黄炎培和他走第三条路的朋友们显得软弱无力。黄炎培要求王世杰等人清理，国民党没有通融，坚持收回检查和热度；与等人、谈陈的利益，原则不变。一事无成的黄炎培，深为百姓所忧，泪流满面。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国共两党在东北激战时，黄炎培、张君劢、沈钧儒、张伯钧、梁书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要求双方立即停止战争:“兹建议立即停战:一、中共军队撤出长春；第二，中央政府不再侵略长春；3.东北政务委员会驻长春，主持政务，组织民警现场行使职权……”当时CCP在东北很难，长春守不住，毛泽东认为可以接受，于是立即回复，解放军22日撤出长春；蒋介石非常恼火，没有理会电报。在命令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后，他带着妻子宋美龄去了东北。

蒋介石还使用他惯用的间谍战术，在南京下关站派间谍将民主人士从上海打到南京的同时威胁恐吓黄炎培:上海警察局的电话号码经常打给他深夜逗留的NLD总部兰家庄，说打人的“请愿团”明天上午去兰家庄，受伤的东北国军代表留在兰家庄休养。黄炎培别无选择，只能等待这种情况，除了NLD的朋友打电话来要求保护。

蒋介石对有利于毛泽东的和谈不满意。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有利于蒋介石的和谈持什么态度？

1946年10月26日，国民党军队攻占东北解放区安东的第二天，黄炎培、梁漱溟、张伯钧、罗隆基到南京梅园新村与、董商谈。黄炎培敦促周恩来暂时不要回到延安，以免被不了解真相的人误解，并表示，如果今后在第三方面有任何重要的主张和行动，NLD必须首先与中国共产党协商并取得同意。而黄炎培等第三方人士却因为渴望和平而没有自觉信守承诺。

28日，黄炎培等人提出了一个方案，其中包括命令全国军队就地停火等等。该计划一式三份，分别由罗隆基、黄炎培和梁漱溟交给马歇尔、孙克和周恩来。这时，国民党军队刚刚从一系列攻势中夺取了张家口、长春、安东、苏北、山东等大片土地。就地停战等于承认既成事实，显然对国民党有利。

当梁漱溟等到梅园新村向周恩来解释这个计划时，周恩来突然变了脸色，用手拦住，说:“我不需要再谈了，我的心碎了。为什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你们在第三方面一起压迫我们？”并愤怒地说:“我相信你，你为什么不提前处理一下？”梁漱溟知道自己错了，赶紧把黄炎培、张伯钧、罗隆基带到梅园新村讨论。大家一致决定收回已经发出来的计划，立刻分头赶往。

黄炎培等人到达孙克时，国民党已经讨论过这个计划并同意了。黄炎培不得不为计划中少了一份找借口，需要补上才拿着文件带回来。虽然暴风雨结束了，但梁漱溟和黄炎培都感到筋疲力尽。苦苦挣扎的黄炎培伤心地写下了《苦嘴》这首诗:“一生无泪，苦嘴又断了十天。梦沿河追逐新骨，唱歌醉千春。只驱使敌人苦苦思索，为谁下令死亡频率。我熟悉娘子军，投降之月犹似白银。”

数据过滤=“过滤”黄炎培

“中间偏左”拒绝参加“国立大学”

此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在军事胜利后赢得政治荣耀，把所有第三方纳入国大，从而形成除共产党以外的民族团结。于是国民党加紧争取第三方面，不惜软硬并用，也用善良和力量。国民党官员和各界名人轮流做黄炎培的工作。陶希圣下令蒋介石专程拜访黄炎培征求时局意见后，陈立夫和潘公赞都来要求黄炎培离开NLD，单独参加国大，并放出风声说:黄仁植先生正在考虑参加国大，当局打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老教育部部长的任命。黄炎培不得不两次会见记者辟谣，宣传自己不参与政府或国大的态度。

11月11日，蒋介石为了争取第三方面，决定全国代表大会延期三天。随着全国代表大会的临近，第三种立场有松动和瓦解的危险。青年党决定单独参加会议，张君劢民主党可能会分裂。黄炎培意识到NLD是否加入国大已经到了不可避免的关头。同一天，他起草了《NLD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态度》。第二天，NLD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他起草的声明:“NLD以前的声明支持CPPCC的决议。一切行动，作为唯一的依据。我的同事们愿意竭尽全力在CPPCC决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完成所有手续。完成后，他们将一致参加全国代表大会。做完之前千万不要参与。”两天后，黄炎培宣布时，交给主持人的纸条上写着“NLD暂不参加”和“绝不参加”的决议只有一个字之差，却暴露了黄炎培的困境。

为了摆脱诸多纠葛，黄炎培在国大开幕时与妻子一同前往杭州逃亡，但三天后回家，仍要面对络绎不绝的说客。黄不得不重申几个月前的明确态度:“第一，不团结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不能同意通过宪法；第二，这条路不通，帮不了朋友堵；第三，如果我想离开NLD，我不能自毁我的人格。”

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而周恩来在谈论此事时充满了喜悦。11月17日，周恩来等在梅园新村设宴款待黄炎培等NLD领导，并合影留念。12月18日，周恩来在延安这样评价:“大多数人内心都很动摇。我们还期望青年党和民主人民社会党必须参加“全国代表大会”。只要NLD被拔掉，“全国代表大会”就会臭不可闻。这个目标达到了，是八年抗战和最后一年谈判的结果。第三个方面，他们大部分人居然敢反对蒋济的‘国立大学’，跟我们走了。"

黄炎培当然知道，是否加入国大，无疑是和谁结盟的问题。虽然他一再强调中立公正和独立自主，但一旦国共关系破裂，他们可以机动的中立领土就几乎缩小和消失了。如果说延安回归时黄炎培的“中左”还停留在思想层面，那么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权的加速腐败促使黄炎培在行动上实行“中左”，最终归于共产党，而这一切都是以国共和谈正式破裂为契机的。

数据过滤=“过滤”1945年7月1日，延安机场，前排右起:毛泽东、黄炎培

解散NLD对双方都不利

1947年农历九月初六黄炎培七十大寿，是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日子。国民党情报局局长董先光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NLD是“中国共产党的附庸”，“NLD分子破坏总动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刚过七十大寿，十月二十七日，国民党政府发言人宣布“NLD是非法组织”，与此同时，国民党宪兵包围了NLD总部。

NLD的创始人和首任主席黄炎培受NLD中央委托，从上海赶赴南京，与罗隆基一起做最后的救援工作。在极其残酷的气氛中，黄炎培不得不以自己的名义与国民党有关方面谈判，最终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即在国民党当局“免除NLD党员的登记”和“不对无共产党员的NLD党员采取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的条件下，“NLD自动宣布解散”。

巨大的压力让黄炎培生病。在他的生活中，虽然傲慢之下不乏妥协，但他在这样的屈辱中违抗自己的意志是很少见的。他的理智与情感，耐心与奋斗，世故与正直，在他的内心处于激烈的冲突之中，他的精神正在遭受痛苦。生病时借花以“黄花愁谁知”为题来表达自己的志向。

这时，毛泽东对黄炎培很不满意。1947年底，中共得到消息:“NLD解体前，黄炎培与国民党谈判时，对蒋济表示敬意，赞扬党和国家在抗战中的领导，并抨击我在苏北的种种措施。”当时，CCP在各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引起了黄炎培的不满。

NLD被迫解散，中国共产党曾批评黄炎培。即使在中国共同建设之后，中国共产党也无法原谅1947年NLD的解体。1949年12月6日，周恩来在对NLD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与会者的讲话中两次提到NLD的解体是错误的:“NLD停止活动有点令人遗憾。甚至连策略都让人觉得无法理解。人民对一个政党的看法不取决于它的动机，而取决于它的行为。”“最后，面对国民党的压迫，NLD宣布解散。虽然这是一个正式的取消，但它对NLD在民间的影响是有害的。无论当时的想法是什么，一个进步的政党应该领导人民的工作，那么当它受到压迫时，它怎么能停止工作呢？NLD解体后国民党不是到处抓人吗？即使在民主运动的高潮时期，闻一多和李公朴也去世了。因此，收回国旗是一种损失。”

被国民党推入共产党的怀抱

黄炎培的政治立场虽然偏左，但在国共战争双方仍持第三方批判立场。1947年3月，国共和谈正式破裂，黄炎培为NLD起草的宣言批评了国共两党。

黄炎培谢绝庆祝七十大寿，与亲朋好友团聚时发表了讲话。他又一次谈到了两难，就是他主观上没有得罪双方，客观上得罪了双方。双方都不高兴，他很不爽:“两个打架，我夹在中间，左的怪我不帮右的，右的骂我不帮左的，双方都不高兴，只讨好良心。”

黄炎培被国民党推上了共产党的怀抱，正如《观察》主编储安平在《中国政局》中深刻指出的那样:“是谁驱使大家不满，反对国民党，恨国民党？不是别人，就是国民党自己。国民党今天思考的是如何消灭共产党。但他双手所做的，是培养共产党，创造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局面。”

随着NLD的被迫解散，国民党给了黄炎培相应的“待遇”:外出时，总有四名特务相随；在家里，他也受到特工的监视。而且随着内战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军队崩溃了，共产党军队胜利了，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变得日益恐怖。黄炎培不仅被间谍监视，还在“黑名单”中排名第一。这时，毛泽东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赶来，欢迎黄炎培北上参加新CPPCC的邀请。

1949年2月15日，黄炎培乔装打扮摆脱特务控制，在中共地下党护送下登上一艘驶往香港的轮船。一个月后，黄炎培从香港北上。3月20日，他写了一首新诗《在去香港和天津的路上》:“看，/海浪好汹涌！/他期待着它，/张开有力的翅膀，/在阴沉的雾的掩护下，/他什么时候会迎来新的太阳，/红！红色！”

黄炎培北上后，二儿子黄留在上海，最终在蒋介石国民党的屠刀下惨死。

毛泽东为什么看重黄炎培？

建国前后，毛泽东非常重视黄炎培。

1949年3月25日，黄炎培到达北平，受到热烈欢迎。中共中央负责人董、李，先期到达北平的民主人士李、沈钧儒等迎接，并立即与李讨论了欢迎入城的仪式。下午，黄炎培、陈叔同、马寅初、郭沫若在西郊机场迎接毛泽东，并陪同他参加阅兵式。

第二天晚上，在众多等待采访的各界民主人士、老朋友和新朋友中，毛泽东选择黄炎培作为第一位来到他下榻的香山双清山庄的客人。黄炎培记载:“当晚毛主席邀请一个人在家吃饭，香山双清山庄，毛夫人和周恩来一起吃饭。我对我看到的东西畅所欲言。”在谈话中，向黄炎培透露了一些重要的政策，包括国家的前途、黄领导的民主建设以及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给黄炎培在新政权中分配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数据过滤=“过滤”毛泽东和刘亚子

作为著名的民主人士，为什么柳亚子要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官员去做？毛泽东不仅回信泼冷水，还劝他安静地休息，不要抱怨太多；相反，在周恩来两次上门动员后，黄炎培成为民主党内最有权力的官员。

按说，刘亚子的反蒋态度和行动比黄炎培积极坚决得多。刘亚子经常赤膊上阵，骂蒋介石是国民党左派的激进派。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前，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吴铁城从南洋经香港到重庆，邀请刘亚子到重庆出席全会。刘亚子严正拒绝，激怒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行动。最后，他拍了拍桌子说:“我宁愿像石那样被他暗杀，也绝不参加这样的卖狗肉的会议。”随后，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以“违反民族政策”为由将他开除党籍。柳亚子怒不可遏，当即针锋相对，说应该开除蒋介石为中央监察委员。

在与毛泽东的友谊上，柳亚子是凌驾于黄炎培之上的，无论个人还是对毛泽东的友谊和诗情画意。早在革命处于低潮，还没有成为领袖的时候，刘亚子就高度赞扬了毛。1929年，左倾机构将毛泽东排除在领导层之外。远在上海的柳亚子看了报纸上敌人造谣“毛泽东不幸”的消息，伤心地写了一篇悼念毛泽东的七律:“神烈峰墓绿，湘南红旗纵横。世界的名声本来是问的，世界是芷娜和列宁。”诗后自注:两个列宁是“孙中山和毛润之”。1932年，白色恐怖笼罩中国，蒋介石加紧对中央苏区的大规模“围剿”。柳亚子写过一首诗，题目叫《四节怀胎人》，第一节是毛泽东写的:“平淡门下也是俗，但怎么能从乖巧中脱颖而出呢？掌握了十万人马，便上坛见毛朗。”在这首诗中，毛泽东的事业受到了热烈的赞扬和热切的期待，尤其是毛泽东个人的厚望更是难以言表。

毛泽东也很欣赏刘亚子。1936年6月，毛泽东致信何香凝，称刘亚子“英勇善战”、“人杰地灵”，并请她“乞讨以示问候”。1944年11月，毛泽东致信柳亚子，感慨地说:“继广州之后，18年的灾难你已经够多了，但你没有压倒你，但你仍然是独立的，为你和中国人民庆祝！”直到1946年1月，毛泽东还致信柳亚子:“为国效力。”

年龄方面，刘亚子比黄炎培小9岁，1949年刘亚子63岁，黄炎培72岁。

为什么反而抛弃柳亚子？应该说，像柳亚子这样的人物，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对立作战的时候是不可替代的，在共产党执政的时候，那个人物是不值钱的。黄炎培不一样。虽然1949年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不满，但他在建国初期有着巨大的政治价值，这是友谊、年龄和革命态度无法比拟的。

黄炎培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内部也有人对安排那些民主人士和起义将领担任高官，中共和民主人士领导人频繁交往，感到十分不解和愤慨。他们甚至说“早革命比晚革命好，晚革命比不革命好，不革命比反革命好，小反革命比大反革命好”。

1952年6月19日，周恩来在全国统一战线会议上谈到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关系时说:“我看了一位同志的讲话，他似乎认为，团结资产阶级就是讲‘外交’，应付，说话空。这是不对的。毛泽东同志是不是闲在那里，找黄炎培聊天八卦？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没有这样的空闲时间。他总有一个目的，就是找人去。毛泽东同志向黄炎培说明真相后，黄炎培给资产阶级写了一封信。第一，他给上海资产阶级写了一封信，用自己的口吻向资产阶级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你说黄炎培是进步派？有些人还是不太懂。我们说他是资产阶级进步主义者，是因为他同资产阶级有联系和友谊，能把他们的话讲出来，能通过他把我们的话告诉资产阶级。”

薄一波晚年回忆说:“毛主席经常说，我们不能再走长征了，我们要世世代代坐在北京，没有党外人士可以进政府。要放在适当的位置，要放在大的位置。我还说安排民主派有很多好处:第一，可以“赚人”，各行各业的党外人士可以当副主席、部长、军长，“朝有所人”，国民党自己也不会打败仗。.....第二，可以‘赚’4亿人，赚土改。第三，我们可以“赢得”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一定要反对‘麻烦话’、‘麻烦话’、‘吃饭话’，反对关门主义。”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一日，在庐山批评彭·，谈到右派代表人物:“反革命要改革，如杜、、等皇帝。至于罗隆基和龙云，他们还有官员要做，而那些人实际上是反革命分子，所以他们的位子无非是宽大处理。因为有三十多万右派，我们把他们树立起来，那些右派说，哎，我们法院有人！这样有利于改造那些右派。很多？哈哈？队伍多！”

黄炎培就是这样一个可以被设定为“对立面”的代表人物。

应该说，黄炎培作为民主建国会主席、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创始人，作为一个组织能力很强的社会活动家，在建国前后确实有些实力。虽然柳亚子名满天下，但他只是一个以笔为枪的诗人。他一个人，没有自己的圈子，只有几个志同道合的诗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领袖人物之一罗隆基曾对叶说:“我们也要组织起来。统战部怎么对待我们，就看我们有多少‘资本’了。”

政治“朋友”的一个意思是拥有巨大“资本”的强大对手。毛泽东认为黄炎培是这样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政治对手。他是地主阶级的总发言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此，毛泽东重视他的一个重要政治原因是消除他所代表的阶级，而不是感情上谁喜谁恨的问题。

更不为人知的是，在毛泽东眼里，黄炎培是一个没有帽子的右派。1959年8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议上，他说:“我喜欢交几个右翼朋友，这是黄克诚说的。身边有几个右翼朋友是有道理的。我可以和张、、黄炎培谈谈，做个比较；如果连右派都不认识，怎么可能呢？在中国社会工作，右翼朋友不多。我觉得你一开始就错了。”

黄炎培不死是不会知道的。原来，毛泽东把他当作右派的朋友，但他没有戴帽子。如果当年参加庐山会议的李锐没有记录毛泽东的话，后人很难推理出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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