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的关于素质道德的话 古人说的关于素质道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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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治民，后治官，是历代的共同政治经验。
这是因为官员的管理与权力的运用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官员不仅要具备对国家忠诚、忠于职守、勤政、公开、公平、扶贫等共同的社会道德和基本职业道德，还要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培养官员的道德，即诚实、正直、无私、遵守法律法规等权力伦理。
此外，中国古代人民视官员为父母，因此官员的道德素质不仅直接影响国家的执政效率，而且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地位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俗话说，官德如风，民德如草，官风正，民风正。
鉴于官员在社会道德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历代统治者在治国实践中总是把官员的道德素质要求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
早在夏朝，统治者就有了廉政思想，即“夙夜只能阴，可以直而明”。
西周选官吸取了夏商亡国的教训，特别强调品德，以“刘德”、“六根线”为选官标准。
由于司法人员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西周强调司法人员必须遵循“有德必有罚”的标准，即司法人员不仅要道德高尚，还要知刑懂法。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贵族世袭政权的崩溃，封建官僚主义逐渐成型，任用官员时更加注重德才兼备。
管仲视礼义廉耻为维系国家的四大绳索，强调“品中之洁”是立官的重要条件，即用官必须考虑“清廉”。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典型的王朝，以法家为统治思想，反对国家治理中的“礼治”和“独法治”。
但即便如此，秦朝的为官管理制度仍然十分注重官员的道德品质。
《云梦秦简·为官之道》载:“为官之道，须清正廉明，慎而坚定，慎而无私，慎而不躁，有赏有罚。”可见，道德要求在秦朝的官方法典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另外，秦律中规定了“五善”、“五误”的原则，即“一是尊忠，二是清正不谤，三是审事慎审，四是乐善好施，五是尊奉多施”，可见其内容主要是考察官员的道德品行。
到了汉代，随着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礼义道德教育被放在治国的首位，这对官员的道德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汉代选官的主要方式是科举制度，其法定的主要标准是“四科选士”和“光禄四行”。
“四科取士”是:“一、德妙，志无罪；二是学习实践，通过博士；三曰明大法...四曰坚毅略多...都有孝心和诚实。”。
“光禄四行”的意思是“质朴、诚实、谦逊、节俭”。
不难看出，汉代选官是按照德、才、能的顺序进行的，以德为先。
三国时期，曹魏创造了“九位一体”制度下的选官方法，到隋朝才终止。
虽然法律在选官标准上过于注重家庭背景，但对人才和道德也有具体要求。
比如西晋咸溪二年，《中正郡六淹令》明确规定了官员的美德:“一是忠恕，二是孝礼，三是与兄弟情谊，四是洁身自爱，五是忠信可复，六是学会为自己着想。”
在“德礼是政教之本”的思想指导下，唐代统治者更加重视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
当时，一套官员管理制度中的每一个环节，从官员的选拔到绩效考核到监督，都非常重视官员的道德素质。
唐朝实行科举选官制度，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必须通过吏部考试才能被授予官职。
吏部考试主要从外貌、文字、风格、文理四个方面进行。如果“四物皆可取，则德为先，德以才为本，才以劳为本”。
唐朝评价官员的法律标准是“四好二十七最好”。所谓“四好”，特指品德。“一是德义有闻，二是清明通达，三是公平可称，四是勤奋不懈。”“二十七最好”主要是基于不同部门职责规定的具体标准，第三个是“有表扬有批评，考试最好”。
唐朝时，外国官员按四级评定。
《唐六典》规定:“外官可衡量功过，免入四等:清公，究宜为上；官不懒，执事无私；如果你不努力工作，你就会犯罪；回到公私，贪浊皆倒。”此外，根据唐玄宗制定的监督法《六检法》的内容，六检的第一项检查是“检查官员的善恶”。
由此可见，唐代对官员的选拔、考核和监督都是以品德为重的。
唐以后，宋、元、明、清四代在为官管理制度上与唐代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宋代考官要求“四善”，金代要求“四善七绝”，与唐代要求完全一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重典治国著称的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也认为“礼乐之精华”，在招贤纳士时，“以德为主，文艺次之。”
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古代统治者和社会泰莎也强调“礼乐治国，综合治国”，但儒家伦理在中国古代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因此道德教育在治国中的作用被无限提升。
无论是董仲舒的“德君为惩罚者”，还是唐法家的“德是政教之本，刑是政教之旨”，还是康熙帝的“德为民，刑为教”，其主要目的都是强调德育在综合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统治者意图通过突出道德教育来唤醒官员的良知和责任感，从而避免违法乱纪，防患于未然。
虽然这一目标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中远未实现，但应该肯定强调道德教育在治理贪官污吏和反腐败中的作用，其中一些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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