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 毛泽公开指责邓小平：他什么事也不找我 几年不找我

1966年10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一线二线问题。他说:“一线二线都搞了，出现了不少独立王国。”“现在看来不太好。”“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首先，我提议设立一个秘书处。政治局常委有一线二线。还是那句话，就是太相信别人了。”毛泽东指责邓小平说:邓小平什么都没找我，好几年都没找我。他聋了，听不见。他开会坐的离我很远，替我敬鬼神。

本文摘自《历史选择邓小平》，作者高仪，武汉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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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正确的认识和倾向往往与错误的认识和倾向相互渗透和交织。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党的决策者对方针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然而，由于党内政治生活异常现象日益严重，党内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蒙上了阴影。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们和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一起，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设计了一幅美丽的蓝图。然而，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认识和观点，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想通过阶级斗争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不顾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盲目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于是，八大确定的经济建设计划不断修改，出现了“超越英国赶超美国”、“奔向共产主义”的口号，希望在短时间内实现“穷过渡”，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工业强国。

在“大跃进”问题上，虽然当时中央领导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但在当时头脑发热的情况下，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不同意见的分歧并没有公开。邓小平后来说:“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同志头脑热，我们不热？我和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虽然邓小平当时并不反对，但这位“副总司令”在大跃进问题上并不是“积极分子”。

反右斗争扩大化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明显向“左”倾，背离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一贯强调实事求是的邓小平，对当时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倾向仍有一定的认识，在思想上有些矛盾。1957年4月8日，他在Xi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前一阶段做的是革命。自去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来，革命任务基本完成。未来有哪些任务？革命任务还是有的，但是不多。以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一切力量，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这是我们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任务。我不知道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多少年。搞建设比搞革命更难，至少不是更容易，这是我们过去熟悉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技术很差。”在谈到我们的建设指导思想时，邓小平认为应该是:第一，面对国家的现实。我们不应该脱离我们国家的实际。什么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是脱离自己的实际。经验是好事，但如果不善于学习，就会变成坏事。第二，面向群众需求。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往往忽略了群众的需求。现在观点多种多样，追求这种转变和那种转变甚至导致了共产主义，就是人们的观点缺失，容易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宁愿在不合适的地方多花钱。从这篇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有着清醒的认识。然而，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热潮中，邓小平的思想全军覆没，更不可能得到全党的赞同和贯彻。邓小平没有能力阻止大跃进的错误，他的话更少。他不便直言，只能自己思考。

“大跃进”运动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倒退，严重损害了人民的生活。面对客观规律，我们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从1958年冬到1959年7月，党中央和毛泽东认识到并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制定并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这些努力后来被庐山会议对彭、的错误批评打断了。

一九五九年夏天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本来是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会议。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彭在致的信中，客观地反映了大跃进在会议中间造成的危害，这是所不能接受的。后来，它变成了批判彭的会议，进而在全党开展“反右”斗争。

庐山会议对彭、的批评，是建国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失误。它严重损害了党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错误地攻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的同志，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支持吹牛说谎的不正之风，助长了毛泽东个人独断专行和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从那以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保持距离。然而，邓小平和邓小平这种注重实际、不迷信教条的人，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和处理方法却有着明显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