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最早引入中国是在什么时候

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早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以下文字资料是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的。让我们快速看一下。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不是首先来自十月革命的故乡苏俄。

这是因为十月革命之前，俄罗斯专制落后，在俄罗斯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不多。

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痛恨苏维埃政权，视社会主义思想为“超激进主义”，并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很少有人冒险去苏俄。

马克思主义通过两个渠道传入中国:一是由中国留日学生间接从日本传入；1.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是直接从法国引进的。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日本和法国留学，最先把马克思主义带回中国。

“社会主义”

词

从日本引进

十月革命前，由于没有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条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比较浅薄和碎片化，工人阶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所以马克思主义未能引起重视，对中国社会影响不大。

受十月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一大批有志爱国的知识分子热情高涨，决心出国追求新的思潮，寻找救国的出路。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成为强国，吸引了很多中国青年到日本寻找救国出路。

20世纪初，中国形成了留学日本的热潮，从1900年的100人增加到1905年的五六千人。

这时日本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高潮，社会主义者李延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社会主义先驱邢德求水的《社会主义上帝的本质》于1903年被翻译成中文，成为第一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首先从日本传入中国，留日学生不断将日本版马克思主义文学的译本介绍到中国。

1919年1月，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何尚钊创办《社会问题研究》，山川创办理论刊物《社会主义研究》，陆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译著，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0年，星德秋水著的《宽舌》、《20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在当时的中国相当流行。

“社会主义”这个词是这个时候从日本传入的。

李达回忆说:“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这是因为中国没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我们的人也翻译不了。”

在早期的中共党员中，留日学生占了很大比例。

陈独秀最早去日本，1901年到1915年，前后五次。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李、李达、陈望道、董、、彭湃、石存同、周佛海等先后赴日求学。

在留日群体中，李大钊、李、、李达是杰出的代表，“李三”的理论素养较高，社会影响力最大。

李大钊:北京大学唯物史观与女权运动史

早稻田大学的反袁分子——

李大钊:北京大学唯物史观与女权运动史

李大钊于1914年1月赴日本留学，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读政治本科。他于1916年5月回到中国，只呆了两年多。

这期间大闹复辟的是袁世凯。他积极组织神舟社，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秘密开展反袁活动。

李大钊深受兴德秋水和何尚昭的讲座和著作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带头发表论文和讲话，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表明他在日本期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于1919年8月撰写了《问题与主义的再讨论》，强烈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实验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帮助广大青年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界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10月，李大钊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概论。

本文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指出“这三个理论密不可分，阶级竞争理论就像一根金线，从根本上把这三个原则联系在一起。”本文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个相对正确和全新的认识。

有学者指出，李大钊的文章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何尚钊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福田康夫的《继续经济研究》的影响而写的。

他不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大纲，而且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观点。

此外，1920年下半年，李大钊在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五所大学开设了《现代政治》、《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史学史》、《女权运动史》等课程，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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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

第一学年

成绩是“C”

1914年9月8日，早稻田大学开始新学年，一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进入政治经济系，学号84。

学籍表上，学籍表上登记的出生日期是“光绪十七年十月六月”。

但是，他的生日应该是“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他就是李大钊。不知怎的，这位革命先驱初到日本时，把年龄写了两年。

相比现在的大学生，李大钊的“大一生活”并不轻松。根据早稻田大学当年的年级表，李大钊在第一学年有11门必修课，包括哲学、明治历史、第二外语等选修课。

像许多留日学生一样，李大钊到达日本后，致力于各种政治活动，反对“二十一条”斗争，担任留日学生协会文化事务委员会编辑主任，起草各种文告，编辑《国耻录》等。，这使得李大钊的学术成就不太令人满意。

根据《早稻田大学成就表》，李大钊第一学年的成绩是:国学77分，帝国宪法75分，经济原理85分，近代政治史65分，民法60分，刑法55分，政治经济学原创研究40分，古典经济学原创研究87分，英语实践66分，论文56分。

共766分，平均66.90分，排名第40，评为C..

第二学年，李大钊又选了16门必修课和6门选修课。

然而，反袁斗争的风暴使李大钊停止了学业。第二学年刚过四个月，李大钊就因为“长期缺座”被学校开除了。

本报记者吴楠J210

李三带回了“马克思”

李:从喜爱数学到研究马克思

我14岁去日本留学14年——

李:从喜爱数学到研究马克思

李14岁时随哥哥李书成赴日本留学，在日本读完高中，1915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1918年1月回国。

从中学到大学，李在日本学习了14年。

大学期间，他与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川上建立了师生友谊，并在川上的影响下，改变了自己喜爱的数学，学习马克思主义。

通过阅读日本社会主义文学，他掌握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事了大量的翻译工作。

回到上海后，我带回了很多英语、德语、日语的马克思主义书刊，花了很大的精力进行翻译和写作。

他是每周评论社的思想领导中心。他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民国日报》副刊上发表了90多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译文。

李在参加共产党组织的筹备活动中，积极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

1920年5月，李·的《强盗阶级的基础》一书揭露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罪恶，号召人民起来打倒强盗阶级。

他还发表了长篇《简单社会主义者的特殊工人运动意见》，深刻批判了张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9月，李翻译出版了《资本论》，并协助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

这是早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个译本。

李通晓日、德、英、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造诣很高，是党内公认的优秀理论精英。

李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是少数，他的思想受到张等人的批评。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1923年6月25日致信李·，回顾了过去对李·的“不公平”:“我在上海对你们的态度是错误的，我当时已经表示过这种意见，以后也说过多次。

现在，我们的同志都同意这个意见。”信中希望李、能回到党内发挥重要作用，在许多方面帮助党的工作，如帮助陈独秀出版月刊《前进》；帮助李大钊出版《政治周刊》。

马林也希望在李瑟娥·韩军回国之前。

事实上，在马林写这封信前不久，李于1923年5月自动脱离共产党。

马林遗憾地说，李是中国共产党“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他的退出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理论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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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留日学生“弃武从文”

抛弃文学“数”的李，抛弃科学文学的李达，抛弃医学文学的鲁迅，为什么那么多开拓者在接受先进文化的同时改变了留学目的？

20世纪初，日本留学潮刚刚兴起，大多数学生对国家的未来充满焦虑。虽然他们的学习涵盖了日语、政治、军事、法律、医学、教育等领域，但面对国家危机，更多的学生选择了学习文科和军事知识。

留学生渴望早日实现民族自强。另外，在社会动荡的情况下，能够长期承担留学费用的学生并不多。所以日本留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学速成和通识课的人很多，而真正能进本科的人很少。

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在日本学习的学生将介绍和传播新的思想和文化作为他们的神圣职责。

创办出版物已经成为日本留学生的一种趋势。据专家研究，留学生在日本期间创办的刊物有七八十种，其中大部分是政治性或综合性刊物，很少有讨论专业知识的专业刊物。

也正是对中国现状和未来的担忧，激发了留日学生参政的热情。留日学生表现出强烈的革命倾向。据研究，孙中山创立国联后的前三年，379名可以考的会员中，90%是留日学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二、鲁迅等人做出“弃武从文”的决定，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本报记者吴楠J210

李达:一篇关于梁启超和张的长文

抛弃理性，专注于马克思主义-

李达:一篇关于梁启超和张的长文

李达1913年留学日本，希望通过实业和科学救国。

1914年我因为工作太辛苦，得了肺病，不得不辍学回国休养了近三年。

1918年回到日本后，他毅然放弃了理科学习，专门用日语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学会了日语、法语、英语，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以及大量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日本报刊杂志，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宣传者。

五四时期，日本写下“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内报刊。”、“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剥削，论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

在日本期间，我翻译了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著作。从1918年到1920年，我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读》、《马克思经济理论》、《社会问题概论》三本书，寄回国内出版，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0年8月，李达回国后，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担任上海主办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主编。

12月，李达发表了《社会革命底层论》、《无政府主义剖析》等文章，从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有力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谬论。

在梁启超、张、等人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李达于1921年5月写了一篇长文《论社会主义与制造梁任公》，指出:“今天，发展工业的最好办法是采用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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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让中国人先认识马克思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最早出现在中国的刊物上，即1898年上海广社出版的《太西民法志》，由胡一布翻译，提到了马克思和他的理论。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出版的中文书籍中。

1899年2月，《大同学》刊登在上海的《宇宙公报》上，是英国进化论者杰得所著《社会进化》前三章的节选。

文章中称马克思为“百人之上的著名领袖”，“德国的马是资本的主人”，指的是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

但是，这些毕竟是外国人翻译的作品。

起初，中国人翻译和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们是资产阶级有识之士。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思想家梁启超、、马、等人写了一本书，说他们都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解德》，称赞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领袖”。

1903年，马在《译著汇编》中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说“马克思也是一个用唯物主义理解历史的人。”正文附有马克思的书籍目录。

1906年，朱之鑫在《人民日报》上写了《德国社会革命家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共产党宣言》。

中国无政府主义创始人刘也在一些刊物上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

但他们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并不一致，介绍多为零星碎片，甚至有很多错误和曲解。

他们的初衷不一定是传播马克思主义。

然而，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从那以后，中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