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尔辉 揭秘：周恩来的遗产和邓颖超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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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夫妇临终前的积蓄只有5700元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参观洛阳龙门石窟。当地服务部门出售龙门二十品拓本，这是北魏至北宋龙门石窟留下的最具代表性的碑文，是中国书法艺术中“渭北”的代表作，极为珍贵。

周恩来一直对魏碑的书法作品情有独钟。但当他询问销售员时，得知每套“龙门二十品”的价格是500元，于是他后悔了，忍痛放了回去。

陪同参观的洛阳市领导说:“丞相，送你一套吧！”周恩来严肃地拒绝了。

为什么一个首相买不到一套自己喜欢的书？

当时的月薪是404.80元，邓的月薪是342.70元。他们没有其他收入。但是他们花的钱很多，包括:伙食费、聚会费、租房费、水电费、报刊订阅费、日常生活用品费，以及补贴身边亲人和工作人员的特殊费用和捐款。

周恩来通常帮助他的亲戚。我弟弟周恩寿有六个孩子，都是普通工作，工资也比较低。周恩来每月最多补贴弟弟200元生活费。第一堂侄子周二辉的孩子准备去美国留学，但是学费比较困难。邓已经支持了5000元。

周恩来经常支持他周围的工作人员。西花厅的服务员霍要去一所速成学校。周恩来拿出150元钱，派人去跳蚤市场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样她就可以每天省下去上学的车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行员钟步云的女儿结婚时，周恩来让工作人员给她寄去300元，相当于邓鹰巢近一个月的工资。

据周恩来的贴身警卫高振普说，从1958年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的18年间，周恩来夫妇的工资收入是161英镑

442元，用来补贴亲戚36

645.51元，补贴员工10人左右

218.67元，用省下来的钱分三次缴纳党费，共计1.4万元。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他们的储蓄总额只有5709.8元，他们都按照周恩来的生前遗嘱缴纳了党费。

和邓没有孩子，他们爱亲人的孩子和烈士的遗孤，视他们如己出。同时，他们非常严格。

周是的侄子，从北京到河南后，他开始在中国实行基层政府干部劳动培训制度。总理说:“暖衣使菜根香，读书味长”。周牢记叔叔的嘱托，积极投身农村工作。后来，他成了拖拉机手，成了农村的家。

周恩来的另一个侄子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留下来当老师。他的爱人在淮安县工作，组织计划把她调到北京。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为这两人工作，动员他们了解国家的困难，回到淮安工作。直到周恩来去世，他们仍然是淮安中学的老师。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从内蒙古插队的地方参军。虽然她自己报名参军，通过体检、政审等正常程序，但为了抵制当时很多高倩孩子逃避下乡走后门参军的歪风邪气，总理让已经穿上军装来到北京的周秉建回到知青店，让她在那里扎根。

首相临终前解释的最后几件事

1974年6月1日，病重的周恩来不得不前往解放军305医院住院治疗，进入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但他仍然坚持工作。仅在1975年，病重的就与、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华国锋等领导，以及王海容、、罗等各部门负责人进行了交谈。比如我党要继续照顾被扣押在台湾省的张学良，安排好他自己的事情:

第一，国宝交给故宫。临终前，告诉邓，他死后，“原来刘叔叔收藏的、平时喜欢看的国宝，都交给了国家，由故宫博物院管理”。原来，周恩来的六叔周一良，是晚清时期邮电部的一位郎中。民国初年，任袁世凯大帅府秘书、江苏巡抚春礼秘书长。他毕生积蓄，收藏了周代玉贵、秦代圣旨、汉代钱币、宋代名家字画等数十件国宝。

1953年9月2日，在周一良去世前，他把自己一生收藏的珍贵文物都给了侄子周恩来。

二是提议邓小平接替自己。1975年8月，周恩来病重。虽然邓小平已经出来工作了，但是他还是受到了江青等人的诽谤。周恩来清楚地认识到，邓小平是毛泽东之后共和国的中流砥柱。那天，周恩来头脑清醒。尽管生病了，他还是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议邓小平接任他在国家和党内的职务。这封信是邓小平写给鹰巢的，他把这封信交给了中央，并把内容通知了邓小平。邓小平再次出山后，历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第三，遗体被解剖。1975年2月4日，医护人员再次对周恩来进行膀胱镜检查，并对电灼发现的癌细胞进行治疗。手术刚结束，周恩来就忍着疼痛，让北京地坛医院党委书记李炳帕派人到云南锡矿，研究治疗锡矿工人肺癌的发病情况，减轻他们的痛苦。

当周恩来的生命进入弥留之际，只要他醒来，就反复告诉医护人员:这是你们治疗我的好机会，你们可以从我这里总结经验。现在，我国仍然有很多人患有癌症，所以我不相信没有办法治疗癌症。我死后你可以解剖我的身体。相信总有一天癌症的治疗会有突破！

第四，骨灰撒在地上。周恩来认为，“人生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的工作和劳动是为人民服务的；死后骨灰通过火化的方式散掉，落在水里就可以喂鱼虾了。当它们落在地上时，可以作为植物的肥料，继续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不朽。”于是，他约了邓:死后火化，撒骨灰。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当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03个，但却有130个国家的党政领导发来慰问信；联合国降半旗致周恩来。这是第一次应用《联合国旗帜法典》规定的降旗仪式悼念一位目前已经去世的国家领导人；联合国降半旗一周，打破了《联合国旗帜法典》中最多降两天半旗的规定。当时，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大楼前的台阶上发表了非常简短的讲话。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我决定降半旗。原因有二:第一，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金银财宝数不胜数，她用的人民币比我们能数的都多。但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第二，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她的周总理没有孩子。如果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能做到其中的一个，在他去世的那一天，总部仍然会为他降旗。”说完，广场上鸦雀无声，一片寂静，随后雷鸣般的掌声响起。

邓鹰巢写了三次遗嘱

周总理去世后，邓鹰巢开始考虑自己的善后安排。1978年7月1日，她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她对工作人员说:“当我写不出来的时候，就太晚了。身体好的时候，头脑还清醒，能写就能写。”他还说:“我死后，发表了给党中央的信。只要让大家知道我走了，你就可以了。”这封信是邓遗嘱的初稿，主要谈了五点:“1 .尸检后火化；2.骨灰没有被保存和分散。这是1956年火葬决定后，周恩来同志同意的；3.不要告别遗体；4.不开追悼会；5.将我的请求发布为我已经去世的消息。因为我相信共产党员是无限期为人民服务的，他们所做的工作和承担的职责也是由党和人民决定的。”

四年后的1982年6月17日，邓拿出遗嘱，仔细地抄写了一遍。同时，根据当时的情况，他又补充了两点:“1。我住的房子，本来是和周恩来合住的，是全民所有，应该给公众使用。不要从事任何故居或纪念馆。我和周恩来同志在世的时候反对过这个。2.对于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子、女儿，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不要因为对周恩来同志的关系和感情，按照组织原则和纪律照顾他们。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直坚持的。我也强烈支持。这对于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没有亲戚，只有一个远房侄子。他很孝顺，从不要求什么，也很照顾我。请大家一起宣布以上两点。”

那年11月，邓身体不好，写了第二份遗嘱。除了上述房屋交付且无故居外，我还交代了以下事情:“生病无望时，不要采取抢救，以免延长患者的痛苦，以及相关党组织、医务人员和相关同志的负担；所有未使用的工资支付党费；除共青团中央送给周恩来的大字理论、历史书外，其余书籍、刊物仍归还原机关，其余分配给青年集中阅读的单位；我的文件、信件、文件等。应提交中央文献办公室进行清理和酌情处理；我和周恩来同志的照片也全部交中央文献办公室保存；有些文物可以交给公众或有关单位使用；我的个人遗物、衣物和杂七杂八的物品，都交给分发分享的同志，还有一些来了又走的亲戚。”

1992年7月11日，邓逝世。按照她的遗愿，中共中央将她的骨灰撒入天津海河，并公布了她的遗嘱。

周恩来和邓鹰巢是彻头彻尾的“无产者”，他们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梁玉麟文

周恩来的遗产显示了他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