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 纪念国学大师吴宓诞辰123周年

吴宓数据图

吴宓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西方作家、国学大师和诗人。清华大学民族学院的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吴宓与陈寅恪、唐永同并称“哈佛三杰”。其作品有《吴宓诗集》、《文学与生活》、《吴宓日记》等。

清华吴宓教授:绅士风度的“老派”

作者:张伟

每天早上7: 30，欧洲文学史吴宓教授准时来到教室，开始在黑板上写字。很快，讲义被抄得满黑板都是。这个学生向前窥视，发现他所写的都是基于记忆的。讲台上的老师给学生的印象是“兢兢业业，负责任，一丝不苟”，“上课卖得像奴隶划船”。

这些学生中有很多后来出名了:钱钟书、曹禺、吕叔湘、李富宁……和他们相比，吴宓老师曾经没有那么出名。直到上世纪90年代，孤独多年的吴宓才成为当时学术界的热点。

尤其是作为老师，吴宓的眼睛越来越清晰。课堂上，吴教授经常穿着灰色的布袍，一只手拎着布袋，另一只手拄着拐杖，戴着土棉睡帽走上讲台。打扮是老式的，但却是纯正的英文诗歌。而且刚开始说话的时候，连笔记、纸屑都不看，所有的内容都脱口而出。说起骄傲，你要拿起你的拐杖，随着诗歌的节奏，你轻盈而沉重地落地。

在东南大学任教时，清华大学四年级学生梁实秋曾经听过他的课。回到学校后，他又羡慕又嫉妒地抱怨:内容丰富，井井有条，学校没有进步。“宁飞真可惜。”。事实上，在课堂上获得这种聪明是吴宓的辛苦。午夜时分，其他人都睡了，他的室友钱穆经常看到他埋头备课，抄小笔记。第二天一早，在别人醒来之前，他已经在《户外晨露》中反复阅读过了。他被形容为“像时钟一样，勤奋地讲课”。

他批改学生作业，字迹工整。他用外语写的字母和数字和印刷的一样工整。相比课堂上的严谨，同学们更爱在课后回忆吴宓的关怀。有一次，他和学生们一起走在街上，一辆车从他身边驶过。他赶紧举起手杖，挡住车，催促女学生们一排排站在人行道上，只为让开。

类似的故事通过口口相传，让老派的吴教授在后人的记忆中活了过来。在他曾经任教的清华大学学生论坛上，一位女学生前不久羡慕地提到，在清华看到一个女生站在课堂上，吴老师总会跑出去给她们找凳子。有人回忆起吴先生的名字，指着“金”这个名字。他们忍不住说:“这个名字多美啊。”全班都笑了。

教授并不富裕，他的长袍太旧了，以至于他的纽扣都磨损了，他不愿意换。但他愿意请学生吃饭。每次在小餐馆坐下，他都会认真对待菜单，用正楷在小纸片上写下主菜和价格，一个一个计算，量好口袋里的钱再给跑者。

对于学生李庭贤来说，最难忘的是和老师的往事，“明月下湖，吟咏晓傲”。钱钟书在课堂上也学到了几分关于老师的风采。正如学者江弱水所说，除了老师的身份，吴宓怎么形容都不到位。从“五四”后的东南大学到“文革”前的西南师范学院，吴宓作为一名教师，“跨越了动荡的时代和他的一生”。

不幸的是，到了他生命的尽头，他再也不能当老师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吴宓成了被西南师范学院批判的大罪人。他以各种罪名蹲在牛棚里，经历劳动改造，受尽磨难。

1976年，因病痛而身体虚弱的吴宓回到了陕西老家。他听说有些中学因为没有外语老师而不教英语课，急切地问:“他们为什么不邀请我？我也可以讲课。”

但是在这个时候，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记得他的教授职位。据说他临终前一直喊:“我是吴宓教授。”

钱钟书论吴宓

钱钟书资料图

上课时，吴宓经常穿着灰色的布袍，一只手拎着布袋，另一只手拄着拐杖，戴着土棉睡帽走上讲台。打扮是老式的，但却是纯正的英文诗歌。刘炳山这样描述自己对吴宓老师的印象:“这位老先生是著名的学者，是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古典文化、古典精神与浪漫精神神奇结合的典型。他在一间破旧的教室里教我们欧洲文学——从希腊和罗马开始。当他说罗马帝国这个词时，他的眼睛闪着奇怪的光彩，他穿着旧灰色布大衣的肩膀突然耸了耸肩，他说话的语气又高又骄傲，好像罗马是他的“帝国”，他是“凯撒”！这样一位方正的老学者，不失童心，是课堂外同学的朋友。年轻人来找他谈谈自己的想法，会得到一些鼓励和安慰。”

吴宓最赏识的弟子钱钟书这样评价他的老师:“吴宓一直是一个自传体作家，喜欢不遗余力地写作，吐自己的肠子。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当众洗脏衣服，向读者吐露心声，展示自己那颗血淋淋的心。然而，观众可能不欣赏他，大多数人都嘲笑他。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玩火的人。像他这样的人是伟人也是傻瓜。吴宓先生很勇敢，但他的勇气格格不入。他向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宣战，尝起来多么像唐吉诃德骑马飞奔而过，冲向风车！命运对他来说太糟糕了。说到底，他只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个“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在他的内心世界里，两个自我就像是黑夜里的对手，碰撞着，撕扯着。”没有比这更好的评价了。

吴宓雕像资料图

吴宓先生的悲痛

作者:傅国涌

1923年7月6日，吴宓先生给东南大学哈佛大学硕士白璧德教授写了一封信:

“自从我两年前回国以来，中国的形势每况愈下。我国正面临着一场极其严峻的政治危机，这在国内外都是困难的。对此我无能为力。我只是觉得中国人堕落至今，历史和传统美德赋予的国民性在今天的中国人身上消失了。我只能感到悲伤。我相信，除非中国人民的思想品德得到彻底的改造，否则中国在未来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没有希望获得新生。我们必须努力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中国。如果它不成功，那么189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将留下世界历史上最有启发性和最耐人寻味的一章，留下其民族衰落的教训。”

在他写这封信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中国从北到南发生了许多事情。的确，内部和外部事务存在困难，危机很多，不仅仅是严重的政治危机。5月1日，在广场召开的五一全国代表大会主张推翻张的内阁。5月4日，北京学生利用“五四”纪念日发起了一场新的运动，驱逐首席教育官彭，并集体捣毁彭的住所。彭向法院指控北京大学教师蒋梦麟等人诬陷彭。5月5日，土匪孙美瑶在山东临城抢劫一辆北行列车，300多名中外游客沦为挟持小牛的人质，震惊中外。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以招兵买马告终。6月6日，张内阁和李总统府因权力之争而辞职。从6月7日开始，在直系军阀曹锟的鼓动下，北京宪兵开始以内阁已经辞职，无人负责报销为借口，向总统府要求报销。9日，北京警方全部罢工，驻外使馆联合争取通电。政府不再支付任何费用，他们都将在7月1日降旗回家。10日，北京警方仍在要求报销，有人雇佣了一个公民团体将李赶出北京。到了十三日，李被迫离京，摄政王内阁暂时掌权，政局大变。许多国会议员离开了北京。握着枪的曹锟会上台。在此期间，土匪到处猖獗。6月14日，湖北应城土匪绑架了包括意大利传教士梅神父在内的100多名男女，并向汉口官员索要数百万元。7月5日，也就是吴宓写这封信的前一天，广东的广九铁路上，土匪劫持了70多名乘客。

吴宓留学归来，在混乱的局面中感到无能为力。他不同意陈独秀和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选择，更不同意陈独秀选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他认为这些激进的选择忽视了他的民族传统，只会把这个古老的民族引向一条不可预测的“毁灭”之路。多年的留学生活并没有让他成为西方价值观的崇拜者，尽管他的新人文理想也来自于他的老师巴比特。他向往“历史和传统美德赋予的国民性”，向往“中国人的思想品德”，使中国摆脱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危机。巴比特在哈佛的熏陶使他具有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气质，他的书《薛恒》是一部具体而细微的作品。虽然他知道这样一种带有文人气息的刊物很弱，但他对它有信心，希望能产生重大而持久的影响。

当时中国首先缺少的是政治秩序，而让他感到更悲哀的是文化秩序和道德秩序的丧失。这一点在他1925年12月30日写给约翰斯顿的信中明确指出:“当前问题和令人失望的现象的根源和原因不仅仅是学生不遵守法律，而是我国人民普遍的道德滑坡。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之前真实的中国完全不同。“他的判断是否正确还有待商榷。但由此可以看出，他所关注的不是权力之争和政治秩序的重组，而是中国人品德的退化，他试图在文化上做补救工作。这是他选择的学者报国之路。

一年后，他再次写信给巴比特教授，说:“请原谅我再次告诉你，我们正生活在中国历史的衰落危机中。中国已经极度腐败，但个人的失望和不幸与国家的灾难和普遍的黑暗相比微不足道。”

出生于1894年的吴宓，在他的人生经历中，也曾在1923年前后看到和听到过腐败的极点。毕竟，他还没有机会看到更深更广的腐败。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很少如此清晰地表达内心的失望和悲痛，但他的人生关怀可以在这些自白中大致概括。他的思考和研究，他坚持编纂《薛恒》十二年，《大公报》编辑的《文艺副刊》，他长期在清华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讲学，都可以看作是对他悲痛的回应。他始终认为，“除非中国人民的思想品德得到彻底的改造，否则中国在未来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没有重生的希望。”他从未放弃这个想法。1937年春，他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写了一封信，申请去欧洲旅行学习一年，信中说，此行的重要目的是认真学习道德哲学，调查研究欧洲的人民和生活，特别是他们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和动机，为撰写《文学与生活》做准备。“它将体现历史和传统的智慧，但它将被创造性地应用于当代现实生活的现实和环境。”几个月后，抗日战争爆发，他的欧洲之行化为乌有，但他的课程《文学与生活》却吸引了许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