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荻秋 陈丕显：忆叶群的一次电话和江青的两次请吃

我们到达了她在中南海的住处。江青出来接我们的时候，她穿着军装，帽徽和衣领，连她的护士都穿着军装。想起江青对军装的渴望，罗瑞卿不肯给她，我强烈地感觉时代真的变了。

1981年，陈丕显和胡耀邦在湖北武当山。

本文摘自《陈丕显回忆录》，陈丕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6年10月7日晚，叶群从北京打电话到谢智成。志诚当时不在家，我就接了电话。叶群先是客气，问我怎么样，小谢和孩子们怎么样等等，然后就进入正题了。她说:“中央要开工作会议。中央、林、江青都很关心你，希望你能参加。你没有参加八月的中央全会。s担心你会落后于形势。我特意让我打电话给你让他关机。

我会向你转达我的心意。虽然你身体不好，但我认为你应该尽最大努力来，即使你坐一两个小时听。让小谢和你一起去。我会派飞机去接你。你来的时候带上老虎。“老虎”是林郭利在上海时的绰号。

我刚刚接受了鼻咽肿瘤的治疗，身体极度虚弱。按照医院安排，我正准备去浙江疗养。叶群的电话让我犹豫和疑惑:我和林彪、叶群接触很少，平时除了他们来上海休息时看望他们，很少接触。为什么今天林彪、叶群突然热情主动地关心我？更奇怪的是，中央工作会议为什么要由叶群通知？以及为什么电话在找谢智成。我很困惑，所以我咨询了谢智成。志诚说:“既然允许你去，你就去；让我陪，我就陪。”我说，“好吧。我病了很久，对运动有很多不理解。我觉得自己的思想真的跟不上，真的有必要在会上听一听。”

10月8日，我在何志成和医院的医生护士登上了叶群送的飞机，飞往北京。林和在同一架去北京的飞机上。

这次会议是1966年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整个国家被进一步扰乱了。

到达北京后，我们住在京西宾馆，各种达官贵人也陆续到达。叶群立刻带了哈密瓜来见我，何志成。她对我们很热情，问我们生病了，有什么困难，说有什么困难可以打电话给她。临别之际，她多次表示:第一，这次会议的内容是讨论“文化大革命”，注意保密；第二，不要出门；第三，不要找人。北京的情况非常复杂。总之，住京西宾馆，哪儿也不去。我和林彪、叶群没有联系。这一次，她提前打了电话，派了飞机，参观了酒店。这样的“热情”让我觉得很突然，总觉得要出事。

从机场到京西宾馆的路上，我们坐在车里，观察沿途的景象。我看到满大街都是海报，红卫兵“满大街小巷”，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打破资本主义”“游斗”的激烈行为和恐怖场面。到了靖西，遇到的熟人都面色铁青，连说话的声音和语调都和平时不一样。他们非常谨慎，充满忧郁。会议开始前，整个京西宾馆笼罩在紧张神秘的气氛中。

叶群走后，我陷入了沉思，思索着最近几个月形势的变化。虽然一直在养病，但没有一刻不关心上海的体育和社会状况。过去没有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过去虽然有“救亡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社会教育”，但每一所大学、每一个车间、每一条街道都被动员起来，自下而上地打击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确，没有人经历过。各位，关键是中央的态度，主席的态度。不管我们即将面对的事实有多残酷，只要中央能给我们一个底，不管是水还是火，我们都敢去。参加革命几十年，什么样的群众运动没有领导过？什么样的阶级斗争没有经历过？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残酷斗争？但那时候，我们有目标，有信心，有信心；但这次不一样，我们没有底。连我们这个级别的干部，也只能用报纸、文件、社会动态来分析形势，想搞清楚运动的方向和深度，更谈不上领导和组织运动。

报纸上的提法和社会上的潮流也让人们越来越感到不安。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扫尽鬼魅》。中国国家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北京大学聂的海报，导致高校一片混乱。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感动人民灵魂的大革命》。

6月3日，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同志作出决定，向各大高校派出工作组。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让我们发动群众，彻底打败反革命团伙》。

7月24日，毛主席决定退出工作组。自7月29日起，工作组从高校退出，掀起了揪工作组的狂潮。

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炮兵司令部——我的大字报》。全会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实在令人不安。什么样的人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在心中为自己画线。毫无疑问，我们是掌权的；但扪心自问，我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说工作中有错误，肯定有；但他们不仅没有搞资本主义，甚至没有想过。所以，我们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看周围。那些被打被杀的都是和我差不多的人。运动开始时，田家英和邓拓自杀了。何长工和张霖之被点名。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没有一个有安全感，随时准备被拉去打死。这样看来，运动的焦点恰恰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只提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没有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设定明确的标准。它只是预热了群众运动，反复呼吁“天下大乱”，好像大乱还不够。我们都是经历过几次政治运动的人，都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以后很难收拾。所以，我们心里都很担心。那时候我还是很想念耀邦同志的。他被发现了，听说他被关在共青团中央。我把儿子小津送到共青团中央去看他，但是我有两三次没有见到他。

本来我是带着释疑的心情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没想到会议的结果不仅没有消除我的担心和忧虑，反而大大加重了这种焦虑，让我的心情更加沉重。

这次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文化大革命”。会议一开始，斗争是针对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在强大的压力下，刘少奇和小平同志在会上作了检讨。他们检讨的中心意思是，不了解“文化大革命”，错误估计“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两者都主动承担责任，不怨天尤人，不犯错。小平同志说:“必须明确，工作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除了个人之外，这次工作中犯错误的主要责任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而应该由我和少奇同志来承担。”刘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是我一直非常尊敬的领导人。听了他们明显的自我批评，看到他们主动承担责任的精神，我的内心是感动和心碎的。

10月24日召开小组会议，各小组发言。记得谢富治在会上的突出表现，语气很高，大喊“要彻底肃清刘、邓的影响”，建议把刘、邓的错误拿到县一级公开批评。

10月24日晚，毛主席召开情况通报会，并在报告最后讲话，大意是:“刘、邓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应该允许刘、邓进行革命。如果你说我是和稀泥，那我就是和稀泥。刘少奇不能被消灭。”“文化大革命”只用了5个月，至少用了5年才获得经验。一张大字海报，一个红卫兵，一根大绳，没人预料到，连我都没想到。"

当我听说还需要五年的时间时，想到目前混乱的局面，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会上还听说少奇同志的检讨先发给主席征求意见，主席看了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很好，很认真，特别是下半年。”

至于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怎么搞的“文化大革命”，那时候不谈我们，连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都不知道。在会见红卫兵时，刘少奇说:“你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什么。来问我，我就老实告诉你，我也不知道。”然后，他感慨万千地说自己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难怪很多中央领导和我们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不了解、不认真、不灵”。

听了主席对刘少奇同志检讨的指示，我长舒了一口气，我长久以来的疑虑似乎也减轻了一些。然而，后来的体育发展完全不同。批评刘、邓的浪潮不仅没有减退，反而愈演愈烈，直至掀起波澜。

会议最后几天，林彪主席、总理相继在会上讲话。

叶群、江青、林彪合影。

总理讲话温和温和，重点放在运动上，抓革命，促生产，促国民经济。

林彪的讲话最激烈。我记得林彪的讲话有几个提法，给人很大压力。第一，“文革”是触动人的灵魂；二是搞“文化大革命”，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革命群众运动，这自然是有道理的”。特别是10月25日，林彪在大会上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他说:“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走了另一条路线。与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是毛主席大字报的路线:“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林彪的杀人言论给我们施加了很大压力。

主席说的话仍然令人费解。在谈到“一线二线”问题时，主席说:“为了搞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之死，马伦科夫无法阻止，问题就出现了。修正主义出现的时候，一线二线都建起来了。现在看起来不太好。我在二线，其他同志在一线，结果散了。一旦到了镇上，就不那么集中了。从事一二线，产生了不少独立王国。”“从很多问题来看，北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中央政府第一线的问题。所以我发出警告说，北京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9月说的。我觉得我的意见在北京执行不了。……"

一边听心里一边嘀咕:“北京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主席说的修正主义是什么意思？谁会是北京的修正主义者？谁的权力大到连主席都做不到？越想越纳闷。

曹迪秋代表我、魏和他在第三组作了联合发言。与造反派对“文化大革命”的压倒性支持相反，我们的态度基本上是“不太理解，不太认真，不太有效”。各小组其他同志的发言和我们的态度差不多。只有山东的王晓宇和我们不一样。他似乎很善解人意，认真有效。他大大批评了谭启龙。

会议期间，江青请我们吃了两次饭。

到北京的第二天晚上，江青邀请我和谢智成去她在中南海的住处吃饭。我们到达了她在中南海的住处。江青出来接我们的时候，她穿着军装，帽徽和衣领，连她的护士都穿着军装。想起江青对军装的渴望，罗瑞卿不肯给她，我强烈地感觉时代真的变了。江青对军装有着浓厚的兴趣。记得她在搞“芦荡火”的时候，指着我问:“你是红小鬼，怎么不穿军装？”这真的让我哭笑不得。穿衣戴帽，大家都喜欢，总是符合环境和个人身份；江青总是把这些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江青留着短发，当时她正在打破“四老”。她一看到我们，就对谢智成说:“小谢，你为什么有这么长的头发？不要赶紧剪掉！”江青的性格喜欢新鲜感、新鲜感、作秀和奇思妙想。

江青请我们吃了一顿便餐。谈及对北京最初的印象，江青说:“这些少年真了不起！你敢闯进去。我出门时把文件藏在车座下，怕他们抄走。这次让你来北京，我怕你跟不上形势，落后于形势。”谈到上海的情况，江青说:“我对上海的两个人不满意，一个是魏，一个是曹迪秋。他们在这场运动中是非常无效的，在群众中没有威信。”她举了一些例子，都是谣言。

江青的简餐让我进一步感受到，很明显，这次我带病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们已经商量好了。林彪、叶群说怕我“落后于形势”，江青说怕我“落后于形势”。他们怎么会如此相同和一致？看来他们对我和上海有什么打算。所以吃饭的时候说话很谨慎，话不多但应付自如。好在江青喜欢说话，一顿饭的时间基本都是她在说话。

果然，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张春桥来过我家一次，公开表示对魏、曹迪秋的不满，说:“上海人对魏、曹迪秋的意见很大。从这次会议来看，魏似乎没有对和曹迪秋做任何像样的检讨。他们似乎再也不能领导这场运动了。”他让我回上海后站起来主持工作。对此，我没有回复。由于这次谈话，张春桥没能如愿。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江青再次邀请我和谢智成吃饭。这次在钓鱼台，食物非常丰富，是一次严肃的款待。金秋时节，景色宜人，钓鱼台国宾馆氛围优雅。叶群来访时，江青请我们吃饭。张春桥的谈话结束后，江青又请我们吃饭。思维迟钝的人可以看出，这是主人的刻意安排。当时我就想:虽然这不是“鸿门宴”，但似乎这顿饭不太好吃。果然，江庆之满意地请我和谢智成嘘寒问暖。拍完之后，她立刻表达了自己的初衷:“曹迪秋不懂‘文革’，不认真，不灵。她似乎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希望你能站起来。”

我心想:自从我得病以来，曹迪秋和魏一直站在最前线。事实上，他们已经提前和事后向我报告了他们的态度和做法。我们的理解是一样的，我们真的“不理解”和“没办法”。如果我们“打倒他们”，让我“站起来”，我永远不会那样做。但我心里这么想，嘴里却轻轻说:“我一直在休息，很久没工作了。半年后，我的身体不好。很多情况我都不懂，也不能一下子捡起来。恐怕我做不到。”

“不知道情况可以调查。你应该主动联系几个叛军。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和春桥、文远支持你，为你当顾问。”

“不！我不敢！”我赶紧说:“你们三个是中央文革的领导人。我当不起顾问。”我坚持:“我身体状况不好，我还是做研究，给曹迪秋他们提意见。”

江青的脸上突然出现了不高兴，气氛似乎有些沉闷。这时，富丽堂皇的餐厅和丰盛的菜肴与餐桌上人们不开心的面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吃完后，谢智成在卫生间里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严贤身体真的不好……”“那是因为他对米酱醋管理太多了！”江青生气地说，连说话的语气都完全变了。聪明人一听到这句话就知道它的含义。这和柯清石告诉我的，贺龙曾经告诉我的一模一样。

这顿不愉快的晚餐刚刚结束。出了餐厅，夜色朦胧。就像天空/我们预料到情况的复杂性和一些意外情况的可能性。因为这两年和江青打交道比较多，她知道自己习惯了化干戈为玉帛，化干戈为玉帛。

为了更了解情况，我们去见了陈伯达。一方面，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另一方面，我们是老乡。我以前和他很熟。我认为最好让他知道情况。陈伯达当时也住在钓鱼台。他最怕被称为“老夫子”。我喜欢和他开玩笑，所以我一找到他，就指着房间里的陈设说:“博达同志，外面的‘四岁’坏了。你家的东西不都是‘四岁’吗？”“这是我待的地方。这些东西原本是用来接待客人的。”陈伯达连忙解释道。

我告诉陈伯达，江青想让我去一线，她和张、姚想给我当顾问。陈伯达急切地问我:“你是什么态度？”我说:“我从生病开始就一直在治疗，身体很虚弱，还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搞调查研究，还是上不了前线。”

陈伯达没跟我说什么。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随着事态的发展，我意识到，从叶群叫我去北京开会，到江青两次请我吃饭，再到张春桥的话和陈伯达的“无可奉告”，都早就串通好了。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题为《为人民作出新的贡献》的演讲中说，我从一个“红孩子”变成了一个“黑孩子”。他还说:“上次开会，我要他全心全意工作，叶群同志能证明，博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远都知道。但他从不回头。”他们怕我是“幕后黑手”是假的，其实我是想把我拉到“前线”当靶子；他们“拉”我是假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打架”，彻底把我打倒上海市委、华东局的大批干部，以便夺权。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很多，“先拉后打”是“四人帮”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惯用的伎俩。如果你拉不动，你就不能拉，拉，拉，拉。有些干部被这些卑劣的战术打败了，有些人被他们的拉扯迷惑了，甚至出卖自己去投靠。马天水和王少勇是最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