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架 遵义会议历史细节：毛泽东在担架上进行谋略

橘园担架上的谈话给遵义会议增加了一个重要内容，原来是黎平会议决定的，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也就是要求人事变动。于是，遵义会议的核心内容就此尘埃落定。

遵义会议室

作者:楚张茵石森超华

编者按:翻着2015年1月的日历，我们的目光定格在15、16、17三个数字上。80年前的这三天，在一栋朝南临街的两层小楼里，一场会议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命运，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在这次被称为“生死转折点”的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共产国际的拐杖，开始独立自主地走中国道路，精彩地完成了他的“成人礼”。这是历史的必然。历史在这一刻选择了遵义。

担架上的1个策略

长征前，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委员全部分散到各团。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到消息后，要求他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路同行。

在毛泽东看来，如果你能在转学的路上与这两个人同行，你就可以借机向他们宣传你的思想和观点；如果能得到他们两个的支持，对于贯彻正确路线，扭转红军目前面临的极其严峻的形势，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也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机会，因为在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军很可能一着不慎就全军覆没。

当时，毛泽东因为患了几个月的疟疾几乎失去了生命。此外，他被排挤后心情不好，担心红军的前途，非常虚弱。因此，渡过杜愚河后，他不得不坐在担架上。

无独有偶，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轰炸，右腹部受重伤。长征开始时，他坐在担架上。张闻天身体没毛病，有时骑马，有时走路。

他们一路交谈。路宽的时候，从左到右说话。路窄的时候，一前一后说话。当你去卡米努吉时，你会谈论并排躺着的两个担架；行军说话，休息说话，营地住在一起还在说话。途中，他们仔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苏区发生的情况和长征途中的形势，特别是导致保卫广昌惨败的经验教训。王稼祥无忧无虑地对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也不会这样走下去。”毛泽东对此也很担心。虽然他失去了参与军事规划的权力，但他仍然不时对行军路线提出自己的建议。

后来，毛泽东的身体恢复后，他有时不坐担架去各团。时隔40多年，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有过这样的描述: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在这个军团待一段时间，在那个军团待一段时间，目的无非是说服军团和师的指战员、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沿湘江西岸进入湖南通道。12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方向。毛泽东提出放弃北上湘西参加红二、红六军团的原计划，改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寻找机会开辟新的根据地，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的同意和支持。通道会后，中央红军通过通道左右两路进入贵州省黎平县。

18日，在黎平县，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的战略方向。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海峡会议上发表的意见，提出了向遵义挺进的主张。同时，军委决定将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

20日，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一个叫黄平的橘园。这时，张闻天也因为身体不好坐在担架上。在橘园里，他和王稼祥平躺在一起。王稼祥问张闻天:“不知道目标中心定在哪里？”张闻天叹道:“唉，没有目标，但这一仗肯定不行。”然后，他说:“毛泽东同志有办法打，比我们大家都强。我们不能领导，也不能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张闻天的两句话正好打动了王稼祥的心。这时，红军已经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战略行动，出现了转折。如果毛泽东此时掌权，这应该是合乎逻辑的。

橘园担架上的谈话给遵义会议增加了一个重要内容，原来是黎平会议决定的，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也就是要求人事变动。于是，遵义会议的核心内容就此尘埃落定。

2设置第一个“反报告”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逐步组成“三人中央小组”，反对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

1935年1月，红军成功渡过乌江，随后迅速夺取遵义。这客观上为中央红军的其余部分提供了条件。经过酝酿，党和红军领导人为遵义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共同讨论后，写了一份反对张闻天“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

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枇杷桥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总结军事指挥反对五次‘围剿’和西征的经验教训”。

博古首先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红军的失败归咎于敌人的软弱，过分强调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做了副报告。他指出，红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失误，并主动承担责任。

张闻天第一个站起来，批评博古防御“围剿”的第五次失败。在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中，他手里拿着“提纲”，同侃侃谈话，把矛头指向博古、李德，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点名批评。他的讲话一针见血，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揭露了他们企图逃避罪责的本质，被视为博古报告的“反报告”。

张闻天的讲话犹如剥笋一般，从现象到实质，从事实到理论，逻辑严谨，措辞激烈，引爆了与会者连日来对“左”倾领导的不满和怨恨，从而有力地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纯粹防御性的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与此同时，张闻天第一个站出来做了这个“反报告”，这也是他脱离“左”倾中央领导集体，脱离“左”倾错误路线的标志。

1935年2月、3月，在从威信向雅西进军的过程中，陈云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讯提纲》手稿，其中对遵义会议的概况作了如下简要回顾:“周恩来同志和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完全同意罗孚、猫王的提纲和意见，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地不同意他的批评。”

不难看出，张闻天的“反报告”是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得到了除博古、凯丰、李德以外的周恩来等同志的“完全赞同”。也就是说，《罗孚和猫王的提纲和意见》代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和各团团长的共同意见。

遵义会议结束后，张闻天受命起草决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他起草了《中央关于总结反对敌人五次侵犯的决议》。决议指出，“单纯的军事防线是我们粉碎不了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

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关于选举的讲话中说:“如果不把罗福、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条‘左’线上分开，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开好。”可以说，没有张闻天的豁达和豪言壮语，没有他对党的利益毫不怜惜，除了党的利益什么都不求，也没有遵义会议的胜利。

“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军事路线铺平了道路，为毛泽东的讲话奠定了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永载史册。

3“关键票”的关键作用

在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当苏区中央局决定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时，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表示坚决反对，主张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部队。

被解除军权的毛泽东非常沮丧和痛苦。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不仅没有人来开门，连一个鬼也没有来开门。”此时，王稼祥非但没有疏远，反而与毛泽东走得更近，增进了他们之间的革命友谊。

在大战略转移中，在毛泽东、王稼祥和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积极斗争下。在一个单独的专栏中编辑，并由中央团队陪同。

一天，王稼祥忧心忡忡地对毛泽东说:“当前形势非常危急。如果我们让李德继续这样误导下去，红军就会失败！要挽救这种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采取果断措施，把博古、李德“打倒”毛泽东问:“你认为这行得通吗？有多少人支持我们的观点？”王稼祥斩钉截铁地说:“近期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总结当前的军事路线，“轰”李德等人。”

接着，王稼祥首先找到了张闻天，详细地谈了毛泽东和他自己的想法，三人逐渐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找到聂等同志，一一交换意见，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与此同时，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进行了交谈，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起，毛主席、贾祥、罗孚一路开会批判错误的军事路线。在黎平，争论特别激烈。”

毛泽东关于战略转移兵力的正确主张，在随后的通道、黎平、猴场会议上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市。

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20人中，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团的主要领导。王稼祥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始时，博古作了“主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张闻天作了“反报告”，毛泽东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议问题作了长篇发言...结果，会上出现了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和指导方针。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已经摆在桌面上。

在这个关键时刻，王稼祥站了出来，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同时，他严肃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接连失败，“就是李德等人多次否定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他们和群众。在长期的斗争中，他们共同创造了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少数人甚至个人实践了脱离实际的盲目指挥。”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撤销博古在李德和的军事指挥机构，由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纷纷表示支持。至此，“毛张旺”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充分赞同。

多年后，回忆遵义会议时，王稼祥说:“我带着伤和发烧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同志讲话后，我立即发言。我首先表示支持毛泽东同志的观点，指出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尖锐地批判了他们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为了扭转目前的不利局面，我提议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吴秀泉同志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客观地说，王稼祥同志在推动遵义会议中起了第一个作用。”正是王稼祥的“关键一票”，在历史的重要关头发挥了关键作用。

4与会者的“剑与剑”

博古几乎推卸责任的报道让与会者深感失望，许多人表示不满。周恩来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代表了绝大多数同志的心声，得到了代表们的热烈响应。对于批评，李德、博古、凯丰等人皱着眉头，显得很尴尬。

主副报告结束后，随后是大会发言。张闻天的“反报告”话音一落，毛泽东一反常态，站起来说:“我说几句。”他点名批评博古、李德，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策略:“路要用脚走，人要吃饭。”“领导人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军事政策问题，而你根本无视这一明确的现实。如果一个指挥员不了解实际地形地理，只知道根据地图部署位置，决定进攻时间，那他一定会打败仗。”稍作停顿，他尖锐地指出，前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面对的敌人是自身的数倍，但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却以惨败告终。这归根结底是一个军事战略和指挥问题，是李德和博古无视红军运动战优良传统，脱离红军实际情况的结果。

毛泽东的论述深入其中，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两条截然不同的军事路线猛烈地冲击和冲击着每一位与会同志的思想。博古被回绝了，无奈地说:“我想考虑一下。”

一向谦逊、稳重、大方、善良的朱德，这次也用表情追寻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他大声问李德:“如果有资本，你会打什么样的战争？如果没有资本，你会打什么样的战争？”同时，他还郑重指出:“如果我们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它走了！”周恩来在讲话中还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评，并全力推荐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他严肃地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开封开会前忙着四处走动，博取人心。有一次，他找到红一军团政委聂，多次劝他支持，都被拒绝了。在会议上，他傲慢地对毛泽东说:“你的战斗方式一点也不聪明。你按照《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毛泽东反驳道:“敌我形势如此紧张，我们怎么能按书作战呢？”我不反对理论。它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决不能成为‘本本主义’！"

李德远远地坐在门边，只能通过吴秀泉的翻译听懂别人在说什么。他一边听一边不停地抽烟，看起来很沮丧。他曾为自己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试图将责任转嫁给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政府。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无理取闹和生气了。大概，他也意识到“无事可做”，他很快就会失去权力，所以他只能听听大家对他的批评。

作战一线的指战员，出于对错误路线危害的敏锐感觉，都发言激烈，会上有一幕要求结束李德、博古在红军中的指挥。随后，李富春、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也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赞同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正确建议，主张更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和毛泽东的指挥。

在中国革命的这个关键转折点上，遵义会议独立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中央“左”倾路线的统治，实际上开启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在最关键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