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郑玄的儒学思想 东汉末年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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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郑玄的儒学思想郑玄治学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
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著有《天文七政论》《中侯》等书，共百万余言，世称“郑学”，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唐贞观年间，列郑玄于二十二“先师”之列，配享孔庙。宋代时被追封为高密伯。后人建有郑公祠以纪念。
郑玄曾跟随东汉著名经学家马融学习古文经，后来外出游学十多年，把握经书的源流，辨析学术，考溯源流，花费了很多精力整理篇章，条贯篇目，确定编排。为此，他搜求各家学说，仔细考订异同，进行归纳和判断，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注疏有《毛诗》《周易》《论语》等儒学经典。家藏经籍逾万卷，多以儒家经籍为主。但《后汉书·郑玄传》称其“所好群书，率皆腐敝”。郑玄囊括大典，综合百家，遍注群经，将今、古文界限打破，达到了经学的融合与统一。郑玄所注经书，代表了汉代学术的最高成就，被称为“郑学”，对后世经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刘秀倡导儒学什么天下东汉奉行儒家伦理政治治理天下
汉光武帝刘秀推翻新朝统治，建立东汉。与汉高祖及其开国群臣不同，刘秀君臣都是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儒学之士，对历朝的政治理念有着深入的研究。
光武帝总结了西汉末政治混乱的原因，利用人民思念汉政的心里，重视儒家政治伦理，采取一系列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群臣的措施，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威望。
西汉末年政治伦理的迷失以及新朝对伦理政治的改革失败，无疑给了东汉统治者巨大的启迪。东汉朝廷对儒学倍加推崇，伦理权衡渗透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广义上讲，东汉统治者在治理国家以及政策制定上都按照儒家伦理思想做了调整。经过长年的战乱，国家破败，百姓疾苦，光武帝采取柔和的政策施政于民，使得百姓休养生息，国家逐渐得到恢复。
这与西汉初年信仰黄老之学，采用道家政治伦理治理天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说明在朝代建立之初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对于恢复社会具有普适意义。
从狭义来讲，具有儒家思想的群臣在朝廷各种政策的制定上具有引导与约束的作用。光武帝清楚的认识到西汉末年皇权恣意的危害，于是广开言路，积极听取儒学之士的意见，积极采纳儒臣的建议，政治逐渐清明。
东汉的继任者也积极奉行儒家伦理政治理念，采取宽松的政策，轻徭薄赋，爱戴百姓，采纳儒臣建议，伦理制衡的作用非常明显。
儒学复兴运动完成的时候南宋时期理学成为官方正统儒学，儒学复兴运动完成。东汉末年，儒家思想的权威性严重削弱，魏晋时期道教、佛教的广泛传播直接冲击儒家思想的地位，唐代中后期，韩愈和李翱成为儒学复兴的先声，北宋五子将儒家的忠、孝、节、义提升到了“天理”的高度，形成一套囊括天人关系的严密思想体系，这就是理学，又称新儒学，南宋时期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建立了庞大而严密的理学体系，对维护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思想成为了官方正统儒学，儒学复兴运动完成。
与宋明理学相比 汉代儒学的特点在清朝的时候，对待古代儒学一直有争议，主要的争议点就是汉儒和宋儒哪种对国家有益，能够用来治国。要看汉儒和宋儒之间的异同就必须回到两者诞生时候起。
汉代是儒学高度发展的一个朝代，甚至在东汉灭亡后，儒学依旧存续了许久，直到玄学之风大盛。汉代的儒学大师也是有非常多的，最重要的也是提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
由于汉代独尊儒术之前，是由道家的黄老之说思想主持朝政的，汉代儒学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包容，他能够接纳道家乃至墨家和法家的思想于一体。
再者，汉代儒学大师们所传承的内容都来自先秦，两者时间间隔不大，很多师承都依然存在。除了被秦始皇、项羽焚烧的内容都很好地保存了下来，所以汉代儒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具备完整的原始儒学体系。
董仲舒是一位《公羊传》的大师，他所研究的正是《春秋》中的微言大义，这样的研究古籍就给汉代的儒生做了一个表率，也是后来汉代儒学中最重要的经学概念。经学就是研究古代经书，从中学习和领悟治国之道，汉代的五经博士和六经也是来源于此。
汉儒取代黄老之说以后主要带来的变化是以仁义治国，提倡了道德和三纲五常一说，同时也为中央集权提供了便利。
宋儒和汉儒从诞生起就截然不同，由于汉儒式微，且历经五胡乱华和佛教入侵，唐朝虽然以儒释道三教立国，但儒家的地位远远不如古代，加上五代十国的战乱再临。宋儒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振纲常，把丢失的东西捡回来。其中能够引领宋儒思想的第一位大家就是唐代的韩愈。
宋儒复兴儒学就是从韩愈的古文运动着手的，先回到古代文学的创作上，然后把古代贤王的思想拿来作为基准，如何成为一个类似古代贤王的皇帝，就是仁。代表人物自然也是宋仁宗赵祯。
宋儒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很多古籍因为战火而丢失，很多材料都已经不如汉代那样丰富，儒学大师必须凭借自己对儒学的理解去传授知识，这样一来派别就很多了，不再像汉代那样有一个中心理念，这也是南宋理学诞生的一个原因。
最后一个要提的就是汉代的仁指的是孔子的仁，是仁义，在当时孟子还没有那么大的比重，而到了宋代孟子已经成为亚圣，所提出的很多仁政的观念被拿到了朝堂上，这和汉代很不同。
儒学面临严重危机是什么时候儒学思想面临严重危机是在魏晋南北朝时。
魏晋之际，除了在东汉末年引进的佛教之外，更出现了一种由道教衍生出的玄学文化，所以魏晋时期儒学的没落态势越加明显。魏晋时期的统治者不再以儒学思想为选官的标准，而将九品中正制取而代之。魏晋名流的思想也更加倾向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理念，伴随着社会的混乱和接连起伏的兼并战争，儒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与挑战。
儒学思想之所以在魏晋南北朝受到如此巨大的打击，与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有着脱不开干系。一个思想能占据统治地位，便足以说明它能够顺应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而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大动乱大分裂的时期，董仲舒改造后的新儒学很明显是适用于一个统一繁盛的封建集权国家，而魏晋时期不仅朝政混乱，社会动乱战争不断，很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所以很明显儒学这种建立在大一统国家基础上的思想，不适合魏晋南北朝的时代背景，而魏晋南北朝又是一个贵族政治和门阀政治的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魏晋南北朝不以才学为选官标准，而是以身份的高低来安排官职，从前的士人学子们为了迎合统治者的思想入朝为官而主动去学习儒家思想熟读儒家经典。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只有具有一定身份或财力的贵族，才能够入朝为官。
所以这些贵族们自然不必为了获得官职而去研习儒家经典，而那些下层阶级的读书人们在这种动乱的社会条件下也就失去了演习儒家经典的动力。这样一来儒家学说最重要的一批支持者和拥护者就由于多方原因失去了，在此情形下，儒学在魏晋时期的社会影响力自然大大的降低。
危机原因：
1唐末五代战乱纷繁，民不聊生，生命堪忧。
儒家倡导的仁 礼 三纲五常 伦理道德等思想在乱世行不通。人民精神支柱有所缺失。
2.这一时期佛教和道教发展壮大起来。佛教宣传的因果轮回和道教的修仙理论适应了乱世人们思考生命、逃避战争等的需要。以上就是儒学出现危机的原因。
结果：儒学虽被冲击 但是仍是正统思想。
然后经过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和南宋朱熹把儒学继承发现改造成了程朱理学，朱熹死后，程朱理学被南宋奉为官方哲学。
两汉经学阶段郑玄对观点郑玄“比兴”观的内涵既有对前人精华的吸纳，也有自己的创新发展。“比兴”既是一种委婉含蓄的表现手法，也是“美刺”讽喻的阐释方法。与前人相比，郑玄能较清楚的区别“比”和“兴”，且有意识的把“比”和“兴”都当作“美刺”的工具。
《郑笺》中明确标“兴”，并常用“喻”“犹”“如”“比”等词来阐释诗文， “比喻”是鲜明浅显的修辞手法，能够提供的阐释空间有限，满足不了郑玄想要达到的政教目的，而“兴”含蓄委婉的特点更能帮助他实现“美刺”政教的阐释目的。
郑玄开创的经学新学派是“郑学”，亦称“郑氏学”、“通学”、“综合学派”等。
在遍注群经的基础上，郑学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长，融会为一，以其丰富的著述创立了“郑学”，破除了过去今古文经学的家法，初步统一了今古文经学，使经学进入了一统时代，对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郑玄是东汉的儒家学者、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经学家。他曾师事第五元先、张恭祖、马融，先后研习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然后网罗众家之说，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通融为一。郑玄在经学上的重大成就，使他成为汉代最大的“通儒”，同时也是两汉时期儒家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站在“通学”的立场上，遍注群经，“整”而“齐”之。根据史籍记载，郑玄曾注解过《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以及《中候》、《乾象历》；又撰写了《天文七政论》、《鲁礼褅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凡百余万言。范晔评价他说：“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后汉书·郑玄列传》) 郑玄的弟子数以千计，郑学也曾风靡一时。以后从魏晋至隋唐，郑学的流传始终很广。清代乾嘉学学派提倡“汉学”，对郑学十分重视，颇多发挥（参见本书“郑玄”条）。
唐孔颖达《札记正义》称“礼是郑学”，究其原因，
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
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
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
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学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故孔氏有“礼是郑学”之称。
儒学对东汉法律的影响东汉之后，儒学日益成为了法制的指导思想。这一点是汉朝法律的重大发展，将阴阳学、儒家的学说以及商周以来的“君权神授”说糅合在一起的“天人感应”理论，作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的基础。以“阴阳说”论证的三纲作为立法原则，德主刑辅的感念进一步的加深。
而在行刑方面，秋冬行刑的法律规范在汉代已经是非常严格的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汉代最为著名的“春秋决狱”制度。所谓的春秋决狱，是指在汉朝中期以后在司法实践中开始以儒家经典《春秋》中的原则与精神作为判案根据的司法活动。可以看出，儒学对于法律的影响在汉代的发展是非常巨大的。就拿春秋决狱这个点来说好了，其一春秋决狱所宣扬的“罪只其身”、“以功覆过”原则，利于缓和社会的矛盾，稳定统治秩序。其二“论心定罪”，从中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文意深奥的经书，一边更好的为统治者服务，同时对法制的不完备也是一种弥补。
魏晋南北朝的法律，是法学儒家化的渐进过程，在规范法律设立之后，法律内容的设置上也更注重人性化的设计，个人觉得在留养制度下的“存留养亲”更注重了人在法律中的地位，是中国法律的家族化和伦常化具体体现。这一内容也一直在我国古代法律中存续。
儒学怎么成为经学儒学在汉代成为经学的原因：
汉武帝即位后，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使得经学日益兴盛和发展起来。汉代经学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学者在研习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思想派别，后经相互争辩、互相渗透和整合，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
汉朝是经学发展最为繁荣和昌盛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儒生通过对经学进行阐述发展的过程，使经学的思想深深渗透到普通民众之中。
两汉时期官定“经”的范围：
（1）西汉五经：《诗》、《书》、《礼》、《易》、《春秋》
（2）东汉七经：除上述五经外，另外二经究竟为何一向聚讼纷纭，据王国维《汉魏博士考》，应为《孝经》与《论语》。
三国时期儒家地位占主流地位。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术逐渐转化为经学，主要指的是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是当时儒士主要研究的项目，这些经书是在汉代不断发展儒学的时候逐渐推举出来，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令许多经典书籍失传，在汉武帝时代为了中央集团统治，将儒家典籍重新整理，在民间搜索遗失的古书。到了东汉又添加《孝经》与《论语》，称之为东汉七经。
三国时期，儒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大降，丧失了独尊地位，儒家观念受到普遍的、严峻的挑战，但儒家观念仍为相当一部分人所奉行。
魏曹丕执政后，更重视儒学，并很快出现了“王学”、“郑学”两派。
王肃官至侍中、太常，奉古文经学，是“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撰有《圣证论》、《孔子家语》等书，并对儒家各经典进行注释解说。
东州大儒孔炎是郑学的主要代表。
王肃因是司马炎岳父，得到司马氏集团的支持，其所著书籍列于学官，作为教材，成为考试的依据，故曹魏主要盛行古文经学。所以三国时代儒家还不太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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