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清朝“过渡议会”资政院是怎样开会的？
清波大师因为议会不是议会，没有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权力。但是，该委员会仍然有权决定国家预算、税法、弹劾军机大臣等。它拥有现代议会的大部分职能，可以算是一个过渡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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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议会是怎么开会的
我曾经在微博上问过一个问题:现代中国第一个被选举出来的负责任的内阁总理是谁？网友给出的答案可谓五花八门，熊希龄、唐、赵秉军等都有。没错，这些人都当过民国宰相，但近代中国选出的第一位内阁宰相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而是袁世凯。宣彤元年，清廷成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内阁总理，袁以最高票数当选。现在很多人只记得袁是民国第一任总统，却忘了袁也是清政府第一任负责任的内阁总理。这可能是因为人们习惯于认为议会政治是民国时期的新生事物。事实上，在宣彤的第二年，清廷设立了一个靠近议会的金融机构。
当然，严格来说，议会还不是正式的议会，清政府认为“上院和下院不能一次成立”，只是为了培养议员的能力，“成立议会作为立法机关的基础”。因为议会不是议会，没有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权力，决议必须由君主“决定”，看起来有点“花瓶”。但是，该委员会仍然拥有决定国家预算、税法、弹劾军机大臣等权力。现代议会拥有大部分职能，可以算是一个过渡议会。
理事会有200名成员的配额，50%当选，50%当选。当选成员由省级咨询委员会成员选举产生；当选成员由法院通过协商选出。当时没有成立新疆协商会议，有两个民选议员，民选议员人数相应减少两人。因此，安理会成员的实际人数是196名。根据章程，理事会每年举行一次“常年会议”，除涉及外交和军事机密的事项外，公众和报纸均可参加。1911年，清朝退位，财政所解散。它慌忙拉上了窗帘，却给后人留下了厚厚的一叠原始会议记录——这要归功于金融研究所专门成立的速记部门。今天浏览这些会议记录就像翻开了一卷尘封已久的历史。100年前圣贤坐在座位上的生动画面立即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说话，辩论，抗议，吵架，闹得很大，甚至显得“吵吵闹闹，语重心长”。但这是一个活灵活现的议会，不是一潭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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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彤的第二年，金融事务研究所举行了第一次“常年会议”，持续了三个多月，举行了39次理事会会议。除了审查帝国法院的预算外，它还审议了15起投诉和10起立法案件。当我阅读这些会议记录时，我感到非常激动。说清楚一点，政府提交立法会审议的财政预算案，有五千多两银子的赤字，大家都觉得不恰当。其中最活跃的一位议员易宗魁说:“作为议员，我们只要履行议员的义务，在让政府畅通无阻的同时，也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资金不足而提出新的税收来弥补赤字。空，现在没有人了。“削减”一词也为审查政府预算的年度会议定下了基调。预算股成员“花了40多天，耗尽了48个人的精力，一天一天的反复核对”，可谓“因小失大”。最后清政府预算削减45.2万白银。
虽然财政委员会的成员第一次走上了议会政治的舞台，制度赋予他们的权力是不完整的，但作为成员，委员会成员表现出了非常好的品质，那就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战，为委员会的权力而争。当时的《人民解放日报》对中国最早的成员的评价是:“对于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问题或者建议，不遗余力地在一个问题上取得成功，对他更是如此；争取一个案例，重复一个案例，时不时的强迫政府展示议会的力量。特别是弹劾军部一案，体现了财政所的“以肉逼政”精神:首先，湖南巡抚杨未经湖南咨议局同意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对此深感不满，干脆将杨巡抚上报财政所。在一项决议之后，理事会决定，杨总督侵犯了协商理事会的权力，应受到惩罚。但是，军部发布的法令有保护杨的嫌疑，立即引起议员的强烈抗议:“宪政国家的精神在于法律，诸侯违法不受惩罚，所以没有必要设立议会、协商会议和宪法！“立法者要求军事部长奕劻回复财政委员会，但是奕劻没有出席。立法者被激怒，投票通过弹劾案，要求皇帝立即废除军部，成立负责任的内阁。虽然弹劾案被载沣摄政王“留在中国”，即未获批准和冷处理，但新生的财政委员会显示了清政府不甘示弱的独立权力。
本文开头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有一个小插曲，也证明了枢密委员的人品。武昌事变后，迫于革命形势和立宪派的压力，清政府同意解散“皇家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然而，议会坚持认为这一任命违宪，迫使摄政王撤回圣旨，并将其送交议会投票选举内阁总理。结果袁世凯当选了。袁虽然是内阁总理，但两者的含义却大相径庭。前者是专制皇权的过剩，后者是宪政原则的表达，最终迫使皇权的过剩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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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传教士蒂莫西·理查德对议员们的出色表现印象深刻:“我们在中国生活了40年，一旦我们不得不目睹这一幕，我们会感到惊讶。我们今天看到的比前天预期的要多。土耳其和葡萄牙的两次革命依然无法比拟。”然而，就制度设置而言，金融学院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如法定权限和独立性不足。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财经事务委员会并没有成为“花瓶”，其成员的表现是显著的。反而设计了一个更“完美”的民国国会，贿赂等丑闻层出不穷。“制度决定论者”可能对此感到困惑。答案其实在历史上。
经过清末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大乱，社会发生了两次显著的变化。一个是士绅的觉醒，士绅的权力日益增强；第二，国家逐渐开放，西学东渐。在这种背景下，立宪士绅和士绅商人迅速崛起，财政委员会的当选成员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士绅和士绅商人组成。比如直隶咨议局选出来的成员刘春林，就是著名的末代冠军；当选成员中，还有10位学儒学的大师，包括严复。这些士绅既继承了儒家君子的野心、修养和伦理，又懂得西方宪政的技巧，所以很快适应了议会政治，坚持士大夫的直爽。用刘春林先生的话来说，“我的讲话有些激进，但我的忠诚和爱是真诚的。我今天被称为国家代表。不敢恭维，就耽误大局。”这是安理会大多数成员的精神写照。而民国国会议员腐败的最大原因，在于宪政士绅的边缘化。在儒家思想衰落、传统价值观瓦解的新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成员，只有“新”的表象，没有“旧”的德性，更容易受到利益的诱惑，被暴力所逼。
儒家认为“有则为民，无则为法”，强调“良法”离不开“君子”的创造和维护。特别是清末民初，好的制度很重要，但是好的制度从何而来？显然，这需要有政治意识和宪法技能的绅士来推动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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