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人地位有多低？“重农抑商”政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我们一般的认知中，特别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财富是地位的象征。在很多历史影视剧中，富裕一方的商人甚至可以和当地最高管理者相提并论。

翻看历史资料就知道不是这样。即使古代有无数的财富，他们的社会地位却低得惊人。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士、农、商”的排名一直未变，商人在最底层是无可争议的。

原因其实很简单，跟“重农抑商”的政策有关，被称为“立国之本”。

简单来说，长期奉行这一政策有两个原因。第一，由于中国独特的“封闭”内陆环境和相对简单的自然经济基础，农业成为了“立国之本”，重农轻工商是可以理解的；第二，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人认为商人“重利轻义”，在经商过程中瓜分国家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对国家和人民都不利。

因此，基于这一基本国策，历代都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小农经济的政策法规，使得商人处处受到压制，赋税极高。他们还时不时的出台禁售令，不仅在商业环境上，甚至把商家的社会地位推到了谷底。比如汉初，天下大乱。汉高祖刘邦为了尽快恢复经济，解除人民政权，稳定物价，下令商人不得传丝绸衣服。《子·同治鉴》卷十六记载:

就是让贾的人不穿衣服，不坐车，不交税来为难他们。

吕后执政时强调“老百姓的后代不应该是官员和官员”。可见这些政策让商人的生活很憋屈，不仅“没钱花”，而且后人都是出了官场，整个社会看不起商人，商人有钱也很难买回面子。

推动文明进步，商人最初的荣耀

中国古代商人才华横溢。中国社会早期，不强调农业，而压制商业。相反，我们的祖先擅长做生意。有学者指出商朝的建立与商人有关。

根据文献记载，关于商人活动的最早记载出现在《易经》中:

神农的作品，柱长在国，日为城，向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财，以贸而退，得其所欲。

《尚书》中也有记载，舜早年在敦秋做过商人。

直到夏朝，商人才成为他人的代名词。豫北有个商人部落，很会做生意。一时间传遍中原，做生意。商人们借助发达的贸易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建造了城市，普及了青铜，创造了中国最早的文字系统甲骨文，以强大的国力推翻了夏朝的统治。

从这个角度来说，商人也是中华文明的开拓者之一。如果夏商代的商人被消灭，我们可能会长期过着半游牧半农业的生活，就像美洲平原的印第安人一样，只有文化不能发展文明。

当时商家的地位忍不住多说。直到周朝，商贾虽然被推翻，但周人并不认为商贾需要克制，他们比农民低。周树指出，如果农民不生产，他们将缺乏食物；工匠不生产，就缺器械；商人不经营，食、器、资三宝断绝；如果经营山泽的人不生产，社会财产就会稀缺。

由此可见，当时工农并重，西周实行工商粮官制度，周王室和诸侯有政府管理的手工业作坊，任用商人管仲为国相，、子贡、均为著名商人。

如上所述，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商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但是，起初孔孟等“儒家宗族”并没有贬损商人和商业活动。子贡是孔子的学生，孔子称赞他。孟子认为，国王要实行仁政，就必须确保商业的繁荣。《孟子·孙丑论》中有记载:

如果城市不征收，法律不征收，那么世界上所有的商家都会高兴，愿意躲在自己的城市里。

可见当时的儒家主张经济学家要合理控制商业市场，促进商业繁荣有助于增强国力。

在军国主义统治下，商人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战国中期以后，商人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

韩非等法家率先鼓吹抑商，认为商人本身不创造财富，是“国家的克星”。他首先提出农业是“基础”，商业是“目的”，“重基础，轻目的”。

重农抑商是商鞅在秦国改革中正式确立的，法家“重此轻彼”的主张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来贯彻的。商鞅在改革中规定:

致力于农业生产，粮食丰收，纺织增产的，免交自己的劳动或税收。那些因为从事工商业和懒惰而贫穷的人会没收他们所有的妻子作为仆人。

当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改革是大势所趋，是明智而正确的做法。现代教科书、影视文学作品也对这一改革做出了片面的正面评价。

当时的国家正面临着巨大的社会转型，各个国家的土地供应停滞不前，新增人口得不到相应的土地，以至于大量人口无法养活自己，诸侯国动荡不安，中原大地变成了百姓流亡的惨景。

在生死面前，激起了强烈的求生欲望。为了解决土地供应不足的危机，各国频繁发动战争，从春秋时期以扩张土地为重点的吞并战争演变为杀人夺地的战争。

此时商鞅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弃矿开楼”的思想，确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卖地的合法性，分配土地使农民有地可耕，并依法强制分配劳动任务。可以说，“暴政”是保证这一政策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当然这个政策救了秦国。同样，它的毒副作用和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这里就不赘述了。总之，在商鞅变法中，几乎造成了“全民崇农”的普遍意识，同时城市的商业经济也受到了压制，商人的地位一落千丈。

商人待遇不好，长期陷入“两难”

秦以后，忽视商业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主调。与此同时，虽然有所调整和变化，但商业也断断续续地经历了一些发展甚至繁荣。比如唐诗中有“客游野，家闭；问问屋里的人，尽自己最大努力做个商人。但那些句子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与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相比，它们短暂而分散。

被忽视就好。让商人更尴尬的是，很多时候，王朝并没有善待他们。他们不仅受到情诗和冷落，甚至受到压制和侮辱。在古代，要做一个商人，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夹缝中长期生存。

首先是性格；商人被称为“贾人”，由秦朝管理。一旦进入市场，三代都改变不了。政府参军保卫边境。他们是最早被送去辩护的对象，地位和罪犯差不多。当时他们出生在商人家庭，仿佛一出生就被钉在耻辱柱上，商人家庭的女人不许穿“金银锦绣”，违者弃市。汉代专门设立了“七家”，规定不享有正常人身权的人有七种，国家可以随时把他们送去流放。这七种人除了有罪的官员、亡命之徒和丈夫之外，还包括商人及其后裔。这种不平等待遇在明代依然存在，当时法律规定“一个农民的家，但一个人是商人，不允许袖纱”。

其次，商人不享有应有的政治权利。如上所述，汉初法律规定，商人不得当官；初唐时，商人被列为“贱”，规定商人不仅可以当官，还可以与士人并肩而立；宋代“工商杂”等九种人，不准入官学，不准与士平等交往，相当于切断了商人从政的途径；到了清代，出现了所谓的“红顶商人”。商人可以当官，但只能算是名义上的封号，不仅无足轻重，而且非常脆弱。

第三，经营受限。秦朝时，商鞅变法禁止商人从事粮食贸易，汉朝时甚至限制商人的活动范围，并“重税为难”。为了防止奸商偷税漏税，商人被分成五组，每组成员互相保证，互相监督。如果不报告信息，他们五个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宋元时期，商业税不仅征收率高，而且名目越来越多；明清时期，颁布“禁海令”，限制商人。

第四，帝国政府的垄断进一步打压商人。实行官办垄断体制只是历代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国家对盐、铁等战略物资的垄断是可以理解的。唐朝以后，垄断项目越来越多，包括茶和酒。到了宋代，醋、香药、明矾也被垄断。元朝加金加铜，商贾生存越来越多。

在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压制下，古代很难成为商人，其尴尬处境可想而知。

重农抑商有明显的利弊。为什么长期不能改？

如前所述，重农抑商政策始于秦朝。虽然它稳定了农业的发展，保证了统一王朝的延续，但从秦朝15年的短暂寿命来看，这一政策的缺点尤为突出。

秦始皇加大了重农抑商的力度，甚至下令迫害商人，将商人和奴隶放逐到边塞，大力推行“愚弄百姓”的政策。

但是这一步棋逃不出马尔萨斯陷阱，先帝也尝试过。没有战争消费，人口每年成倍增长，土地迅速饱和，工商业停滞，年轻人的就业需求无法解决。

没有什么是混乱的，年轻人养活不了自己，土匪横行，流民遍地，雪崩效应濒临，看似强大的秦帝国在秦始皇死后瞬间崩溃。

核心在于土地承载能力有限，工商开发不松绑，无法缓解土地压力，流离失所者缺少住房。

其次，“重农抑商”导致经济结构单一。面对重大社会危机，没有办法快速转型。

此外，“重农轻商”的实施也造成了中国古代商业文化、创新意识和科学精神的普遍缺失。

秦朝以后，各朝代对这一政策有了明确的认识，工商政策也比秦朝宽松，取消了很多对农民和商人的限制。到了汉代，文坛和赵璇中兴的盛世出现了大繁荣，但整个经济政策还是延续了“重农轻商”的做法。

即使在中国历史上最开放自由的唐宋时期，如上所述，对商人仍然存在各种不平等的打压政策。

中国古代那么多朝代更迭，需要总结前朝的教训，然后调整国策，避免重蹈覆辙。但为什么被认为相对成功的朝代和迅速灭亡的政权，在整体经济政策取向上都坚持“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

显然，这不是偶然的。要探究根本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统治者需要稳定政权。作为封建统治者，他们最怕“变”、“改”、“叛”，而商业活动必然会增加人员、财富、物资的流动，这就意味着会产生更多的不稳定因素。从根本上说，统治者对商人极其警惕。对于农民来说，就放心多了。《吕氏春秋》说“民耕简，简易用，易用则边防安，主敬”，这是应该理解的。

第二，古人认为商人有“重利轻义”的思想，与古人的传统观念相悖。《论语》说“君子以义，小人以利”，孟子说“富贵不仁政”。这些思想发展了很久，逐渐形成了深入人心的价值体系。

第三，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国地大物博。土地能够充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对物质交换的依赖度不高。自然经济占据绝对地位。

因此，中国古代“重农轻商”的传统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和地理原因。虽然利弊明显，但历代都选择了这个政策。不是统治者不灵活，而是长期陷于矛盾之中，可能用经济学家诺斯提出的理论来解释。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增长有两个目标:一方面，它通过提供产权使租金最大化，另一方面，它试图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但这两个目标往往是冲突的，即一个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国家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