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 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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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 1927年组织工人运动的刘少奇 1939年刘少奇在延安 西柏坡：刘少奇在七届二中全会上，1949年3月 1949年9月21日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政协一届会议上发言 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作政治报告 1959年4月刘少奇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后在中南海怀仁堂后草坪与毛泽东一起接见与会代表

刘少奇，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杰出领导人。

刘少奇，湖南宁乡花明楼乡潭子冲人。邵轩、魏煌，曾用过陶尚行、胡夫等。父亲刘寿生，母亲陆，6兄弟姐妹。1906-1912年在家乡私塾读书，1913-1916年在宁乡县高级中学读书。1916年夏，他去长沙宁乡居民中学读书。1917年3月进入长沙陆军讲堂学习军事。1919年就读于长沙私立育才中学。同年夏天去了北京，参加了学生运动。9月，进入河北保定高级技术预科班。1920年8月，他在长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夏天，他来到莫斯科，在共产主义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年底，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22年春回国，在中国劳动组合秘书科工作。同年夏，他出任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立即参加领导粤汉铁路工人罢工。1922年9月，他被派到安源路矿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和带领一万多名工人与李举行总罢工，并取得胜利。1923年，先后担任安源路矿业工人俱乐部代理总经理、总主任。1924年9月，当选汉冶萍总工会主席。1925年1月，他领导安源路矿工第二次总罢工取得胜利。同年5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同年年底，他在长沙养病期间，被湖南军阀赵恒棣逮捕，经各路声援获释。1926年，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1927年1月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参与领导武汉工人和市民收复汉口英租界的斗争。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5月，他担任中共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坚持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工作。1928年赴天津参加指导中共顺治省委工作。1929年赴沈阳，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领导中共东北工作，开辟工作局面。1929年8月22日在奉天被捕，被拘20多天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1930年，他去莫斯科参加红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留在红工国际的执行董事会成员。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回国，任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不久，他们不同意临时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和应该采取的斗争策略，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1932年3月，他被解除了职工部长的职务。同年冬到达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领导苏区和白区党的工会工作。1934年7月赴长汀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参加了10月的长征，是任红军第八、第五军的中央代表。1935年1月，他出席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他于1936年春到达天津，在北方局担任中共中央代表，宣传和执行了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恢复了中共在华北的组织，写了许多文章，批判了白区工作中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提出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这对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性转变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37年5月回到延安，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作了《白区党群工作报告》，系统地批判了中国共产党在十年内战中犯的“左”倾错误。由于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成绩，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到抗日前线山西太原，改组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机关为书记。坚决创造性地贯彻动员敌后群众、开展山区独立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有效地领导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山西抗日新军的创建。10月，出版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各项基本政策问题》小册子，阐明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意义和战略地位，强调了实行正确政策的重要性。1938年11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1939年1月，到达河南省确山县朱沟镇，成立中原局领导机关，部署实施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同年3月至9月，他回到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表了著名的关于马列学院共产党员培养的讲话，其中对共产党员的思想培养和组织纪律培养进行了详细论述，其中《思想培养》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对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后来，他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了《论党内斗争》等演讲。1941年“皖南事变”后，被任命为新四军政委、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他和陈毅一起领导华中军民粉碎国民党消灭新四军的阴谋，发展壮大了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1942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刘少奇交还延安。3月，刘少奇从苏北阜宁出发，途经鲁、豫、冀、陕，经过日军100多道封锁线，年底返回延安。1943年3月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自1944年5月以来，他出席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参与领导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新党章。1945年5月，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强调党章的总纲领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科学地总结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6月，他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7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根据形势分析，他主持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及时指导实施了东北“让开，占领两厢”的战略部署。1946年上半年，他主持制定了“五四指示”，指出要支持农民通过清算等手段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实现“农民有自己的土地”。1947年春，朱德、董受中共中央委托迁往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执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由任书记。7月，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引导亿万农民摆脱封建土地制度的压迫，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力量。1948年5月，晋冀鲁豫、晋察冀解放区并入华北解放区，刘少奇任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9月，他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在讲话中重点介绍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会后，毛泽东委托他继续研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成分，为七届二中全会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1949年3月，他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城市接管工作、依靠工人阶级等问题发表讲话。4月，受中央委托，赴天津考察解决新解放城市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问题。他在天津的多次讲话，调动了工人、职工和资本家的积极性，促进了天津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6月，他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为新中国的建立争取政治和经济支持，并为毛泽东后来公开访问苏联做准备。9月，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从1949年底到次年春天，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他再次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50年6月，他出席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并担任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具体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1951年春，他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提出了为共产党员争取更高条件的任务，并根据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情况，制定了共产党员的八项标准。建国前后的一段时间，对合作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系统阐述了发展合作经济的任务、原则、政策和方法，对恢复城乡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1952年10月，他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CPSU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会后，他受毛泽东委托与斯大林举行会谈，并向中共中央通报了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1953年2月，任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主持和指导全国选举工作。同年年底，毛泽东去杭州主持起草宪法时，第三次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54年2月，他主持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工作报告，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在任期间，他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制定了一批重要的法律法规和行之有效的具体工作制度。

周恩来

1955年主持中共八大筹备工作，负责起草八大政治报告。从1955年12月到1956年3月，他听取了中央和国务院30多个部门的报告，为起草政治报告做了充分准备。1956年5月，针对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的倾向，提出经济发展要实行反保守反冒进的方针，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指出革命的风暴期已经过去，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斗争的任务已经成为保障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尽快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10月，中共代表团应邀访问苏联。当时的波匈事件，让他对执政党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在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强调了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不能脱离群众的根本问题。1957年2月至4月，为响应毛泽东关于认真研究人民内部矛盾的建议，他赴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上海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进行了各种探索，肯定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群众和领导之间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1958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他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努力工作，争取上游，快速经济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会批准了这条总路线，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同年年底，邀请有关经济学家在海南岛研究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材第三修订版第二卷，探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国民经济困难严重的情况下，我于1960年4月至5月访问了河南、陕西、四川、湖北、上海等地，加深了对国民经济发展中严重问题的认识。6月，他主持召开了由各地区、省、市、自治区和一些中央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指出目前的计划过大，统计数字夸大。如果不纠正这些问题，现在一个手指的问题，以后可以改成两三个手指的问题；重点要放在了解实际情况，实事求是上。同年冬天，他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1961年3月至5月，为响应毛泽东大力调查研究的号召，他在湖南农村进行了44天的调查，并直接深入田间与农民交谈，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7月，我北上东北和内蒙古林区了解林业和工业生产存在的问题。通过这些调查研究，我们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了更好的认识。1962年1月，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向会议提交的书面报告中，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提出在经济工作中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强调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在口头汇报中，我提出了“二、三、七、七”的估计，认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成绩，不应该处处与一根手指、九根手指有关。在全国范围内，恐怕跟三指七指有关。有些地方，缺点和错误不止三个手指。至于经济困难的原因，他引用农民的话说“天灾三难，人祸七难”，全国有些地方可以说缺点错误是主要的。同年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西楼召开，决定采取有效措施，大幅度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很快取得成效，国民经济逐步全面好转。1963年，他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朝鲜等国，以促进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同年提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借鉴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经验，尝试组织全国性的专业公司管理企业，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1964年夏秋季，领导中央“四清”“五反”指挥部，专门指导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对许多基层干部造成了不应有的打击。同年夏天，他重新审视了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构想。

1965年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继续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年中，他集中精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信托运营试点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1966年3月，他访问了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5月，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通知》。6月，在他的主持下，他向《人民日报》和高等院校派出了一个工作组，很快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受到进一步严厉批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从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会后，他实际上被停职检查。1967年春天，对刘少奇的影响和批评进一步升级。夏天，他被批评了很多次。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在江青、康生主持下以伪证罪写成的《关于刘少奇汉奸、汉奸、工贼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

1969年10月，刘少奇病重被护送到河南开封。11月12日病逝于开封，享年71岁。

刘少奇在政治上敏锐而有原则；严于律己，诚实守信；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勤奋学习，善于总结经验，上升到理论。他的主要作品被编入《刘少奇选集》。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平反刘少奇同志的决议》，撤销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的指控和对他错误处理的决议，恢复了刘少奇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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