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性的张扬还是人性的扭曲：晚明纵欲主义思潮反思 是个性的张扬还是人性的扭曲：晚明纵欲主义思潮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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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的社会思潮与西方的文艺复兴相比，在规模、广度和深度上都无法与之相比。但两者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即都关注世界上的个体，倡导人性的自由，倡导人格的解放，积极追求世界生活的享受。但除此之外，文艺复兴还高举理性和科学的旗帜，强调知识、人的价值和能动性的重要性，赞美人的力量和伟大，认为人可以创造一切。正如弗洛姆所说，强调人的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的趋势在中世纪后期日益发展，同时试图构建新的社会规范。这些恰恰是明末社会思潮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的。

晚明的社会思潮把赤裸裸的放纵作为反对传统封建伦理道德价值观的思想武器。以追求自我享受和满足为人生目的，忽视人生的责任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实际上倡导的是享乐主义、放纵和极端个人主义的颓废生活方式。这与人的社会属性是相悖的。人是社会的产物，社会活动是人的价值实现、人格发展和表现的最根本的活动。随着人在社会中的成长，人的生物本能也在不断地被改造，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必然带有社会文化的烙印。弗洛姆认为，人性、欲望和焦虑都是一种文化的产物。伯纳德还认为，在高等动物中，尤其是在人类中，本能是一种退化的东西，如果不是消失的话。所以，如果说禁欲主义是人性的异化，那么晚明以放纵为思想武器的社会思潮，是对人性的又一次扭曲，而不是张扬。同时也说明晚明社会思潮对人和自我的审视仅仅局限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并没有上升到主观意识的层面。赤裸裸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情感欲望的极度丧失，曾经作为一种文化精神、一种流行的思想被表达和提倡，作为斗争的唯一意识形态武器，其消极性不言而喻。因此，晚明的社会思潮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负面影响，缺乏真正的建设性，因此也缺乏长久的合理性和基础。

任何思潮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是倡导者对社会现实的主观思考和把握。社会现实是社会思潮产生的土壤。晚明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面临的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这与之前的社会环境肯定是不同的。

自明朝中叶以来，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社会奢侈享受、过度仪式和过度制度的趋势日益加剧。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一方面，货币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迅速扩大，出现了货币辉煌、货币辉煌的局面；另一方面，深受封建礼教影响的封建官僚阶级本身，则呈现出严重的人格分；破解。虽然还是大谈封建礼教，但实际上违背了封建礼教重义轻利、立德立功立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的人生价值追求。很多官员为了攫取财富，利用自己的特权参与商业活动，甚至出现了官员与贾没有区别，贾与官员没有区别的现象。情况。随着商品经济的冲击和统治阶级自身对道德的践踏和背叛，传统道德观念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传统伦理体现为理学的禁欲主义，被严格确定为明代官方统治思想。这种以抑制人性、压抑人的欲望为特征的道德价值体系的基础是相对贫乏的物质生活，以及专制政权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严格控制。然而明末社会思潮却面临着这样一个难得的发展:经济发展，物质生活丰富。当时由于皇帝的长期怠惰，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党派斗争和朝臣之间的相互争宠，国家机器陷入了半瘫痪状态，失去了运行的有效性。此外，严党的专制权力、不断的农民起义、东北女真族的入侵、内外的纷扰使其无暇顾及思想领域的问题，为思想活跃提供了历史契机。

明中叶王守仁良知说的确立，是针对当时政府面临的危机，重建封建道德权威的努力。他提出心是理性的，心外无物，心中求理等命题。，企图把传统的道德规范从外在权威转变为成人的自然情感的内化，而他的最终目的无非是摧毁人的欲望，维护自然正义。但它把心灵提到了本体的地位，从而客观地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把整个社会思潮转向了内心的觉醒和对世界人的关注。此后，王雪不断发展，直至泰州学派。已经超出了复明教会的控制，提出了平民百姓以日常生活为途径的命题，为晚明社会思想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晚明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以自己的思考和现实选择走上了时代的前列。基本都是一些知名文人，同时也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低级官员。传统的道德规范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于是他们不自觉地时不时以封建礼教为参照系，表现出一种难以摆脱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社会生存条件下，存在着由各种情感、幻想、思维方式和世界观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都是在物质条件和应有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的。一个通过传统和教育来承载这些感受和观点的个体，会认为这些感受和观点才是他行为的真正动机和出发点。明末社会思潮的代表就是这种情况。他们对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持基本积极的态度。不同的是，他们深受王阳明心学，尤其是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自我意识脱颖而出。而他们恰恰处于明末特殊的畸形社会发展环境中。知识分子思想的敏感让他们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传统伦理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的困境及其与道德实践的巨大反差，使他们无法思考。他们需要一个能说服自己弥补传统伦理缺陷的合理解释。

李贽最早在明末揭开了社会思潮的大旗，他遥遥领先，最猛最苦，他的凶猛使他陷入了一种似乎与传统道德格格不入的境地。但他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革压抑人性和人欲的传统道德规范，在伦理道德领域为人性和人欲争取一个合法的位置。李志认为，当时现实生活的大趋势是，如淫荡好货，如勤学，如多积财宝，多买田地房子给后人，为子孙的影子求风水。世界上的一切，比如管理生产行业，都分享了它的好和共同的学习。知道并一起说话的才是真正的“你的话”。他也相信，人所奋斗的一切，根本不需要别人来教，自然会。对此他只能有一个解释:每个人都有势利感和趋利避害之心，这是人类的天性。人的内心一定是私密的，但如果无私，那就是无意的。所以他把人的私欲，趋利避害，追求快感作为整个道德的基础。他认为既然是人性，那就合理，不应该人为限制。他进一步发展了泰州学派以日常为道的命题，认为穿衣吃饭是人伦物理。除了穿衣吃饭什么都没有。世间万物皆衣饭。由此证实，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生活需要，包含了世间的一切伦理道德，道法自然如饥似渴，不能强求，也不能强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封建社会的仪式是不雅的，但真正的仪式应该是大家都认可的，顺其自然，没有办法去发现它，没有办法去应用它，没有诸侯卫士去守护它，没有量的限制无界，没有打开它的钥匙，总之，没有束缚，没有完全的自由。如果每个人都自由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每个人都会得到满足，社会自然会和平稳定。李贽看到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制，以普罗大众的价值取向为道德基础，有其进步意义。但他把趋利避害、追求快感作为人性和整个道德的基础，把它凌驾于一切社会规范之上，显然是对人性的扭曲。

无论如何，李贽可以算是一个大胆肯定和宣扬人欲的大无畏勇士。他无情地扯下伪道家的面具，让他恼羞成怒，自己最终也被迫自杀，这也宣告了与封建礼教的直接冲突。李贽之死，对晚明社会思潮的倡导者是一个打击。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凌濛初虽然都高度赞扬了李贽的思想，但缺乏李贽的气魄和锋芒，所以他们的思想表达方式与李贽明显不同。如果说李贽直接用尖锐的异端思想来对抗传统伦理，那么在他之后，则更倾向于抵制迂回，这是通过自我放纵行为本身或者借助文学形式体现出来的，大大降低了战斗的锋芒，而纵欲享乐的思想则付诸生活实践，其消极性更大。

袁宏道等学者直接倡导享乐主义思想。他们认为，既然趋利避害、追求享乐是人的天性，那么追求生活、享受生活是很正当的。他们推崇积累财富防止衰老，享受幸福防止死亡的哲学。袁宏道在诗歌中反复表现出追求快感的思想。他主张人生五大乐事，说他色极俗，声极俗，世极鲜，言极俗。厅前，厅后，宾客满座，男女招呼，烛熏，地预留，钱不足，其次是地，第二是乐；万卷书里，中国西藏，书都很少，房子边上有个亭子。亭子里有十多人。中立且相知的人，有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之高。都是曹部署的，每一本都是书。远的唐宋酸，近一代未完成的文章写完，三个高兴；一千块钱买条船，主儿一个在船上，有几个妓嫔妃，闲几个人，飘个房子。我不知道自己多大了，但我很开心。然而生活受益至今，不到十年，家庭资源枯竭。然后，乱七八糟的，出乎意料。壶艺妓主院，孤老分餐，来来去去的乡亲不要脸，其乐融融。并宣称如果一个学者有这一条，他就可以生而无良知，死而不朽。袁宏道的弟弟袁小秀，甚至在一首诗里声称，生活贵而安逸，胡却内敛。快乐是极度快乐的，感官享受很差。陶望龄的诗中也常常表达类似的思想。张岱自称是好宅，美婢，娈童，好食，好马，美灯，烟火，梨园，好主。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晚明文人大多沉溺于歌舞。袁宏道，董其昌等。不羞于谈论性，他们津津有味地谈论性。分析上述思想的本质，其实就是统治阶级的享乐主义人生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享乐哲学一直是享受享乐特权的社会名流的巧妙说法。至于他们享受的方式和内容，总是由整个社会的制度决定的，不用说是受一切社会矛盾影响的；一旦享乐哲学开始试图具有普遍意义，并宣称自己是整个社会的人生观，它就变成了空个词。事实上，统治阶级一直以来其实都很放纵自己，过得很开心，这只是他们是否敢于向公众开放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这是严重违反封建礼教道德的行为，所以是一种保密态度。袁宏道等人是文人，属于统治阶级。他们继承了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此外，历代封建文人饮酒、嫖妓等一些放荡不羁的传统，更容易让他们在面对新时代的呼唤时，感受到自己的情感欲望受到压抑。但是，他们摆脱了禁欲之后，想要被认可的无非是放纵和享受，生命的意义仅限于自我无拘无束的宣泄。所以他们在反对传统道德规范的同时，对理想生活的规划只是对过去生活方式的发挥和极端肯定，充斥着浓浓的颓废色彩，毫无清新气息。任何时候，赤裸裸的放纵和享乐主义都成为一种思潮和文化表征，没有长久的生命力。虽然对禁欲有很强的影响，但它要求一种缺乏理性、缺乏人生价值追求、缺乏人生责任的人生态度。把对感性欲望的无限追求作为人生最自然的要求和目的，显然是对人性的扭曲。

其实晚明社会思潮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对人性的极端肯定，即感性欲望的极端张扬。相信这是人们心中最真实的东西。传统伦理不应该否定人的自然欲望，而应该与俗世生活联系起来，关注人的内心感受。因此，他们把情感作为武器，提倡尊重情感。汤显祖谈爱情，冯梦龙谈真情，李志，袁宏道等。主张他们要听从内心的召唤，随大流，不要欺骗自己的内心，亲吻外面的人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文学这种在描述世俗生活中的情感欲望和心理体验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的艺术推向了时代的前沿，使晚明文学具有鲜明的世俗特征。无论是在诗歌、戏剧、小说还是散文领域，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学在倡导个性解放、要求摆脱伦理道德的束缚、肯定人的自然欲望、注重抒发真情实感等方面都表现出鲜明的一致性。

文学理论应运而生。李贽提出了童心的文学主张，随之而来的是以袁宏道为首的警校精神论的回应。这两个文学命题都强调文章要描写人的自然情感，要任性不落俗套。基于此，晚明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对通俗文学推崇备至。李贽最早表达了这一思想，并致电《西厢记》、《水浒传》，亲自批了一批作品。汤显祖、冯梦龙、凌濛初亲自参与了通俗文学的收集、整理和创作。汤显祖创作了以《牡丹亭》为代表的临川四梦，冯梦龙编辑加工了《三言》，凌梦初创作了《二拍》。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主题的现实主义巨作《金瓶梅》。这些作品都是明末这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除了对世俗生活的描写，爱情被视为自由的象征，这在晚明文学中得到了极大的渲染。然而，晚明文学不仅肯定情感，而且往往将其与欲望联系起来，往往伴随着对性行为的明确描述。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在晚明小说中，关于床的一切在当时其实都是时髦的。至于尾流，是刻意写的，专门写性交，越是自然，如果有什么疯病。特别是下层的，他本来打算说蝴蝶语，但是写不出来，就做了一本小书，出版在世界上。除了金瓶梅，还有玉娇梨、绣野史、双峰、伊春香。《金瓶梅》中有对各种社会状况、人情世故、赤裸裸地追求金钱、变态放纵情欲的描写，而其他淫秽作品则致力于对情欲的描写。这些都表明了创作者的思想取向，也表明了晚明社会思想的局限性。晚明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虽然有意识地借用了男女真情，发明了名教的假药，但他们所欣赏的男女真情大多只是男女之情。往往伴随着令人惊讶的饥渴，甚至可以说，没有欲望就不叫爱。这当然是由明末社会的特点决定的。只能说，在一个病态的社会里，把反对封建礼教，歌颂放纵情欲作为全社会的一面旗帜，是一种病态的、激进的反抗。

就晚明社会思潮中的个人自由思想而言，其主要特征是随心所欲。李志和袁宏道都明确提出了这个想法。人们认为，社会不应该限制个人的发展，人们应该按照自己的内在动力行事，成为真正的人。但是他们的思想是不能容忍的，在现实世界中也找不到出路，所以辞职退休了。尤其是李志被迫害致死后，他们更倾向于消极。又因为他们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自己阶级思想的束缚，新的生产关系还很薄弱，没有独立的阶级，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个明确的、有希望的社会前景。传统道德只给了他们两种社会取向，要么入世当官，要么生于闲适之林。而且袁宏道的性格一般是不愿意被官场束缚的，所以没得选择。袁宏道用他对陶渊明的评论来表明自己的心意，就是不是不想当官的人，不是活该穷的人，而是想当官的人不舒服，太穷的人不腻。我觉得人生苦短，不该用它来消磨我无尽的乐趣，一个字的快乐远不止名利。他试图追求的无非是等花种竹，唱诗听歌，评古玩，谈善恶山水。本质上是一种逃避社会责任，放弃自我价值追求的生活态度。诚然，他们追求个人自由的思想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他们将个人自由引向了自我的闲适和优雅，引向了不受任何限制的个人的绝对自由，进而引向了另一个极端。

总之，晚明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虽然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但却以盲目的热情将人们的感性欲望推向了极致。另一方面，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普遍找不到出路，于是选择逃避现实，摆脱生活责任，单纯追求精神满足和个人解放的道路。这些都使晚明的社会思想呈现出狂躁、自毁的极端野性与无助于现实的被动、颓废的双重合奏，因而不可避免地缺乏理性思考。所以晚明的社会思潮并不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人性的科学意义进行解释和宣传，而是由于其倡导者和历史的局限，不可能有科学的认识，所以误入歧途，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所以缺乏存在的历史基础。随着清军的入关，清朝的建立，很快就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