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为何始终怀才不遇呢？其实是他不适合当官
古代文化探索者公元755年，杜甫被任命为河西县尉。从这一年开始，到765年，他请求从严武幕府中除名。在这十年间，杜甫断断续续做了几次官，但每次都很短，总时间加起来不到两年。
我们不应该只问:杜甫为什么不能当官？即使很难得到一个小官员，为什么不能长久？有政治动乱等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杜甫本人。说白了，他根本不是官员。
首先，杜甫没有当官的能力和基本素质。在这一点上，许多美化杜甫的人喜欢把他的诗“以君尧舜，然后使风俗纯洁”，仿佛只有给杜甫一个平台，他才能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在仕途上，杜甫没有做出像样的成绩，相反，他甚至缺乏基本的工作素质。由于性格懒散，杜甫往往不愿意干实事，朝廷任命他为河西县尉，可以说是他造福一方百姓的大好机会，也符合他的理想。但由于远离北京，条件艰苦，他拒绝上任，宁愿做一个负责北京仓库的小官。这样，我不仅可以呆在北京，还可以清闲地工作，有足够的时间和朋友喝酒聊天。后来有人替杜甫辩护，说他不去河西上任是不想当鱼民的官。这真是废话。在这一点上，杜甫本人是爽快的。他在诗里直白地说，不去河西，就不想去那里“受罪”。甚至作为一个掌管仓库的官员，过了几天，他觉得无聊，写了一些牢骚诗，意思是他怎么能做这样无聊的事情？所以上任没几天就先去走亲戚了。
杜甫在严武幕府工作时极度抑郁。自然，错不在严武，而在杜甫本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严武对杜甫关怀备至。杜甫在成都草堂时，严武隔三差五带着酒肉来看他。他一方面害怕杜甫的孤独，一方面又为他改善生活。严武在成都当过两次官。第一次是761年底。吴言被任命为成都知府和神医，并填补了我们的时间博。然而，四个月后，他被召回长安担任太子客和神医。第二次是764年，严武去成都当成都知府，我们的时代是博，杜甫去严武幕府工作。当然，这是严武努力说服他的结果。他真的不认可杜甫的生活方式。他认为杜甫应该出来做点事，挣点钱，养家糊口。严武大概没指望杜甫在工作上有多大成就，只是想找个机会给他发工资。杜甫一进入具体的工作状态，马上就变得很情绪化，满腹牢骚。他后来以生病为借口辞职了，这也是事实。他当时患的是风痹，大概是现在脑血栓之类的。上班坐了很久，全身都麻木了，但这远不是他坚决辞职的真正原因。
真正的原因大概有两个:第一，他和同事关系不好。可笑的是，他还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在诗里一时失意，不在乎那些小人的大人物；第二，他觉得在严武手下工作没面子。过去，严武支持他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是朋友，现在他是上下级。从严武收钱的性质不同，这伤害了他的自尊。有一次，他甚至和严武吵架了。匆忙中，他骂了严武一句:你爸爸怎么会生了你这样的儿子！可见他有些恼羞成怒。所以，他不得不辞职。当严武发现没有办法时，他同意了。
其次，杜甫在作品中没有最低原则。杜甫任左期间，朝廷发生了著名的“方毅事件”。方毅世代为官，在苏宗朝也是宰相之官。但他是一个善于慷慨陈词却不实际的人，对政务视而不见，终日沉溺于谈论佛教的因果和道教的虚无。安史之乱爆发的冬天，他率领军队与叛军作战。因为不懂军事，性格倔强，一战在咸阳东陈涛全军覆没。苏总只是方毅的官员，他要惩罚方毅的罪行。说这个处罚没有错是有道理的，但杜甫不这么认为。他是方毅的朋友，非常欣赏方毅，认为方毅是一个“圆熟的儒家”。现在方毅有麻烦了，应该站出来。所以他写了一封信为方毅辩护，说方毅不应该因为他“罪小功大”，攻击方毅的都是卑鄙小人。杜甫措辞强硬的劝谏书，激起了苏宗的愤怒。苏总下令审判杜甫，幸好被朋友救下。之后，苏总见了杜甫很恼火，给他放了探亲假，把他从身边打发走，然后干脆把他流放到华州。
“方毅事件”给了杜甫一个教训，让他很小心，以至于当真的有人冤枉他，让他说话时，他沉默了。苏宗在凤翔时，凤翔经常发现间谍，一个叫武玉的官员在处理间谍案件时会仔细分析和区分黑白，从而得罪了权贵，被苏宗流放到潭州。杜甫本应该为武玉辩护，但他不敢多说一句话。后来，当他途经武玉的故乡两当去武玉的空住处时，被良心深深谴责，写下了一首自我谴责的诗。
第三，杜甫对工作极其不负责任。杜甫就任华州刺史时，关中大旱。作为一名地方官员，杜甫没有抗旱救灾。然而，三个多月后，他离开了，甚至没有成为一名官员就去了周琴。当然，杜甫弃官的原因有很多。当时“方毅事件”的残线还在。杜甫可能听到了一些对自己不利的谣言，只是因为害怕而放弃了官位。但是，无论如何，足以说明杜甫作为一个官员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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