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後半生”——藏书的价值和故事 “书的後半生”——藏书的价值和故事

《书的后半部分》——藏书的价值与故事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书籍是用文字、图片等符号在不同的材料上记录各种知识和思想的载体，是人类积累各种知识、经验和思想、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如果说“书的前半部分”是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类的认识、思考和感知的反映，那么“书的后半部分”就成了读者和藏书家的事。书籍一旦产生并迅速流通，无论是手稿还是印刷本，都不是作者个人的知识和感悟，而是成千上万人的化身，在传播知识的过程中转化为社会力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出版的书籍变成旧书，或者因为内容过时或者出现新版本，旧书的可读性减弱，而文物增加，逐渐演变成藏书，这是书在后半生最精彩的蜕变。

南宋临安书局中的丁毛寄

为什么要藏书？

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更新的知识和经验无疑会取代以前的书籍。所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天灾人祸，虫灾水火，战火纷飞，一些曾经存在的书籍稍有不慎就会丢失。现存古籍数量远远覆盖不了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浩如烟海的文学。比如先秦文献《论语》、《荀子》、《管子》中曾经引用过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现在已经失传了。连六经之一的乐也是看不见的。如果是孔子整理的乐经，春秋战国时期自然淘汰，因为被耳朵吃了，太注重礼制的等级。不仅如此，一些有价值的著作，如与现存《黄帝内经》并置的《黄帝外经》，三国华佗的医书《清囊书》等，也都失传了。《秦始皇史记》记载先帝焚书，李四的奏章说得很清楚:“不去者，药卜种树。”也就是说，医学、农业等方面的书不包括在烧书之内，现在先秦这些方面的书都没有了。再比如元代的张敖，字大山，四川道江人，人称道江先生。他是《元史·文艺志》所载张琦文集的作者，但原著已久不存在。只有《元儒武成吴文正集》中有《江岛文集序》。张骞作为江宁的一名学官，将朱子的《薛敏》传入江淮后又传入中原，为建立元明五百年后朱Xi的理学作为中国正统的官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于是，他和大文豪吴成被列入三圣堂供奉。这样一部重要的理学和儒家著作，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书籍是国家和民族的盛典，融合了科学文化、法制和人文精神。因此，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书籍都被列为最高保护和收藏项目。比如考古学家在美索不达米亚发掘了公元前3200年左右苏美尔人创建的楔形文字图书馆。例如，在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基士城，发现了巴比伦王国的国家图书馆。再比如亚述王巴拿巴的图书馆，被夹子发现，里面有大约25000块泥板。再比如昆兰发现的古希伯来卷轴，叫死海文书，写在加工过的羊皮上，也叫羊皮书。还有亚历山大图书馆，建于公元前4世纪的埃及。它和描述古埃及金字塔的希罗多德的《历史》等古代七大奇迹一样著名。它“收集世界各地的书籍”，梦想实现“世界知识库”。它曾被称为人类文明的太阳。中国古代国家图书馆的藏书至少是在周朝建立的。《庄子天道》说“孔子藏书在周室”，可见周朝图书馆藏书的存在。有了书籍的保护和收藏，就有了藏书和古籍。藏书已经成为世界各民族长期存在的共同文化现象。

人类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从哪里来，想去哪里？书会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当然考古发掘的分析报告也会回答这个问题，但这是被动的、无意识的，必须通过科学分析才能知道。书积极自觉的回答这个问题。古代文学的精华还存在于我们的血液里，可能是汉学。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书，国学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孔安国发现隐藏在“鲁比”中已久的中国古书《尚书》，怎么谈得上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研究中争议最大的中国古代经典与现代经典之争？

保护和收藏书籍，就是保护和珍惜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智力精华。

商鞅梁

如何确定藏书价值？

藏书的价值取决于古籍的“三性”。

首先是文物。古籍，尤其是好书，本身就有历史遗迹。在国家文物政策法规中，对文物的低龄化有明确的规定，包括绘画、瓷器杂品等。，而年初定为1795年，也就是乾隆前60年。但那一年，国家文物局郑振铎先生和相关专家对古籍的保护和重视做了更严格的规定。下限是19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之前，比其他文物的下限晚了一个多世纪。基于此，制定文物出入境限制标准，意在严格保护国家图书文献。现在随着时间的变化，下限已经延长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

国家图书馆对古籍善本的时限要求相对较低。要求是在乾隆六十年前印刷出版古籍，除了手稿校对。对于那些宋元古籍，无论残缺不全，都是珍本。这对古籍善本的整体收藏具有指导意义。如南宋时期葛的《丹阳后记》，曾被国家列为一级文物。

葛仲胜，江阴人，南宋官员，诗人。进士出身，曾为礼部袁外郎当官，郭子为湖州周知献酒。著有《丹阳集》80卷，《后记》20卷。已经迷失了。从明朝永乐大典开始，清朝乾隆四库官员共编纂了二十四卷《丹阳集》，其中包括七卷诗集。但《丹阳集》八十卷本和《后记》二十卷本是否有宋代刻本，则完全不得而知。现有国家书目无记载。这个“后稷”没有叶子，证明不仅“后稷”已经印刻，而且“丹阳”也应该印刻。在这本书的扉页上，还有“朱亮”的题字。根据宋代刻书资料，还参与刻了之子的诗集《桂》十卷。这本书是南宋福州地区的一幅版画。由此可见，朱亮是南宋江西地区著名的雕刻师。在古代，雕刻工作通常受到活动区域的限制，所以这件后记也应该是在福州地区雕刻的。此外，清末民国古籍校勘收藏大师傅增湘先生在其《藏园书目录》中记载，“此书在宋代刊叶《丹阳后记》中有数叶，自元明以来未刻”，说明此叶原是清代阁库之物，与“八千麻袋”同散。很少有一张纸能透露这么多信息。堪称天下孤儿，其文物文献价值属于一流，毫不夸张。

其次是纪录片。这是书籍的共同属性，取决于其中包含的知识和思想的总和，具有独特性和创新性。即使是新出版的书籍，也有文献价值。

最后，艺术性。古籍的雕版印刷是由现有的书法家书写，然后由雕刻家雕刻而成。所以每一本雕版书都是书法家和雕塑家完成的艺术品。比如宋代学者细心的《草窗韵》，据说是小心翼翼地写在板上的，字迹很美。直到800年后，著名书法家沈才看到它，并称之为“妖书”；学者叶称之为“尤物”。元朝时，赵萌用书法写下了“道德珍宝”。清代王世贞写《渔阳山人精粹》，刻于康熙三十九年。这是王渔洋著名书法家林佶的手书。此外，清代康熙、雍正时期的著名画家金农对北宋刻本有着特殊的感情，即他重视这些文字大多是北宋僧人所写，古拙的书法极具感染力。

古籍中最直观的艺术性就是插图、版画、图集。明代万历年间的徽派、金陵、杭州版画，线条严谨，人物生动，足以称霸世界艺术林。与此同时，“时竹斋剑谱”和“罗璇边古剑谱”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印刷技术被印刷出来，至今令人叹为观止。

所有的书籍、文物、文献、艺术品都可以称之为收藏中的珍本。

陈介祺给吴昀的信

藏书的魅力在哪里？

《书的后半部分》很有意思。一面可以用来阅读，或者作为参考书，另一面可以收藏。对于古籍来说，大部分都有新印刷的书籍可以阅读，而真正的古籍更注重被收藏。对于专门的藏书家和藏书家来说，他们可能不是学者，也不是研究方面的专家。他们真的是兢兢业业的藏书家，也有无穷的功德。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乾隆皇帝的收藏故事。

故宫清宫旁边是昭仁殿，那里有一个不起眼的房间，就是乾隆皇帝的藏书，里面全是漂亮的东西。乾隆御笔匾铭文。乾隆在这里汇集了藏书中最好的部分，编纂了藏书目录《丁天禄琳琳王书目》。可惜乾隆退位后，嘉庆二年清宫不慎起火，影响了天禄美景。这里共收藏珍贵图书439本，其中宋版7l本、元版85本，以及应松、明版等多本被焚毁。乾隆在世的时候，嘉庆皇帝非常尴尬，下令重建天禄。但是大殿可以重建，文物古籍却不能重建。于是我在宫内四处搜寻，拼凑出宋、辽、金、元、明、五代的优秀图书663部，其中宋版241部，名为《天禄继狱》，均为《郎信·郎爱宝鉴》，并命彭等人抄前作，编《天禄书目补编》20卷。天禄的继监藏书声称没有雕刻。事实上，天禄在《连续统》里的藏书全是鱼。其中，宋代所谓的《尚书详解》、《配》、《帝学》，都是假装宋版的清代版本。更有甚者，前两版甚至有乾隆御笔题写的诗句，成为后世的佳话。

虽然乾隆的收藏很可笑，民间学者看不出来，但天禄的收藏作为一代民族收藏符号，其文物地位和价值是其他书籍无法替代的。更有甚者，乾隆的收藏毕竟保存了一些珍贵的文献，比如袁茶陵龟山书院的刻本《孔。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难得的好书，除了本身的文物和艺术价值外，其在漫长流传过程中的传奇经历，无形中又增添了它的故事色彩。文物的价值可以参照比较标准来衡量，而传奇故事所赋予的附加值是不可估量的。正如天禄掺入狱中的清版《玉佩》、《地穴》与民间版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它附加了那么多故事，早已使甘龙的收藏羽毛，成为一段历史的重要文物见证。

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都是福本，一定有传说中的经历和故事，是后半部陆续补充的文化内容。这样，收藏古籍就是收藏人类积累的厚重历史，这就是藏书的迷人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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